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恆

乾德六年（968年）十二月二日（12月23日），趙恆（初名趙德昌）生於東京晉王府內 ^[135]  ，是宋太宗趙炅與真定人李氏（後被追諡為元德皇后）所生的第四子（也是太宗九個兒子中的第三子）。他幼時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時，喜歡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宋太祖趙匡胤喜愛趙恆，將他養在宮中。 ^{[1]  [86]} 

太平興國八年（983年），趙恆被授為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並改名趙元休。 ^[2]  雍熙三年（986年）七月，改名趙元侃。 ^[3]  端拱元年（988年），改封襄王。 ^[7] 

太宗有九個兒子。他在即位後相繼翦除了對皇位產生威脅的太祖二子趙德昭、趙德芳及弟弟趙廷美，並先後屬意於自己的長子趙元佐和次子趙元僖為繼承人。然而，趙元佐因叔父趙廷美之死發瘋遭到幽禁，趙元僖也在淳化三年（992年）無疾暴死，於是排行第三的趙恆進入了太宗的視線中。 ^{[58]  [88]} 

淳化五年（994年）九月，身體已每況愈下的太宗徵詢參知政事寇準對於儲君的意見，寇準不願回答，太宗便提出立趙恆，寇準表示贊成（也有説法認為趙恆被選為儲君得力於名士陳摶 ^[88]  ）。於是，趙恆在同月初三日被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府尹 ^[8]  。開封府政事紛繁，趙恆打破以前親王做府尹不住府衙的慣例，把家搬進府衙，並留心獄訟，裁決輕重，沒有不為眾人稱快的。所以開封的監獄多次空閒，太宗多次下詔褒獎他 ^[9]  。當時，開封府的豪民刁滑，經常與吏人勾結違法，一旦本人獲罪，便賄賂吏人，使僕人代己受罰。趙恆就職時發現情況可疑，幾經盤查，才查出實情。為此，他曾採取讓“直司”等吏人輪換的辦法，避免他們因與豪民彼此熟悉而互相勾結。 ^[88] 

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十八日，趙恆被冊立為皇太子，自趙元侃改名趙恆，兼判開封府事 ^[10]  。自唐中葉至五代以來，就很少有冊立皇太子的皇帝，因此太宗立太子被視為一大盛事。趙恆被立為太子後參拜太廟回宮途中，開封民眾歡呼雀躍，甚至有人稱他為“少年天子”（一説“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從李皇后處聽説此事後，覺得“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有朕”，為此遷怒於寇準，但經過寇準的一番解釋，他才消氣。 ^{[83]  [87]} 

按照慣例，作為皇太子，趙恆在上殿時的位次在宰相之上，東宮僚屬稱臣，趙恆都推讓不接受。看到輔導自己的太子賓客李至、李沆，他一定先行拜禮，迎來送往都要到宮門外的台階。 ^[11] 

太宗晚年生性多疑，因此，趙恆做了太子以後，事事謹慎小心，少有引人注意的表現。但至道二年（996年）的開封災情減税事件頗使趙恆受到驚嚇。當時，開封府所屬十七縣都因旱災被減免需繳納的税。有人上奏太宗，誣衊開封府誇大災情，有意收買人心。太宗對此事十分重視，馬上下令調查此事。最後調查此事的官員回來都稱災情屬實，趙恆由此得以有驚無險地渡過難關。 ^[89]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因病駕崩。當太宗病危時，宦官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文士潘閬謀立楚王趙元佐為帝（一説擁立燕王趙德昭次子趙惟吉）。李皇后也有此傾向但動搖不定，命王繼恩召宰相呂端入宮，商議對策。呂端察覺到不尋常的信息，先是偷偷在笏板上寫了“大漸”二個字，派親隨催促趙恆進宮，然後將王繼恩軟禁於詔書閣。自己則入宮與李皇后進行了一番論爭，迫使其同意立趙恆為帝，是為真宗。但呂端並不完全放心，因而在“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時，他卻“平立殿下不拜”，請求捲簾，自己升殿審視，確認是趙恆後，方才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由於呂端的措施恰當，避免了一場一觸即發的宮廷變故。 ^{[58]  [89]}  次年，趙恆改年號為“鹹平” ^[4]  。

趙恆登極之始，便妥善處理了未遂政變的與謀者。首先，趙恆在懲罰數人時並未以圖謀不軌為由，如處理胡旦時，是説他起草詔書“頗恣胸臆”，“語復訕上”，即有誹謗言辭；處理王繼恩、李昌齡，是説王繼恩“與（李）昌齡等交通請託，泄漏宮禁語言”。其次，除王繼恩外，其餘諸人所受處罰相對不重，而且不久就都得到從寬處理。這樣做自然有利於淡化此事，消彌後患。此外，趙恆極為尊敬扶立自己順利即位的呂端，採納了呂端提出的許多對治國有益的建議；同時起用老將曹彬為樞密使，以震懾眾武臣。他還重新處理秦王趙廷美一事，重新追認趙廷美官爵，並在不久後按照較高規格將其改葬，給趙廷美的二個兒子加官進爵，在事實上抹去了太宗加在趙廷美頭上的罪名。趙恆對太祖的兒孫們也表示出親近的態度。對於有同自己爭位之嫌的胞兄趙元佐（趙元佐可能確實沒有參預其事），他不但沒有怪罪的表示，而且恢復了趙元佐被太宗剝奪了的楚王封號。甚至幾次表示要親自去看望兄長，但始終遭到趙元佐堅拒。總之，經過趙恆的努力，宋朝在太宗時期非常緊張的宗室內部關係得到某種緩和。 ^[89] 

趙恆還大力起用自己的潛邸舊臣，如李沆、李至、夏侯嶠、楊礪和王繼英等都在他登基頭三年成為了宰執，其餘的畢士安、張耆、王繼忠、夏守贇等也相繼受到提拔和重用。 ^[89] 

在呂端因病辭相後，趙恆任用李沆與前朝舊臣張齊賢為相。鹹平三年（1000年），張齊賢因酒後失儀被罷相，次年（1001年）由呂蒙正、向敏中同時拜相，但二人均未能久居相位。因此，在鹹平年間，最受趙恆信任的還是李沆。李沆主張以靜治國、政簡少變，對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努力堅持，敢於不避權貴、不講私情，雖在改革弊政、制訂對遼夏的戰略上持消極態度，但趙恆在此時期沒有任用小人，本人行為也較少越軌，或許都與李沆有關。 ^[100] 

總之，趙恆於在位前期頗為勤政。他每天很早就上朝，先在前殿處理政事堂、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等申報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後才用早膳。吃罷早膳，又在後殿處理其他事務，或檢閲考核軍兵，到正午停止。下午比較靈活多樣，有時找大臣談話。入夜後，趙恆同儒臣一起講讀經書，有時討論到很晚。在此期間，他因遊獵或女色而耽誤朝政的事是較少的。 ^[89] 

在趙恆即位以前，宋、遼之間已進行了多次軍事上的較量，彼此互有勝負（參見詞條宋遼戰爭）。但自雍熙北伐慘敗後，北宋就出現了由主動進攻轉為被動防禦的趨勢，而遼朝的姿態則愈發轉向主動進攻。 ^[91] 

宋朝方面在趙恆登基後，曾通過邊境官吏向遼朝表達了願意和好的意向，但遭到冷淡處理。遼朝當時正醖釀對宋朝實施再一次打擊。鹹平二年（999年）七月，遼聖宗正式下詔“伐宋”。消息很快傳入宋境，宋真宗任命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張昭遠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鈐轄，宦官秦翰為行營排陣都監，田紹斌為行營押先鋒，石普為行營同押先鋒，楊瓊為行營策先鋒。八月，趙恆檢閲二十萬禁軍，準備反擊遼軍。九月底，遼朝正式出兵，在保州附近的長城口被宋軍先鋒田紹斌、石普部和本地駐軍楊嗣部阻擊，先勝後敗。後轉攻保州西北的威虜軍（治今河北徐水西北），但保州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堅守城池，遼軍久攻不下，只得撤退。離開威虜軍後，遼軍主力兵分兩路，避開有宋軍重兵把守的城鎮，直插向宋境的縱深，使河北邊境與朝廷的聯繫幾乎被切斷，朝廷曾有近一個月得不到前方主帥傅潛的消息，舉朝上下頗為驚恐不安。在這種情況下，王繼英、柳開等相繼勸趙恆親征。十一月，趙恆下詔親征，留宰相李沆為東京留守，宿將張永德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使 ^[92]  。 ^[91] 

