趙毅敏

1904年1月5日生於一個書香人家。趙毅敏的童年，是在滑縣城南一個偏僻的農村小鎮牛市屯度過的。

1909年至1917年，趙毅敏先在本村讀私塾，以後又到縣城讀書。在這種雖十分單調，卻在學習中不時能夠獲得鼓勵的環境裏，趙毅敏結束了他的童年生活，準備報考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

辛亥革命後，特別是1915年《新青年》創刊後，新思潮在中國迅速傳播。留學歐美，學習歐美等國家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成為青年學子追求的目標。趙毅敏考上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後，在他的眼前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趙毅敏這些豐富的人生經歷中，河南大學五年的學習生活，卻是他事業的真正起點。

1922年由開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考入河北大學。

1924年繼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之後赴法勤工儉學。

1925年因參與聲援國內五卅運動被捕入獄，在獄中加入了共青團，1925年冬被驅逐出境，經德國輾轉來到蘇聯東方大學，與羅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讀書。

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轉為共產黨員。

1926年7月轉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哈爾濱、上海、奉天等地從事革命工作，先後任滿洲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駐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代表兼政委，莫斯科東方大學第八分校校長，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解放日報》社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科科長、秘書長兼延安大學副校長，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冀察熱遼聯合大學校長，北平市委宣傳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中南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中聯部副部長兼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副會長。趙毅敏是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黨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

1928年底他要求回國，先在東北綏芬河共產國際地下交通站工作，以劉老闆的身份在當地開設小店，專門負責接送來往蘇聯的中共幹部。

1930年赴瀋陽出任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長。

“文化大革命”中趙毅敏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迫害。

1967年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直至“四人幫”垮台後才重新出來工作。

1979年黨中央對趙毅敏予以徹底平反。此後他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兼秘書長。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後歷任黨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為國家的各項建設嘔心瀝血。

1931年9月18日深夜，趙毅敏和滿洲省委的戰友，從廣播中得知日本帝國主義開始明目張膽地佔領奉天等地，他們立刻意識到：空前的民族災難已經降臨到了中國人民的頭上。趙毅敏代表省委連夜起草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武裝佔領，史稱《9·19宣言》，是中國共產黨發出的號召中國民眾進行抗日鬥爭的第一篇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武裝佔領。趙毅敏懷着滿腔怒火，在宣言中驚呼：“工農兵勞苦羣眾們：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將奉天、營口、安東、撫順、遼陽、海城、鐵嶺、長春，還有許多別的大小城鎮完全佔領了，這是何等驚人的事件啊！”宣言一針見血地指出：“9·18”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實現‘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採取的行動，這一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更有力的統治滿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滿蒙成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滿蒙為根據地積極進攻蘇聯與壓迫中國革命的政策”。宣言同時把矛頭指向了國民黨反動派：“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能佔領滿洲，完全是國民黨軍閥投降帝國主義的結果，所謂‘忍耐’、‘鎮靜’、‘莫給人以可乘之機會’、‘和平以示奮鬥’等等所謂策略及其極力壓迫一切反帝運動的行動，必然要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更急進的更肆意無忌憚地來佔領滿洲！”宣言要求工農兵羣眾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並揭破敵人的無恥欺騙，堅信“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夠將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宣言還根據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提出了“罷工罷課罷市，反對帝國主義佔據滿洲！”“發動游擊戰爭！”“反對白色恐怖——屠殺、監禁！”“打倒帝國主義！”等17條行動口號。第二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州宣言》。趙毅敏此前所起草宣言對形勢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策略和政策，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宣言的基本精神。趙毅敏連夜疾書的宣言顯示，作為一個20多歲的革命者，他已具有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鋭的判斷力。

