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志華

1964年1月21日，趙志華將裝甲第一師所有隊職以上幹部召集在基地大集合場，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訓話，聲稱，國際形勢日益對台不利，當局官員無力處理外交問題，須大力整頓，裝甲部隊應負有“保國衞民”之責，掃清蔣介石身邊的“壞人”，“保護蔣介石”等。 ^[2] 

主要內容為：“一、國際形勢不利於台灣當局，世界各國爭相討好共產黨，外交有陷於孤立的危機，當局官員沒有處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提倡‘兩個中國’的論調。二、高級軍事將領，只顧自己生活享受，不顧部隊生活。身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蔘軍長’的周至柔，養的狼狗每月吃的東西比一個連的伙食費還多。社會上進行的‘台灣小姐’的選拔，無異鼓動奢靡生活，也淪為高官子弟追逐的對象。三、裝甲部隊是軍隊精鋭，也曾是戍守台北市的‘御林軍’，理應挺身而出。” ^[3] 

“副司令”滿懷激情的演説，台下人聽得瞠目結舌。趙志華見反映冷漠，又高喊“誰敢跟我去？”還是沒有迴音。他又掏出手槍，對空開了兩槍，再叫“誰敢跟我去？”台下終於有了反應，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隊列，高喊：“副司令説得對，我跟你一起去!”隨後是一位軍內特務、“政工少尉”張民善也走上講台，表示願意追隨“副司令”，以接近趙志華。就在趙志華表揚二人的同時，張民善一把抱住趙志華，一邊高喊：“抓起來。”在一些人的配合下，把趙志華制服。操場上的部隊官兵在師長徐美雄的指揮下，開回各自營區。 ^[3] 

趙志華被抓時，湖口基地外面已是天翻地覆，亂作一團。就在趙歷時一小時餘的演講之初，基地執勤人員聞聲不對勁，就已逐級上報。當裝甲兵謀反的消息傳到“參謀總部”時，“參謀總長”彭孟緝、“陸軍”總司令劉安祺不在台北，事實上已經接替梁序昭為台防務部門“副部長”的陸軍二級上將蔣經國在接到報告後，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陸軍及裝甲兵進入各自臨時陣地，隨時準備阻擊任何北上的坦克和裝甲車。如阻擊不成，則炸燬台北市西南面的“中興”、“中正”、“台北”等大橋，以確保台北市乃至台灣當局、“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的安全；同時命令桃園、台中機場的空軍機羣進入戰備狀態，隨時準備配合陸軍阻止叛軍；還因“裝甲兵總司令”郭東暘不在青東崗總部，命令“參謀長”金仲臣和“政戰主任”武宦宏坐鎮，並由前“裝甲兵總司令”、現“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蔣緯國負責聯繫和協調。 ^[4] 

不到兩小時，已經確證僅是趙志華一人口頭兵變，而非裝甲兵謀叛，事態很快平息，沒有形成武裝衝突。 ^[4] 

趙志華被捕後，立即移送軍法審判，以“叛亂”罪嫌起訴，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涉嫌軍官約30人左右，分別處以1—5年有期徒刑及記過、調職等處分。1982年趙志華因病保外就醫，1987年去世，時年65歲。湖口事件發生後，使原“裝甲兵司令”、時已調任“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校長”的蔣緯國受到牽連，蔣緯國曾為此“自請處分”。 ^[2] 

蔣緯國在後來評價此事時説趙志華是“動機單純，方法錯誤”。關於趙志華留下的疑點是：他身居高位，官階不低，為何干此類既無成功把握，又有殺頭之險的政治遊戲呢？綜合起來説，關於“原因”不外乎有：一是升遷不成，如他昔日的部屬郭東暘在1963年1月蔣緯國離開“裝甲兵總部”後，接任“裝甲兵司令”，“趙副司令”當然不服氣；二是買住房向官方借錢未準，有怨氣；三是郭東暘並不把這個“老副司令”放在眼裏，趙志華雖為“副司令”，可實權全在郭手中，心中難免有不滿之情；四是對上層腐敗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他過高估計自己在舊部“裝一師”中的影響，以為只要振臂一呼，就會追隨成羣，坦克、裝甲車就會浩浩蕩蕩殺向台北，貪官污吏就會束手就擒。所以在毫無組織準備、沒有聯繫一兵一卒、也沒有調查摸底的情況下，臨時、突然發表演説，進行煽動。可講演剛完，自己也成為階下囚。對以上一切，趙志華在獄中所寫的《湖口兵變真相》手稿中曾加以詳細描述，可惜的是隨着他的病故，手稿也已丟失。 ^[5] 

“湖口兵變”嚴重牽涉到蔣緯國。對蔣緯國的影響程度，取決於他與裝甲兵和趙志華的“不正常”關係到什麼程度。人所皆知，蔣緯國曾把“裝甲兵”當作“第二生命”。在台灣國民黨的裝甲兵發展史上，他是個重要人物，曾一手完成了裝甲部隊逃台後的恢復、整編、發展工作。在“湖口兵變”前國民黨退台15年，他當了10年的“裝甲兵司令”，大大超過了國民黨軍界各軍事主管負責人任期兩年的規定。 ^[6] 

蔣緯國以蔣介石之子的身份，長期經營裝甲兵，“裝甲兵部”成了他一人獨霸的勢力範圍，他人不敢染指。甚至無處不到的蔣經國在“湖口兵變”之前也從未跨入裝甲兵營區一步。裝甲兵內部的人事關係、軍官晉升都是以“司令”為中心，唯蔣緯國的意志行事。鑑於這一現實，“湖口兵變”後，蔣經國直接指導裝甲兵的清理、整頓，名為清除趙志華的影響和勢力，實為把蔣緯國建立起來的勢力範圍一網打盡，裝甲兵從此轉到蔣經國的門下，蔣緯國和裝甲兵的關係就此結束。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