鹹平二年十二月五日（1000年1月14日），趙恆率大軍從東京出發。在這前後，又對隨從出征軍隊的指揮人員作了安排；他還拿出陣圖，向諸將説明了軍隊的部署和戰略意圖。在十天的時間內，趙恆率軍經長垣縣（今屬河南）、韋城縣（今河南滑縣東南）、衞南縣（今河南滑縣東）、澶州（今河南濮陽）、德清軍（今屬河北），最後身披盔甲，到達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91] 

此時，宋軍雖取得了一些勝利，但總的戰爭形勢卻不容樂觀。面對紛至沓來的告急文書，趙恆下令徵求隨從大臣的意見，結果大臣們的意見中很多都是表示對前方主帥傅潛不滿和要求懲處傅潛的，這使得趙恆愈發急躁。當時傅潛駐兵定州，有馬、步軍共計八萬餘眾，多是精鋭部隊。但自從遼軍入境，他就抱定了“避其鋭氣，擊其怠惰”的戰略原則，避免與遼軍主力正面較量，對各地告急也都置之不理。眾將士與朝廷所派使者紛紛要求出擊，都被傅潛阻止或置之不理。最後，在眾人不停的催促下，傅潛才派老將範廷召率八千騎兵、兩千步兵到高陽關迎擊遼軍，並許諾隨後將再派軍隊增援。範廷召在瀛州（治今河北河間）西南與遼軍主力相遇，自知兵力不敵，就向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求援，並約定次日凌晨夾擊遼軍。康保裔應約出兵，範廷召卻沒有率部參戰，結果康保裔兵敗被俘。 ^[91] 

而趙恆到大名府後不久，就派石保吉、上官正率部分軍隊北上，令傅潛南向與他們形成合擊之勢。但他等了十天，卻沒有捷報傳來，在前方對傅潛不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後，趙恆終於發怒，命王繼英向傅潛傳令，要他到冀州，而派高瓊到定州接替傅潛的職務。隨後又命令傅潛到大名府朝見，傅潛一到大名就被逮捕入獄，經審訊被判死刑。趙恆免其死罪，改為免官、沒收財產、流放；張昭遠受到連累，也被免官、流放。 ^[91] 

雖然趙恆撤換了前方主帥，又從西部調來了援軍，但遼軍此時避實就虛，也開始主動撤退。這時，範廷召與蔚昭敏、秦翰等引兵追擊遼軍，於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城東三十里處將其擊破，奪回了大批被掠的物資。當捷報傳到行在時，大臣們紛紛祝賀，趙恆也感顏面挽回，立即作了二首《喜捷詩》，並親自把詩題寫在行宮牆壁上，還令大臣們寫詩應和。 ^[91] 

這次遼聖宗母子親自率眾南侵，戰略上具有某種試探性；趙恆的親征，明顯向遼顯示了不示弱的對抗姿態。為鼓舞士氣、振奮百官的抗敵意志，他還拒絕了李宗諤等文臣提出的在與遼決戰不成後立即返駕回京的建議，直到莫州之戰結束七天後的鹹平三年（1000年）正月十六日，才從大名出發返京。這次親征首尾不足五十天，就此結束。 ^{[91]  [117]}  二月十六日，趙恆北巡到德清軍（今河南清豐西北），聽到四川發生了王均兵變的消息，立即從抗遼前線抽調曾參與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的雷有終、石普趕往川蜀鎮壓建立“大蜀國”的王均，以後又派秦翰率軍增援。十月，知蜀州楊懷忠追殺王均，兵變失敗。宋朝對川蜀的統治終於穩固。 ^[93] 

趙恆在第一次親征結束後，與大臣們積極備戰，以防備遼朝的下一輪進攻。首先，他採取在邊境多開溝渠、水田，“以隔限敵（遼）騎”的方法，同時大興屯田，儲備糧食。其次，舉行閲兵，挑選精兵、強將，武裝民兵，為即將到來的大戰做準備。 ^[104] 

同時，他在親征前後調整了前線指揮長官，以前樞密使王顯為定州行營都部署，取代傅潛；王超為鎮州行營都部署。鹹平四年（1001年）七月，趙恆得知遼軍準備入侵，於是命王顯為帥，率軍迎戰。他在宮內擬出陣圖，交給王顯，命除先鋒騎兵二萬與莫州、北平寨各安排的一支一萬人的“奇兵”外，其餘中軍屯駐定州。他本準備下令將宋軍大陣移往威虜軍，但有諜報説遼軍推遲了行動，於是就決定大陣留在定州。不料，遼軍於年底突然入侵，在長城口與宋軍前鋒張斌部遭遇，因陰雨連綿，遼軍的皮革制弓弦失去彈性，張斌主動發起進攻，殺死殺傷遼軍約二萬人，隨後張斌因人數居於劣勢而主動撤退。這時，宋軍前鋒楊嗣、楊延朗部在威虜軍與遼軍主力相遇，因眾寡不敵，遭受挫折。隨後，李繼宣、秦翰部趕到，又與遼軍在羊山大戰，宋方稱“戮（遼軍）二萬餘人，獲其偽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並甲馬甚眾” ^[120]  。之後，遼軍很快就撤走了。 ^[104] 

鹹平六年（1003年）四月，遼軍在大將蕭撻凜、耶律奴瓜的率領下南侵，抵達定州以北的望都縣（今屬河北）城下。王超急調鎮州路都部署桑贊、高陽關都部署周瑩率本部人馬來定州會合，但周瑩自恃資深，拒不從命，王超只得與桑贊合軍禦敵。因宋軍人數過少，在與遼軍苦戰以後，王超決定撒軍，但定、鎮、高陽關路副都部署王繼忠急於立功，與宋軍其他部分脱離，反被遼軍包圍，在突圍失敗後被俘。 ^[104] 

望都之戰後，遼經常以遊騎對宋實施騷擾，在緣邊地區時有小規模的戰鬥發生。同時，雙方都在修繕城堡，加固防禦，防止對方的襲擊。遼軍之騷擾偵察行動，引起了宋廷的高度警惕。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一再收到遼軍正在向宋朝邊境前進消息的趙恆詢問宰輔何時親征為好，宰相寇準建議及早出發，但在宰相畢士安、樞密使王繼英的勸諫下，親征時間被推遲。 ^[104]  隨即，趙恆又向河北駐軍及鄉兵、邊民分別頒佈了動員詔書，做好了必要的應戰準備。 ^[117] 

閏九月，遼聖宗與承天太后蕭綽以收復瓦橋關（在雄縣南）失地為名，親自率領二十萬大軍南下，宋遼在宋緣邊各地陸續發生戰鬥 ^[117]  。此時警報一夜五傳，趙恆問計於羣臣。當時，江西人、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遷都升州（今江蘇南京），蜀人、簽署樞密院事陳堯叟主張遷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寇準則厲聲反對説：“誰是替陛下籌劃這個計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斬首。現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將和文臣都很團結，如果您親自領兵出征，敵人自然而然就會逃跑。不這樣，那就出奇兵打亂敵人的計劃，堅守陣地消磨敵人的士氣，使敵人睏乏疲憊。從疲勞和安逸的敵我形勢來看，我們有必勝的把握。為什麼要拋棄太廟太社，到楚、蜀這樣邊遠的地方去呢？問題在於人心崩潰了，敵人乘勢而入，天下還能夠保住嗎？” ^[51] 

當時，告急的邊報一日數次不斷送到京城，寇準有意扣下，等積到相當數量，才一次轉呈給趙恆。趙恆見如許邊報全是告急的，便問宰相該怎麼辦。寇準認為只有立即御駕親征，畢士安也同意馬上動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趙恆從開封出發，並命李繼隆、石保吉擔任駕前排陣使。 ^[104]  行至半途，傳來東京留守趙元份暴死的驛報，趙恆便命隨行的參知政事王旦趕回去負責留守東京。行前，王旦問：“十日不勝，何以處之？”趙恆沉默良久才説：“立太子。” ^[12] 