“9·18”事變後，奉天的鬥爭更為嚴峻，日本憲兵公開在大街上盤查搜捕行人。同年11月22日，趙毅敏在奉天被捕。日本憲兵把他帶到東城憲兵分遣隊地下室，扒掉衣服，灌涼水，夾手指，抽鞭子，面牆長時間站立。趙毅敏當時心裏想：敵人嚴刑逼供，就是要讓一個革命者彎下腰去。他咬牙頂住，挺起了自己的胸膛。由於叛變革命的原省委宣傳部秘書的指認，趙毅敏被判處5年徒刑。年輕氣盛，一身是膽的趙毅敏，由此在獄中開始了與敵人新的周旋和鬥爭。入獄的當天，趙毅敏就用大義凜然的鬥爭精神征服了獄頭（犯人中的頭目）。當趙毅敏一進看守所的監房，手中還提着小包袱，剛把身體靠着炕沿的時候，一個獄頭很嚴厲地問他：“你也不問問，就往炕沿靠，炕沿是木的，木能生火，小心燒着你的護眼毛。你是打什麼官司的？”趙毅敏聽到他這種粗魯蠻橫的口氣，也就不客氣地説：“告訴你，你也不懂！”獄頭説：“嚇！我這裏什麼官司沒有見過？”“是共產黨官司。”趙毅敏沒好氣地回答他。獄頭裝着什麼都懂的樣子：“啊！共產黨咱可見過的，我認識吳振明，我倆一起蹲過監號，他是我的朋友，你是共產黨也是我的朋友，把行李拿過來就睡在我的身邊吧！”對趙毅敏的態度馬上來了個180度的轉變。

1934年7月出獄後，趙毅敏改任中共滿洲省委常務委員、組織部長、抗日聯軍第3軍政委，奔波於已經淪陷多年的東北大地，參與領導東北地區的抗日遊擊戰爭。同年11月，省委派趙毅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到趙尚志任司令的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工作，兼任支隊政委。哈東支隊的前身是珠河反日遊擊隊，它是1933年10月建立的，隊長是趙尚志。由趙尚志領導的珠河游擊隊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指引下，得到了廣大人民羣眾的擁護，有許多農民、工人、學生前來參加這支隊伍，部隊發展很快。當時，趙尚志與珠河中心縣委一些同志在對待省委關於反“討伐”鬥爭的指示有些意見分歧。趙毅敏到珠河(今尚志)與縣委接上關係後，即開始調查瞭解情況。正趕上趙尚志帶領隊伍在外邊活動，不在珠河，趙毅敏就先着手解決縣委的問題。不久，趙尚志帶領隊伍回來了，趙毅敏同他們連續開了幾次會，把問題全擺了出來。那時，鬥爭十分緊張，敵人不斷前來“討伐”。有一天，支隊領導正在開會，日偽軍就來“圍剿”，他們在山頭上與敵人一直打到半夜，才衝出包圍圈，轉移到別處。戰鬥結束後，又繼續開會，雙方都充分發表意見後，趙毅敏感到趙尚志與地方黨委之間矛盾的焦點是在如何執行省委決議這個問題上。當時省委由於受“左’’的路線影響?，在所作出的粉碎敵人冬季“大討伐”的指示中，曾不切實際地提出“不讓日‘滿’匪軍侵入游擊區域一步”，並作為反“討伐”鬥爭的中心口號。縣委一些同志主張要堅決執行省委這一決議，但趙尚志持不同意見，認為這做不到。他提出應比較實事求是地、靈活地執行省委決議。因此；省委就批評趙尚志右傾，而那些堅決執行省委決議的同志也由於完不成任務而遭到省委批評。通過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認為在當時，由於敵人數十倍於我，“不讓敵人進入游擊區一步”是不切實際的。因此，省委決議是無法實現的。後來，趙毅敏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給省委寫了報告，指出應尊重趙尚志同志的意見，省委也同意了。1935年1月趙毅敏兼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後改稱東北抗聯第3軍)政治委員。1935年初冬，趙毅敏奉命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7次代表大會，他在珠河工作時間不長，只有兩個多月，但努力致力於糾“左”，對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有力地堅持抗日鬥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會後，他的名字正式由劉昆改為趙毅敏，出任蘇聯東方民族殖民地問題研究院第8分校校長，負責培訓中共高級幹部，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更年輕的革命者。他曾與李立三、吳玉章、陳雲、滕代遠一起給學員授課，還曾動員李立三自講“立三路線”，被後人傳為佳話。1938年底，趙毅敏向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負責人任弼時提出要求，請求回國參加如火如荼的抗日鬥爭，1939年1月經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回到延安。從此，趙毅敏便在毛澤東的教誨和關照下開始工作。