十一月二十二日，趙恆到了韋城。當時瀛州保衞戰勝負未知，王超軍未能按趙恆的命令南下接應。對於是否繼續北行，趙恆猶豫不決。寇準嚴肅地説：“如今敵軍逼近，情況危急，我們只能前進一尺，不能後退一寸。河北我軍正日夜盼望陛下駕到，進軍將使我河北諸軍的士氣壯大百倍。後退則將使軍心渙散，百姓失望。敵人趁機進攻。陛下恐怕連金陵也保不住了。”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帶御器械王應昌也表態支持寇準，趙恆這才打消回撤的念頭 ^[108]  。正在宋廷內部討論親征之事時，遼軍繼承鹹平年間的戰略，不攻邊城，竭力縱深，在趙恆本人尚未抵達澶州時，遼軍主力已先開到澶州城下。遼軍主帥蕭撻凜在澶州前線被宋軍以牀子弩射殺，遼軍士氣大挫。 ^[104] 

十一月二十五日（1005年1月8日），趙恆抵達澶州南城（澶州跨河分南、北兩城）。趙恆到達南城後，就想留在南城。有些人也勸趙恆留在南城，因為南城大而北城小，且南城比北城安全。寇準力勸趙恆到北城，説∶“陛下親征既已到了澶州，而宋軍主力在河的北面，陛下如不親臨前沿，親征的意義就減弱許多。再説，眼下我方從各處調集的軍隊陸續開到，不必擔心會發生突然敗退的情況。”高瓊也勸趙恆到北城，並且不等他表態，就催促衞士們護送趙恆前進。趙恆終於同意去北城。但走到河邊，趙恆又猶豫了，經高瓊再次勸説，他才過河。趙恆登上北城城樓，打起黃龍旗、張起黃傘，城下宋軍官兵遠遠望見，立即高呼萬歲，士氣大振。趙恆從城樓上下來，又慰問了駐城官兵。當夜，趙恆回到南城。此後，趙恆再次親往北城，對宋軍官兵鼓舞很大。 ^[104] 

趙恆在澶州，大約一直顯得情緒緊張。早在親征之前，寇準就將王欽若調開，以防他動搖趙恆的信心。到達澶州後，為了穩定趙恆的情緒，寇準又整日聚集宴飲，以示鎮靜。 ^[104] 

與之前的歷次戰役不同，自出兵伊始，遼聖宗與蕭太后便經宋降將王繼忠之手，與趙恆通信討論議和之事，其信“詞甚懇激”。但因趙恆不能答應遼國索要關南土地的要求，因此和談在澶淵之戰初期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117]  年底，趙恆基於遼方軍事進攻不順、數次請求和議，以及宋朝與遼交戰已久、互有勝負的情況下，不敢冒險再戰，於是對和議作積極響應，派出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曹利用與遼朝議和。但曹利用抵達大名後，卻被懷疑遼朝議和誠意的天雄軍守臣留下。不久後，王繼忠分幾個途徑送信給趙恆，説明遼帝已同意議和，但宋朝的使者卻至今未到。幾經波折後，趙恆仍決定派曹利用出使。 ^[109] 

四、雙方於邊境設置於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109]  [115-116]}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1005年1月17日），趙恆從澶州內遣使持盟約，與遼使一同赴城外遼營報聘；五天後，遼向宋回致盟約，因媾和條款業已事先商議確定，故回書格式主要是在引述宋方文字後發誓遵守。至此，澶淵之盟正式達成。 ^[117] 

據説，曹利用去遼朝訂盟、討論歲幣數額之際，趙恆告訴曹利用説：“如果實在沒有辦法，就算要百萬也可以。”寇準知道後，卻私下警告曹利用説：“雖然有敕命，但你答應的數額不許超過三十萬，超過三十萬，我就要斬下你的頭顱。” ^[53]  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後，趙恆急問金額，曹利用不敢直説，只豎起三根指頭，趙恆以為是三百萬兩，大驚失聲脱口道：“太多了。”過了一會又自我安慰道：“是太多了，但就此把事情了結也好。”等知道是三十萬時，如釋重負，轉憂為喜，對曹利用大加賞賜。 ^[109-110] 

澶淵之盟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髮長者），不識於戈” ^[111]  ，同時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納歲幣換取和平的開始。此後宋遼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宋朝通過澶淵之盟節省了鉅額戰爭開支，歲幣（三十萬）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三千萬）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税壓力，以較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北宋在邊境上的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設置榷場，開放交易，促進了宋遼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宋遼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與民族融合。 ^[52] 

澶淵之盟簽訂後，趙恆原以為這是一樁值得自豪的功業，很是得意，並對促成盟約的寇準十分敬佩。不料有一天，王欽若卻對他説：“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尊而為城下盟，沒有比這更恥辱的了！”並稱寇準力請趙恆親征是“孤注一擲”。趙恆從此怏怏不樂。 ^{[13]  [93]} 

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準以“無大臣體”而被罷相。王欽若建議趙恆“封禪”，以粉飾太平，又説祥瑞可人為製造。趙恆同意，但又擔心宰相王旦將會反對。王欽若自告奮勇，自稱説服了王旦。趙恆得知後，心裏還是不踏實，就把王旦召來宴飲，飲宴正酣時，命人取出一樽酒來賜給王旦説：“帶回去同妻兒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後打開酒樽，發現其中盛的全是美珠，他只得對即將到來的封祀沉默不言 ^[13]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趙恆向王旦、王欽若説，去年他見到神人降臨説，當有天書下降，剛才臣下奏稱左承天門屋南兔掛有黃帛，當即是天降之書，隨後改當年為大中祥符元年。又決定在當年十月東封泰山。在一個半月的行程中，趙恆不僅帶着“天書”封祀天帝於泰山（今泰安北），禪祭地神於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 ^[93]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趙恆再次帶着“天書”西祀汾陰后土，並升所在地寶鼎縣為慶成軍（今山西萬榮西南）。次年（1012年）十月，又編造了趙氏祖宗是“九天司命真君趙玄朗”，降臨在皇宮內的延恩殿的故事。同年，改諡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94]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趙恆又去毫州（今屬安徽）太清官，祭祀被道教徒尊為教祖的老子李耳，並加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 ^[93] 

趙恆在位時期，京師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辦宮觀，朝廷就任命了相應官員去負責管理，與此同時，趙恆又設立了一種與宮觀相關的榮譽性的虛銜，可以多領一份俸祿而不必赴任視事，這種官往往以提舉某某宮觀命名。宮觀官在趙恆以後成為官僚隊伍中一個特殊系列，一方面説明了宋朝政府與道教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加劇了冗官和冗費的嚴重程度。 ^[12] 

天書封祀對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財政產生了重大影響。僅是東封泰山，就耗費八百餘萬貫；西祀汾陰，耗資更增二十萬貫，這還不計亳州之行。在玉清昭應宮的營造過程中，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萬兩、銀五千兩，則二千六百十座建築的糜費可以想見。倘若將京城景靈宮、太極觀和各地宮觀都計算在內，其費用之大難以計算。趙恆在位前期，經過近四十年的經濟恢復，天下富庶、財政良好；由於裝神弄鬼的折騰，幾乎把前代的積蓄揮霍殆盡，到其晚年“內之蓄藏，稍已空盡”。 ^[12]  這種以迷信活動作為國家朝政的荒唐舉動，直至趙恆去世後才宣告結束。《宋史·真宗紀》評説天書封祀是“一國君臣如病狂”。 ^[14]  明人李贄也説：“堂堂君臣，為此魑魅魍魎之事，可笑，可嘆。” ^[12]  不過，趙恆在澶淵之盟以後進行如此頻繁的祭祀活動，其意圖除了掩蓋其處理宋遼關係方面的失利外，也有以盛大規模的封祀禮儀“鎮服四海、誇示外國” ^[38]  ，來證明趙宋皇權合法性、合理性和權威性的用意（如表明宋朝受命於天，以影響崇奉天帝的遼朝君臣放棄攻宋的企圖） ^[37]  。 ^[93]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間以後，趙恆一再熱衷“祥瑞”粉飾太平，聽任王欽若、丁謂等“五鬼”參與朝政。但他本人也沒有忘記處理內政的問題，仍取得了一定成效。 ^[123] 

據《宋史》記載，趙恆生過六男二女（事實上不止此數，如還有傳聞中的私生子張茂實 ^[128]  ）。除李宸妃誕下的趙受益（即後來的宋仁宗趙禎，被劉皇后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 ^[130]  ）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趙恆第二任皇后郭氏（參見詞條章穆皇后）所生嫡子趙祐在鹹平六年（1003年）“生九年而薨”。趙祐去世後，趙恆一度將皇四弟趙元份之子趙允讓迎到宮中撫養，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年趙受益出生之後趙允讓又被送還王府。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節，趙恆下詔冊立八歲的趙受益為皇太子，改名趙禎 ^[133]  。 ^[129] 

趙恆的第一任皇后是郭氏（元配潘氏在他即位前已去世多年）。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去世。此後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3年），趙恆才冊立寵妃劉氏為後。而自大中祥符末期開始，趙恆的身體每況愈下，逐漸變得喜怒無常 ^[134]  。因為劉皇后有很強的處理政務的能力，趙恆到晚年時，把不少重要事務交她處置或與她商量處理。而劉皇后的前夫、後來的“哥哥”劉美於天禧三年（1019年）被任命為侍衞馬軍都虞候，並主管本司事務，執掌了軍權。其他幾位禁軍首領也同劉皇后關係密切。所以在趙恆晚年，劉皇后對政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29] 

自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因病辭去相位後，趙恆任用王欽若為相，兩年後王欽若去職，寇準重新入朝拜相。在趙恆晚年，朝中形成了激烈鬥爭的兩派：一派以寇準為首，有李迪、王曾、楊億、盛度及宦官周懷政、武將曹瑋、外戚李遵勖等；另一派以劉皇后、丁謂為首，有曹利用、任中正、錢惟演及宦官雷允恭等。天禧四年（1020年），周懷政見趙恆病情愈發嚴重，密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製楊懷吉等，策劃謀殺首相丁謂，擁立太子趙禎即位，奉趙恆為太上皇。因二楊告發，周懷政謀泄被殺，政變失敗，寇準、曹瑋、盛度等一批文臣、武官與宦官遭到清算。隨後，李迪在與丁謂的鬥爭中失敗，被貶外地。 ^[134] 

這一時期，趙恆的病情時輕時重，其狀況時好時壞。到天禧五年大年初一（1021年2月15日）前後，其病情又有好轉，不但能自己參加議政，還親自到啓聖宮的太宗神御前拜謁，以致朝廷內外的人都認為趙恆的病已好轉、很快就能康復了。但在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趙恆的病情急劇轉重，陷入半昏迷的狀態。 ^[134]  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趙恆於東京延慶殿駕崩，享年五十五歲，在位共二十五年。羣臣為其上諡號為文明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 ^[15]  。十月十三日，葬於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廟 ^[5]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十一月，加諡為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16]  。慶曆七年（1047年）十一月，定諡為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17]  。 ^[101] 

宋真宗在位前期，有些在國家管理方面的重要舉措對後世影響較大：

民間趙氏宗譜中的宋真宗像(2張)

趙恆在位時期，是北宋王朝自開創向守成轉型的時期。為調整統治方略，趙恆開始將太祖、太宗時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總結概括，稱為“祖宗典故”或“祖宗之法”，而且將其奉為治國理事的圭臬。而宰相李沆竭力維護“朝廷防制”，處處“務行故事”的做法，事實上奠定了恪守祖制的原則。景德以後，首輔王旦以“祖宗典故”“祖宗之法”“恪守成規”為旗幟，對抗趙恆等人越軌的政治行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過度偏離國家正常的統治軌道。在此過程中，以追念祖宗之世、推崇“祖宗之法”（“祖宗家法”）為特徵的北宋王朝的正常統治秩序逐漸形成。 ^[151] 

趙恆比較能注意聽各方面意見。他即位後不久，就讓御史台下文轉述他本人的意思，要京師內外文武百官從今以後凡遇皇帝有過失、時政有缺誤、看到民間利病、對軍事設施有想法等，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遞奏摺。隨後，他又下令讓各路轉運使輪流到京城，向他面談當地情況。鹹平二年（999年）因為天旱，他又下詔要中外臣庶“直言極諫”，並且在詔書中説∶“善者必加甄賞，否者亦為優容。” ^[90]  這一年裏，趙恆對身邊大臣提到，他每天都要看臣下的奏章上百份，時時有收穫，他要身邊大臣們也看看這些奏章，從中找出可行者擬出實施方案給他。他還對管理收發奏章的官員提出要求，凡屬臣下投遞的密封奏章必須及時轉給他，不得無故耽擱。因為他多次下詔徵求“直言”，使得這一時期上書議論國事的官員特別多。羣臣圍繞着官制問題、對遼方略、對夏政策（其中以靈州問題為重點）、財政問題等展開了廣泛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卓越的見解。與此同時，趙恆似乎很敬畏“天變”，在他即位後的一段時間裏，凡遇到重大天象變化，他總是誠惶誠恐地查找原因，他的徵求直言常常也是與此聯繫的。 ^[89] 

不過，因為趙恆缺乏足夠的判斷能力，致使許多好的意見不能及時被付諸實施。 ^[89] 

趙恆很重視選拔人材，尤其重視選拔現有官員中的人材，由此就對官員薦舉制度作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 ^[138] 

趙恆下過許多關於官員薦舉制度的詔令，其中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的詔令內容最為豐富。這一詔書對官員薦舉作了系統地規定，其中包括∶規定翰林學士以上高級官員，每年必須薦舉京官以上文官、低級文官（當時稱為“選人”或“幕職州縣官”）、武官各一人。三司使、副使，地方上的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等，每年必須薦舉屬下官員若干名。奉命出使的官員返回後必須報告關於沿途和到達地的地方官員優劣情況。凡不按規定薦舉者，要給予懲罰。凡一位官員舉薦的三名以上被薦舉者有政績，有獎；凡一位官員舉薦三名以上的失當官員，有罰。被薦舉者犯罪，舉薦者要區別情況受處罰。關於被舉薦者犯罪如何處罰舉薦者，也作出了不少具體細緻的規定：如一位官員在擔任某一職務時被舉薦，而他在擔任另一職務時犯了罪，則對擔任前一職務時的舉薦者不予追究；被舉薦者犯罪較輕或處理公務時誤失犯罪，不追究舉薦者的責任，被舉薦者犯贓罪一律追究舉薦的責任等。 ^[138] 

宋太宗時，形成了磨勘與歷紙製度。而從磨勘的實施來看，京官引對磨勘始於鹹平四年（1001年）；對幕職州縣官的磨勘引對，大約始於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 ^[139]  。趙恆在位時，還定下地方的“州縣三課”法：“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身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23] 

趙恆在位時期，還對官員俸祿制度作了較大調整和補充。景德三年（1006年），他下令增加在任地方州縣官的俸祿。次年（1007年），他下令官員俸錢一律支給現錢，在此以前，俸錢是折支實物的，實物定價很高，官員俸錢名實不符。此次明確規定∶在京官員按原額十分之六、外地官員按十之四支給現錢，雖然從數量上有所減少，但卻名實相符，官員們並不吃虧，且消除了混亂。又次年，他下令頒佈宦官俸祿標準，在此之前，宦官俸祿是沒有定製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趙恆下“定百官俸詔”，以普遍增加俸祿的名義頒佈了新定的百官俸祿數額。這是宋朝建國以來第一個關於官員俸祿的系統規定的文件，反映了宋朝官員俸祿管理開始納入正軌。 ^[138] 

歲末年節時，皇帝賜臣僚宴飲，既是增進君臣關係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時機。歷朝皇帝都有此舉措，趙恆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 ^[140]  。另外，有資格參加節序賜宴官員的範圍較前期大為擴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舊制，節序賜宴，惟皇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詔自今上巳、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職事官並別置會。其後，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亦預焉。” ^[141]  即從原來的內朝高官擴大到外朝一般官員。與此同時，節日時還饋送朝臣節物，享受饋送節物的官職之廣，幾乎包括文武百官；節日之多，幾乎全部囊括 ^[142]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趙恆還“詔自今伏日並休務” ^[143]  ，增加了官員伏日的休務假。

趙恆在位時期，對吏治進行了整頓，積極懲治貪腐人員。首先，趙恆在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 ^[48]  的“文臣七條”中，有一個傳諸後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