1938年10月，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發起成立魯迅藝術學院。魯藝是一個培養各類藝術人才的學校，設有文學、音樂、美術、戲劇四個系，還建立有研究室和實驗話劇團。趙毅敏遵從毛澤東的指示，出任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在主持魯藝日常工作中，趙毅敏特別注意做好知識分子工作。他支持、幫助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入黨，是當時流傳於魯藝的一段佳話。1939年2月，詩人光未然（張光年）率領重慶的軍委政治部抗敵演出隊第三隊來延安演出，於突破敵人圍攻時折傷了左臂，在延安地區醫院住院治療。音樂家冼星海常去看他。詩人和音樂家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一個激情滿懷地寫詞，一個夜以繼日地作曲，珠聯璧合，巧奪天工，終於在窮山溝裏誕生了中國藝術史上的絕唱：《黃河大合唱》。5月11日，《黃河大合唱》作為魯藝建院週年慶祝活動的重頭戲正式公演。演出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這部史詩性的作品，出現於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如郭沫若所説，它為抗戰發出的怒吼，就像暴風雨中的浪濤一樣，震撼人的心魄。創作上取得了成功的冼星海在政治上選擇了共產黨。1939年5月15日，他給魯藝黨的負責人趙毅敏送上《自傳》，詳細地敍述了自己思想的發展過程，表達了加入共產黨的願望。趙毅敏對冼星海的入黨要求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深知：知識分子同樣是學校的主人。在一所學校裏，必須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為知識分子發揮聰明才幹創造條件。趙毅敏和冼星海促膝談心，給冼星海以熱情的鼓勵，在艱苦的環境裏使他感受到了組織的温暖。冼星海對趙毅敏説：“你不搞文學，專門搞政治，對我們沒有偏見，我信任你。”6月14日，在魯藝黨支部會議上，趙毅敏、徐一新向冼星海介紹了入黨手續和入黨條件，根據本人的要求，黨支部一致通過冼星海入黨。此後，冼星海在創作上取得了新的成績。

1939年11月底，趙毅敏調離魯藝。在此之後，他仍一直在文化、教育戰線工作，如擔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解放日報》社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科科長、秘書長兼延安大學副校長等職務。1943年以後，秧歌運動在延安形成了熱潮。1944年，趙毅敏帶領楊家嶺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當時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楊家嶺秧歌隊和當地農民的秧歌隊打成一片扭秧歌，受到毛澤東主席的重視。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專門談到這件事。他説：趙毅敏領着楊家嶺秧歌隊到安塞扭秧歌，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陝北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説明知識分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趙毅敏當時是中央直屬機關參加“七大”的代表，親耳聆聽了毛澤東的報告。在此後的革命生涯中，他更加自覺地諦聽羣眾的呼聲，做勞動人民真正的公僕。直到2001年，在全國優秀共產黨員代表座談會上發言時，他還強調：只有與人民羣眾保持血肉相連的緊密聯繫，共產黨才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語重心長，耐人深思。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做出戰略決定：派大批幹部到東北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趙毅敏奉命第一批出發。他回憶説，當時由林楓帶隊，浩浩蕩蕩，翻山越嶺，人們騎馬、騎驢、步行，連夜行軍，一口氣趕到了古北口。這時，隊伍接到中央電報，要選一名有獨立工作能力，懂俄語的幹部留下來，擔任和當地蘇軍的聯絡工作，並負責把後續的幹部安全地送到東北。趙毅敏被留在古北口擔負這一工作。