在頒佈的“武臣七條”中，他以《禮記·儒行》賜“親民釐務文臣”。 ^[49] 

其次，趙恆本人注意提倡節儉，其中大力抑制奢侈服飾尤其是銷金服飾最為突出。趙恆在位期間，先後不下二十次發佈詔書禁止銷金服飾。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流社會的奢侈風氣，也減少了官方的開支。 ^[123] 

趙恆主張謹慎用刑，去除過分殘酷的肉刑，且反對法外用刑。他在位時期，對於在大理寺、御史台、審刑院等處任職的中下級官員的選擇是比較慎重的，而擔任這些職務的官員如果不犯較大錯誤，也能得到更好的升遷機會和更優渥的待遇。此外，趙恆在位期間，還於東京設置糾察刑獄司、在地方上設提點刑獄司。 ^[138] 

趙恆在位時，北宋完成了內容豐富的“編敕”的編撰事務，使其成為正式法律《刑統》之外的重要補充。 ^[100] 

趙恆自幼受儒家倫理教育，又較為重視家族內的和睦。其對宗室採取的方針被概括為“親而不縱、養而不用”：

受到乳母劉氏等人的影響 ^[124]  ，趙恆格外重視農業發展。景德二年（1006年），他下令地方各級長官官銜內一律加入“勸農使”或“勸農”等字，要求他們鼓勵管下百姓努力務農，發展生產。隨後，又頌行《景德農田敕》。這是一部關於農業的立法，在此後長期沿用。同年，趙恆又下令恢復常平倉制度，對於災年幫助百姓渡過困難時期、減少破壞起了重要作用。 ^[123] 

為了促進農業生產，趙恆還積極引進新的作物品種，對引進、推廣占城稻、西天竺（今印度境內）綠豆作出了貢獻。他還在皇宮內也引種了這兩種作物，並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天禧二年（1018年）、天禧三年（1019年）三次召大臣們到宮內看占城稻，最後一次也觀看了西天竺綠豆。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知濱州（今河北濱縣北）呂夷簡請求免去河北地區百姓買賣農器的税，趙恆認為不只應當免河北地區的這項税收，其他地區的這項税收也應當免除。從此以後，宋朝官方就不再徵收此項税，由此推動了農業的發展。 ^[123]  他在位時，宋朝土地耕作面積由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的3億多畝增至5.2億畝。

趙恆也比較注意保護耕牛。他曾下令邊疆駐軍從境外獲得耕牛，不要宰殺食肉，而應送到內地分給農民。宋朝對宰殺耕牛有禁令，當有出使宦官向他報告沿途看到賣牛者頗多時，趙恆擔心買牛者盜殺，就加重了對違反者的處罰刑條。趙恆多次下詔，禁止浪費糧食，這也是他重農傾向的一種表現。趙恆還曾下令刻板印製《四時纂要》《齊民要術》等農業書籍分發給地方官，這也是對發展農業生產有益的。 ^[123] 

趙恆在位初期，除在中央設三司使外，還推廣“和預買”制度。當時，北宋與遼、夏處於戰爭狀態，財政收支上非常緊張，馬元方、李仕衡、陳堯叟等大臣建議：每年春季農民資金短缺時，官方預先付給百姓錢，等夏、秋二季百姓用絹或布匹折錢償還官府。這樣，農民及時得到生產資金，官方買到較為廉價的絹、布用以供應軍隊，可謂各得其所。這個辦法很快得到推廣，每年春季官方貸放的錢多達數百萬貫，相應地夏秋得到百姓繳來的絹、布也數以百萬計。不過，這種官民兩利的交易後來變質，先變成隱形賦税，後為公開賦税，也損害了百姓的利益。 ^[91] 

宋遼議和及東封西祀後，宋朝財政收支一直比較緊張。為增加收入，趙恆通過層層確立定額，超收獎賞，欠收處罰的方法，致力於增加禁榷和商税收入。並且，趙恆還採取嚴密禁榷法制的措施，對鹽、酒、茶法都作了細緻的修訂和補充。因此，趙恆在位時的鹽、酒、茶、香、礬等項禁榷收入均比宋太宗時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如天禧五年（1021年）與至道三年（997年）相比，賣酒收入銅錢增加了6倍多，由121萬貫增為901萬貫；賣酒鐵錢收入由156萬貫增為292萬貫；賣酒麴收入銅錢由48萬貫增為87萬貫。天禧五年（1021年）年度的商税收入也較至道三年（997年）增加了一倍，由年收入約400萬貫增至年收入約800萬貫。在此基礎上，宋廷確定了地方向朝廷每年上繳財賦的數額，使朝廷平衡財政有了保證。 ^[123] 

趙恆還注意了及時制止定額的過快增加，還糾正了立法中一些過激行為。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他下令成立“詳定茶鹽所”，對茶法和鹽法進行再修定，去除了一些過於苛刻、損害普通商人和百姓利益的制度。這樣的保護性措施，有利於維護社會的安定。 ^[123] 

此外，在宋遼議和以後，大臣丁謂、林特分別於景德四年（1007年）、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編訂了兩部《會計錄》，以全面反映國家財政狀況。這對於統治集團瞭解國家現狀、改善國家治理很有幫助。 ^[138] 

宋滅後蜀後，在四川沿用後蜀舊制，實行銅、鐵錢並用的辦法。但由於官方把大量銅錢輸送朝廷，留在四川地區的銅錢越來越少，市場出現長時間的混亂。景德二年（1005年），趙恆批准了知益州張詠和本路轉運使黃觀的建議，在四川鑄行“景德大鐵錢”，每枚折計舊鐵錢10枚，與銅錢同值行用。新鐵錢開始行用，起到了消除混亂的作用，但也促使銅錢在四川最終退出流通。但銅錢退出流通以後，鐵錢鑄行過多，購買力下降，一斤鐵錢竟比不上一斤鐵值錢，民間就把大量鐵錢熔化製作鐵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趙恆採納知益州淩策的意見，改鑄減輕鐵錢，每貫鐵錢原重25斤，現改為12斤多，同時減少鑄行數額。這以後，四川貨幣在較長時間裏相對穩定。 ^[138] 

趙恆體恤民情，深知民間疾苦。在位期間，每逢民間有大災大難或者百姓流離失所時，就減免百姓的税租，讓百姓得以存活，渡過難關：

趙恆在位後期，宋朝遭遇大蝗災。趙恆雖然沒有完全停止東封西祀的活動，但也努力地主持了滅蝗事務，下令各地用打捕、火焚蝗卵等當時所能採取的辦法滅蝗，對於克服蝗災有積極意義。 ^[123] 

宋朝建立之初，與北方的遼朝之間已有多次較量，雙方互有勝負。不過，從總體看來，宋自太宗北伐失敗之後，逐漸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由於北宋不能收復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帶），使北部邊陲無險可守，遼朝的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為了抵禦遼朝騎兵南下，趙恆採用了太宗時的辦法，多開溝渠。鹹平四年（1001年），採納知靜戎軍王能的建議，引鮑河水經長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到雄州（今河北雄縣），以“隔限敵騎”。次年（1002年），又有人建議引鮑河水經順安軍（今河北高陽縣東）到威虜軍（今河北徐水西），趙恆也表示同意，但要求不能草率，穩步實施。四月，鎮州常山鎮（河北靈壽西）至趙州河渠的工程完成。景德元年（1004年），靜戎軍到順安軍的河渠開通。同年，以定州為中心，開挖連接唐河、沙河、界河的運河，有效地限制了敵方騎兵。除了開河渠外，還大力推廣“方田”，即在田地內開挖方格式的水渠網。有的水渠達五尺寬，七尺深。 ^[104] 

趙恆在開挖河渠的同時，還大置屯田，積糧備戰，親自選拔精兵強將，如楊嗣、楊延朗等得到了提拔。趙恆還先後從下級軍官中選擇了王能、魏能、陳興、張禹珪等具有才幹的將領，將其安排到重要崗位，並從東京禁軍將領中選調一些人充實邊防。在此期間，宋軍對火兵器也給予了重視（但在宋遼的澶淵之戰中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使用）。宋軍人數從太祖末期的66萬餘人（其中作戰部隊35萬餘人），增加到趙恆在位末年的91萬餘人（其中作戰部隊43萬餘人）。 ^[104] 

大中祥符年間，為抵禦日益強大的夏州李氏政權，趙恆採納知鎮戎軍曹瑋之策在隴山（六盤山）西側先後修築了籠竿城、羊牧隆城（隆德寨）、靜邊寨、得勝寨等“山外四寨”，控扼了隴山以西進入關中的交通要道，增強了渭州西側的軍事防衞。宋廷於此設立德順軍。 ^[59] 

趙恆對於邊事十分謹慎，史稱“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 ^[24]  他在位前期，主要進行的是對遼戰爭（參見詞條宋遼戰爭），其時宋已在太宗在位末期由主動進攻轉為被動防禦。 ^[91]  其重要的大小會戰如下：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06-107]  [117]}  ）

鹹平元年（998年），趙恆以三館秘閣書籍歲久不治，命秘閣校理杜鎬等對圖書進行分類排整，並著為目錄。景德二年（1005年），趙恆命王欽若、楊億等編修歷代君臣事蹟。該書內容龐大，自上古至五代，分門編纂，共分31部，1104門，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成書奏上，名曰《冊府元龜》 ，共1000卷。這部書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其所引書，皆為北宋以前古本，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137] 

趙恆各類形象(5張)

與歷代許多帝王將相相同，趙恆也是三教同源、三教同流論的贊同者和鼓吹者。景德三年（1006年），儒臣孫奭提出，最近寺廟修得太多，僧人數量也增加得太快，應該加以限制。趙恆反駁説∶“釋、道二門，有助於對世人的教化，人們有時持有偏見，對它們有不公正的詆譭。即使有少數僧人、道士行為不檢點，怎能就因此對佛教、道教一概排斥呢！”他還説過∶“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為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情偏見（指受情感牽引而陷於偏見），觸目分別（指不假思索就下判斷），則於道遠矣。”由此可見他儒釋道三教並存的主張。 ^[122] 

趙恆天書降後去泰山封禪、去汾陰祭祀以及此後的各種活動中，都努力貫徹兼顧三教的原則。例如，封禪時，趙恆讓不少僧人蔘加典禮，在宮觀行禮後不久，就去朝孔祭孔。在尊玉皇的同時，又要求臣下讀《孟子》，還去開寶寺瞻拜佛舍利。他一直堅持讓儒臣宜講經書，可是又時時到寺院、宮觀向玉皇、佛頂禮膜拜。 ^[122] 

趙恆對儒、釋、道三家經典的整理，也表示出同樣重視。他命令杜鎬、邢昺、孫奭、崔頤正等宿儒組織校訂和註釋經書，今存宋版《十三經注疏》的一部分內容就是在趙恆在位時期形成的。他同時又支持傳法院繼續翻譯佛經，組織人整理道經。天禧二年（1018年），趙恆命人將從佛、道三家經典中精選出一部分匯為一編，刻板印刷，分送京城各宮觀、寺院。同年，趙恆撰寫的《三教詩》（以儒、釋、道三教教義為內容，各100首）完成。 ^[122] 

趙恆在三教並隆中更為着力的當是“崇道”和“重儒”。 ^{[25]  [122]}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趙恆前往曲阜，親自拜謁文宣王廟，追諡孔子為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户奉塋廟”。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誠在商丘建學舍150間，聚書1500餘卷，“博延眾生，講習甚盛”，趙恆賜名“應天府書院”。同年，他下詔改諡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其弟子顏回等10人公爵、曾參等62人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為伯爵。 ^[121]  趙恆為鼓勵讀書人讀書科舉、參政治國，使得宋朝能夠廣招賢士，治理好天下，創作《勵學篇》，後來簡化為諺語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 ^[6] 

趙恆在弘揚道教方面多有所為。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聖祖（趙玄朗）”降臨以後，趙恆便命王欽若、曹谷和張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後，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為《寶文統錄》。天禧三年（1019年），經增補共計4565卷，抄錄了7藏，趙恆重新命名為《大宋天宮寶藏》，此書在道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2]  此外，他在位時，首先對《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核心經典進行了大規模的校勘與雕印頒行，可謂是道教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王欽若等人策劃鼓動下，趙恆偽造天書，並自稱夢見有神人傳玉皇之命，令他“善為撫育蒼生”，於是把玉皇正式列為國家的奉祀對象，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趙恆還是第一位將真武由一個方位神升格為“真君”大神的皇帝。他奉真武為“真武靈應真君”，並將五龍祠升格為五龍觀。此後宋代諸帝多有虔信真武者。 ^[55] 

趙恆認為佛教戒律與儒家學説“跡異而道同”，故而應予保護。而且，他不但對佛教表示尊崇，而且還有佛學著作，如《續聖教序》《法寶錄序》《靜居集》《注四十二章經並序》《注遺教經》《釋典文字法音集》等，其中大部分都編入了佛教大藏經。天禧四年（1019年），宋真宗又把他關於佛學的文章彙集起來，編為《釋教御集》，命翰林學士晏殊和僧人們一起加入箋註。不過，趙恆一直把佛教作為外教來看，執守待客之“敬”。當時有人倡議修復早在會昌滅佛時被破壞的龍門石佛，趙恆對此明確反對，指出：“軍國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勞費滋甚也。” ^[114]  並且，他在對佛教表示尊崇的同時，又對佛教的發展作出許多限制性規定，如加強朝廷對僧道官的控制，控制寺院的數量，限制僧人的人數等。總的來説，趙恆對佛教的許多限制性規定都為後代沿用，在宋代社會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122] 

趙恆承接宋太祖、宋太宗崇尚文化的風習，熱衷於利用文化傳播宗教，以穩定其統治。 ^[56] 

白趙恆起，繼承太宗建“秘閣”藏圖文、典籍及寶物的文化功業。鹹平四年（1001年）之前，真宗建成了“龍圖閣”，專事奉安太宗御書、御製文集、圖畫、寶瑞等。此後的北宋皇帝紛紛效仿，相繼營造了奉安真宗與後代帝王的“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等，世稱“六閣”。這項工程，幾乎耗盡了太祖、太宗近四十年的財政積累。 ^[56] 

趙恆注重利用藝術來為他所崇信的道教服務。在大中祥符年間（1008年－1021年），趙恆對道教繪畫的熱衷程度達到了迷狂的程度，許多畫家在繪製玉清昭應宮的道教壁畫中盡顯才華。其中，武宗元把太宗的形像畫在洛陽上清宮的三十六天帝中的一位，引起趙恆對武氏畫藝的驚歎。他在宰相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規等“五鬼”的影響下，沉湎於道教神祗和符咒之中。 ^[56] 

趙恆在開封建玉清昭應宮，共有二千六百一十座殿宇建築，堪稱是宋代最龐大的宗教藝術工程。同時，由朝廷出面，在全國招考藝匠繪製壁畫，應試者達三千餘人，在客觀上給發展宗教藝術提供了龐大的藝術舞台。 ^[56] 

趙恆熱衷於獎掖長於書畫的皇親國戚，通過收藏他們的書畫作品，或為他們的書畫題寫序言，促進了皇子和公主們雅好筆墨的文化風氣的形成，為歷朝後代不斷生長出書畫家鋪設了良好的温牀。趙恆曾將所書賞賜羣臣，使熱衷書畫的風習在朝臣中傳播開來。據《能改齋漫錄》載，真宗還親自教授大臣張耆、楊崇勳、夏守贇研習“虞世南字法，時以為榮” ^[57]  。這一時期，宋朝開始湧現了專業性很強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形成了書畫熱潮。 ^[56] 

趙恆根據宮廷畫家的畫藝水平，在翰林圖畫院設置了待詔、祗候、藝學和畫學生，使宮廷畫家的階次更為明細。趙恆還將繪畫直接用於戰事，將事先秘密繪製的陣圖在臨戰時面交給將帥，照圖執行，很可能宮廷畫家奉旨也參與了繪圖事宜，故宋代宮廷畫家皆授以武職，也許與此有關。 ^[56] 

趙恆即位後，宋遼戰爭繼續進行，宋軍以防禦為主。到澶州之戰後，遼朝意識到作戰無法獲得更有利的成果，於是雙方開展談判。遼要求收回後晉所割關南之地（後周世宗時被收取），宋方則取寸土不讓而不惜金帛的方針。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雙方簽訂澶淵之盟，趙恆以每年向遼納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來收買與遼的和平。澶淵之盟使宋遼兩國維持了大約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局面，此後雙方再無大規模的戰事。 ^{[66]  [117]} 