接送赴東北幹部工作結束後，趙毅敏於1946年任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常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兼冀察熱遼聯合大學校長的職務，參加東北解放戰爭，直至全國解放。1949年進入北京後，他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主任，在這一時期，中南局面臨着許多任務，土地改革、工商業改造、抗美援朝、清剿匪特、鎮壓反革命、恢復國民黨潰退時破壞的鐵路、橋樑、工廠等重要設施等等，工作千頭萬緒。趙毅敏同志作為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核心領導成員之一，曾付出了巨大的勞動。與此同時，他寫了大量關於民主建設、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等方面的文章，在當時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中不少內容曾發表在《長江日報》等報刊上。趙毅敏同志在中南局的工作，是他在半個多世紀革命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篇章。

1954年夏，中南局撤銷，趙毅敏調任文化部部長、中共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兼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被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在每個崗位上，他都表現出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坦蕩胸懷和忠誠。趙毅敏解放後參加國際活動的時間最長。分別協助王稼祥、陳毅工作，有時還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工作。他的主要職責是負責中國共產黨與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友好交往。1956年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蘇共牽頭，以一批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名義出版一份理論雜誌《在和平和社會主義旗幟下》。中共中央領導人雖然認為當時國際共運已顯示出尖鋭分歧，辦一份刊物不僅不可能起到推動各國革命運動的作用，還有可能成為蘇共從理論上控制兄弟黨的工具，但是，為儘可能維護國際共運團結的大局，中共只好表示同意創辦這個刊物。1957年，世界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在和平和社會主義旗幟下》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由各國派任。蘇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擔任副主編，趙毅敏向中央建議，鑑於當前國際共運的複雜情況，以擔任編委為宜。中央採納了這個建議，遂向蘇共作了通報。毛澤東親自指定趙毅敏為中國委員，常駐編委會。1958年3月7日至8日，雜誌創刊會議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19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派代表參加了會議。趙毅敏隨中聯部部長王稼祥參加了會議。

1958年6月，趙毅敏和夫人凌沙等六人先後乘飛機前往布拉格赴任。果然不出趙毅敏所料，每逢編輯部開會，都要發生理論上的爭論，內容之廣，幾乎涉及到每一篇擬發的文章。而蘇聯主編作風霸道，自作主張，常常引發論戰。如中國的文章不得出現“人民公社”的提法，他們認為蘇聯沒有先例，不屬於他們認定的所謂社會主義的範疇，只讓提“大合作社”。當時，趙毅敏始終旗幟鮮明，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堅定立場。在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步不讓；在非原則問題上，儘可能尊重兄弟黨同志的意見，贏得了許多兄弟黨的尊敬，在實際中起到了副主編的作用。1961年蘇共22大之後，國際共運發生更大分歧，中蘇關係更加惡化。蘇共對《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控制得更加肆無忌憚，甚至編髮了攻擊兄弟黨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趙毅敏的名義致函雜誌編委會，指出，鑑於該雜誌已淪為蘇共破壞國際共運團結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對該雜誌負任何政治和道義上的責任。不久，先期回國的趙毅敏電示所有中國編輯人員撤回國內。

1962年，先後有5個國家召開共產黨代表大會，中共中央派中聯部兩個副部長伍修權、趙毅敏分別出席會議。意大利共產黨召開黨代會時，只邀請中共派一人出席會議。中共中央派趙毅敏出席了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大會。會上，對於一些人煽起的反華合唱，趙毅敏孤身一人，據理抗爭，捍衞了中國共產黨的尊嚴和榮譽。事後，毛澤東讚揚趙毅敏、伍修權是：“趙再見”獨戰羅馬國，“伍泰然”五闖惡狗村。此後毛澤東還寫下了“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的著名詩句。

妻子：凌莎 ^[2] 

兒子：趙戰生 ^[2] 

在趙毅敏家中的客廳裏，懸掛着著名畫家何香凝贈送給他的大幅梅花畫卷。畫中題詩云：“南國有高枝，先開嶺南梅，臨風高挺立，不畏雪霜欺。”趙毅敏是一位傳奇人物。他一生多次身處險境，三入牢獄，臨危不驚。何香凝老人的詩句，準確地概括出了這位國務活動家內在的人格魅力。

趙毅敏同志於2002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他在自己的傳奇一生中始終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忠於革命事業，體現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革命精神。他的革命業績將永遠受到後人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