自太宗末年起，宋廷對西北的夏州李繼遷政權的征討屢次失利。趙恆即位之初，已於至道三年（997年）十二月授李繼遷為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 ^[61]  ，但李繼遷仍繼續攻陷清遠軍等地，圍攻靈州，不少臣僚主張放棄靈州，但趙恆不聽，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率兵六萬救援靈州。知靈州裴濟“刺指血染奏”，屢向宋廷告急，但援兵被李繼遷堵截於要道，無法到達 ^[63]  。同時，西州回鶻、吐蕃六穀部潘羅支政權分別請求聯宋擊夏，趙恆同意 ^[62]  。鹹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繼遷破靈州，殺裴濟，改名西平府 ^[63]  ，次年建都於此 ^[60]  。在靈州陷落時，王超卻剛抵達環州，且在聞知靈州城陷後馬上撤回。趙恆被迫妥協，承認李繼遷對夏、銀、綏、宥、靜等五州的佔領 ^[64]  。靈州失守與趙恆的舉棋不定有很大的關係，他卻歸罪於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王漢忠，貶其為左屯衞上將軍、知襄州 ^[105]  。與此同時，潘羅支遣使入朝，聲言“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趙恆授其為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景德元年（1004年），潘羅支以詐降計誘傷李繼遷。李繼遷傷重而死後，西北邊帥曹瑋請求趁其子李德明立足不穩，出兵攻滅夏州政權，但趙恆最終選擇允許李德明襲位，坐視其壯大，為日後西夏建國埋下隱患 ^[65]  。儘管建議未被採納，曹瑋仍獨自率軍薄天都山接應歸附宋廷的妙娥、延家、熟嵬等河西大族，其部落有“三千餘帳，萬七千餘人及牛馬數萬”，“悉徙其族帳以還”，並且使党項、吐蕃各部族不斷要求內附，對於削弱西夏叛宋的實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81]  。

此外，趙恆採納了曹瑋等人的建議，對處於隴右、河湟一帶的吐蕃唃廝囉部落進行招撫活動。從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開始，宋廷確立了羈縻籠絡唃廝囉的方針，不斷給其加官晉爵、給以賜賚，收到了預期的“以扼（李）德明”的效果。獲得宋朝賜賚的吐蕃、党項部族多次出兵側擊西夏，造成西夏背腹受敵，成功地牽制了西夏對宋的進攻。所以孫甫説：“自（李）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賜賚等族不附，慮為後患也。” ^[81] 

北宋朝廷在西南地區施行食鹽禁榷政策，觸及西南地方溪峒的利益。鹹平年間，施州溪峒蠻常常寇擾鹽井。夔州路轉運使丁謂針對當地“溪蠻入邊”的情況，提出了“以粟轉易”的對策；巡檢使侯廷賞也指出：“蠻無他求，唯欲鹽爾。”隨後，宋廷將鹽利納入對溪峒的羈縻政策中，將食鹽作為對溪峒土酋選用的標準，以及作為貢賜中的主要內容，以維繫人心。史稱丁謂代朝廷傳諭賜鹽後，“羣蠻感悦，因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者，眾殺之”，並自願納粟給予邊軍，使“邊谷有三年之積”。 ^[102-103] 

第一次遼麗戰爭結束後，高麗雖然表面上向遼朝稱臣，但暗中仍不斷請求宋朝支援。如高麗穆宗王誦曾暗中聯絡北宋，在繼位後就試圖派兵校徐遠出使宋朝，但沒有成行。同時高麗吏部侍郎趙之遴（傳説為宋太祖趙匡胤之孫趙惟固）派牙將朱仁紹到宋朝，獲得趙恆的召見，“自陳國人思慕皇化、為契丹羈制之狀”，趙恆便讓朱仁紹帶去給王誦的密詔。鹹平六年（1003年），王誦又派户部侍郎李宣古出使宋朝，請求宋朝駐軍高麗以牽制契丹，趙恆只答詔，但不出兵 ^[69]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有高麗出使宋朝的記錄 ^[68]  。

高麗顯宗王詢在位時，深化了聯宋制遼的政策，於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派內史舍人尹徵古出使宋朝，請求歸順，並送還被契丹俘虜、後投奔高麗的宋人。趙恆在登州設館接待 ^[70]  ，並允許其入朝覲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冬，王詢又派民官侍郎郭元入貢宋朝，上表告契丹連年侵犯之急。趙恆厚待郭元一行，並表示與各國保持和平的意願 ^[71]  。翌年郭元回國後，王詢停用契丹年號，改用宋朝年號。大中祥符十年（1017年）冬，王詢又派刑部侍郎徐訥入貢宋朝；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派禮賓卿崔元信、李守和赴宋朝貢，途中船隻遇風覆沒，使團中多人被淹死，趙恆對崔元信一行加以撫慰。天禧四年（1020年）派金猛出使宋朝，翌年（1021年）派韓祚赴宋謝恩。此次，趙恆賜高麗的《太平聖惠方》《陰陽二宅書》《乾興歷》與釋典一藏。不過此時王詢已接受契丹冊封，宋麗官方外交在此後數十年間基本停止。 ^[69] 

趙恆即位時期，延續了太宗朝對待交趾的政策，即承認越南前黎朝（後為李朝）的統治，逐漸放棄統一交趾的計劃。至道三年（997年）四月，趙恆即位伊始就進封前黎朝的黎桓為南平王。景德三年（1006年），黎桓死，交趾陷入動盪。殺兄自立的黎龍鋌自稱靜海軍節度使、開明王。當時黎桓的另一子黎明提因使宋而滯留於廣州，且有歸宋交趾首領黃慶集等請求出兵“平定交趾”；宋朝知廣州淩策與沿海安撫使邵曄等人都建議“發本道屯兵，益以荊湖勁卒三二千人，水陸齊進，立可平定”。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勸趙恆趁機完成太宗未遂宏圖。他準備遣返黎龍鋌的使節，趙恆卻以“祖宗開疆如此其大，慎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土乎”的理由，令黎龍鋌削去自命偽官，允許其入貢，並於翌年冊封其為交州郡王，賜名至忠。景德四年（1007年）占城國表書中“二帝封疆南止屆於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實邁往跡”反映的正是趙恆在位時聊以自慰的心態。後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針對此時指責趙恆的舉措失當，使宋朝失去了統一交趾的良機。 ^[74]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前黎朝左親衞殿前指揮使李公藴重演黎桓篡權一幕。趙恆聞訊，雖認為“黎桓不義而得，公藴尤而效之，甚可惡也”，但卻沒有興兵申討，且當李公藴遣使入貢時“即用黎桓故事，授（李）公藴靜海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後又進封南平王。趙恆對李公藴的態度再次表明其政策的妥協性。 ^[74] 

在此期間，宋朝與交趾仍維持着冊封三命的基本關係，政治上仍未承認其“國”的地位，而交趾事實上並未遵守與宋朝的政治關係。不僅每一位交趾首領都稱帝改元，而且不時侵犯宋朝邊境。趙恆對於這種行為，都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消極態度，曾以“窮荒異俗不曉事體”的藉口自我安慰。面對李公藴對邊境的襲擾，一面督促其歸還所掠人畜，一面卻令宋朝邊將不得生事。 ^[74] 

趙恆擅長草書、飛白書及楷書 ^[56]  。他的楷書清新、俊逸、自然。運筆平正，點畫厚重，遒勁而不失清秀。用筆勁挺無狂野態，很富書卷氣，形意兼得，儒風雅韻，盡脱凡俗。趙恆的楷書結構緊湊，端莊謹嚴。嶽麓書院的“嶽麓書院”匾據説出自他的手筆 ^[113]  。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評其書法“甚得晉人風度，評者以為妙在全備八法” ^[33]  。

除此之外，趙恆還曾親創道曲樂章，使道教音樂繼唐代以後呈現再度興盛的趨勢。現存的《宋真宗御製玉京集》，是趙恆為皇家齋醮祭祀而撰寫的文詞，主要用於上章拜表。 ^{[79]  [80]} 

趙禎：

呂夷簡：“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堯舜之資，禹湯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來，未嘗怒一諫官，逐一御史，故直言聚於朝，忠言屬於耳。宗社有萬世之安，無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99] 

富弼：

王疇：“伏望（宋英宗）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天下之力，……。” ^[145] 

呂頤浩、張浚等：“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 ^[149] 

何俌：“然而‘天瑞安可必得’之言，王旦‘得無不可’之論，聖心明知其非。雙鶴飛舞之奏，帝曰：‘文則文矣，恐不為實。’遽令易奏，是帝之心蓋已燭破其奸而不可以惑之也。卒至奸人得以售欺，而王曰諸賢亦且俯首順從而無異議者，或者以邊事方定，人心未寧，將假是以鎮撫之耳。” ^[26]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28] 

洪邁：“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卻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鹹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御之，至澶州、大名府，聞範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為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153] 

朱熹：“真宗東封西祀，糜費鉅萬計，不曾做得一事。” ^[82] 

志磐：“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 ^[148] 

王稱：“宋興，承五季之餘，天下得離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鹹平以來，君明臣良，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請和，示以休息，德明納款，撫以恩信，於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謁亳社，絕代曠典莫不具舉，禮樂明備，頌聲洋溢，崇本報功以告神明，千載一時，豈不休哉。噫！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成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 ^[27] 

脱脱：“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洲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籲，可怪也。” ^[14] 

朱元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郎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苟圖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 ^[29] 

王夫之：

蔡東藩：“澶淵修和，本出真宗本意，觀其在道逗留，望敵驚心，一若身臨虎口，慄慄危懼。賴寇準力請渡河，敵氣少沮。化干戈為玉帛，得以振旅還京，此非寇公之功，烏能至此？王欽若乃以孤注之言，肆其讒間，木朽蟲生，仍由真宗膽怯之所致耳。迨至天書下降，舉國若狂，欺人欺天，不值一笑。” ^[30] 

汪聖鐸：“一方面，他妝神弄鬼，慣施詭計；另一方面，他又頗重感情，多愁善感。他尊崇道教，卻又對儒、釋頻頻施敬；他嚮往做個戰無不勝的統帥，又努力使自己成為揮灑自如的騷人墨客……。” ^[84] 

鄧小南：“把太祖太宗時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總結概括，將其稱之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並且奉之為治國理事之圭臬，始於北宋真宗時期。即位於而立之年的真宗，作為有宋建國以來生長於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勢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於標樹個人的統治形象。” ^[151] 

趙恆年幼時曾登萬歲殿，坐上皇帝的寶座，宋太祖趙匡胤對此十分驚奇，摸着他的頭問：“天子好做嗎？”趙恆回答説：“這就看上天怎麼安排了。” ^{[34]  [89]} 

景德四年（1007年），趙恆入洛陽拜先皇陵，遊幸龍門，並親自賜書刻碑，對龍門風光大加讚賞，留下“高闕巍峨，羣山迄邐”“結而為山，融而為谷”“形勝居多，莫靈萃止”等句，此碑稱“伊闕銘碑”，與褚遂良所書的“伊闕佛龕之碑”並稱龍門書法藝術“雙璧”。 ^[35] 

趙恆在位時，有一個士兵犯了罪過，按律應當處死。趙恆饒他一命，判決打二十脊杖發配遠方。這個士兵高聲叫喚願受劍處死，而不願服處杖刑，執刑的人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向趙恆奏請處理意見。趙恆派人傳宣聖旨道：“必須先服杖刑後，再來聽旨是否處斬。”不一會施過杖刑後，執刑者來取聖旨，趙恆説：“他只是害怕挨杖刑；既然已經打過了，就送去發配之地，別的不再問了。” ^[40] 

據《夢溪筆談》記載，陳堯叟在樞密任職時，某日天將黃昏，忽然宮中派人傳喚。進入右掖後，天色暗了下來，就跟着進了禁苑，彎彎曲曲走了很久，不時看到有下着簾帳的殿堂，燈燭輝煌，都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最後到了一個小殿，殿前有二行雕花欄杆，已有幾個人先到了，都站在殿堂裏，殿上垂着簾子，不過點了十幾支蠟燭而已。陳堯叟、丁謂和杜鎬等七人相繼抵達。過了好一會，趙恆從宮中出來，點起的蠟燭也不過幾十支，宴席很豐盛，趙恆命令把簾子捲起來不必跪拜見禮，然後上殿就坐，趙恆的位子設在宴席東面，陳堯叟等人的位子安排在宴席西面，像一般人請客的賓主位次。陳堯叟等人都惶恐地不敢入坐，趙恆一再邀他們就坐，陳堯叟懇切地陳説從古到今沒有君臣坐在一起的禮節，反覆了好幾次，趙恆生氣地説：“本來因為天下太平，朝中無事，想和你們一起高興高興。假如要拘禮，不如到外朝去設宴。今天的宴席只是宮中操辦，沒有下令給有關部門，也沒有請中書、門下的長官。因為你們是機要部門和文館官員，作為侍臣沒有什麼不便之處，想和你們坐在一起説説笑笑，不必多歉讓。”陳堯叟等人都跑到下首表示謝意，趙恆急忙阻止説：“這些禮數暫且都免了。”陳堯叟等戰戰兢兢地坐得畢恭畢敬，趙恆則説説笑笑，表現得極其高興。飲了五六次酒，所上菜餚中各有兩個絳紅色袋子放在大臣們的面前，裝的都是大珠子，趙恆説：“風調雨順收成好，天下安康富裕，恨不能和你們每天晚上在一起。太平時節難遇，這些東西為你們添些宴飲聚會的費用。”陳堯叟等人打算起身謝恩，趙恆説：“都坐着，還有呢。”這樣飲了三次酒，每次賞賜的東西，全是上好金子和珍貴寶物，散酒宴時已是四更天。當時人們稱為“天子請客”。 ^[72-73] 

據北宋中後期的史學家劉邠記述，趙恆的皇后劉氏（章獻明肅皇后）是四川成都人，出身貧寒，自幼喪父，跟隨外祖母家的親戚四處流浪，十幾歲時就嫁給銀匠龔美為妻。為了做生意賺錢，龔美帶着劉氏來到開封。生意不順之後，龔美走投無路，想把劉氏賣掉。時為襄王趙恆幕僚的張旻（張耆）見過劉氏後，覺得她聰慧貌美，想起趙恆曾説起想納一個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兩人見面。趙恆見到劉氏後非常滿意，便把她買了下來。劉氏頗得趙恆的歡心，兩人如膠似漆。但宋太宗從趙恆的乳母劉氏（秦國夫人）口中知道此事後大怒，勒令趙恆把劉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難違，但趙恆實在捨不得劉氏，便偷偷把劉氏寄養在張旻家。張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顧劉氏，自己為了避嫌，不敢下直回府，只能住在王府。直到趙恆即位後，劉氏才被召入宮。 ^[125] 

但在王陶的父親王應（《涑水記聞》稱為“樂道父”，曾與張耆同任襄王宮指使）的追憶中，這個故事的許多情節卻與劉邠版本不同 ^[126]  。首先，劉攽明言劉氏進入王府在“真宗為皇太子，尹開封”時，但趙恆被立為皇太子已是至道元年（995年），而《宋會要輯稿》《皇宋十朝綱要》明確記載劉氏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入韓（國）邸”，兩個時間相差12年。其次，劉攽的版本才有“蜀婦人多材慧”“見之，大悦，寵幸專房”“太子近日癯瘠”等趙恆貪戀美色的情節，這些情節在王應版本均未出現，僅“大有寵”三字不能直接指向貪戀情色。其三，王應是趙恆潛邸之臣、劉氏出入王府的親歷者，他的版本具有口述歷史的性質；劉攽則是神宗朝具有鮮明黨爭立場的士大夫史學家，其歷史敍述更多政治立場與理念闡釋的色彩。相較而言，王應版本應該更接近真實。 ^[127] 

抽離劉攽版本貪戀情色的要素之後，王應版本的內容就可能獲得重新解讀：首先，劉氏不是趙恆主動向龔美索要，而是經張耆推薦入府。其次，既無“材慧”“專房”之説，劉氏“大有寵”及乳母秦氏“惡之”的原因可能均與情色無關，太宗更未乾預此事。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劉氏暫時離開王府的去向，劉攽的版本是“置於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為之不敢下直”，這個情節與戒色主題相符；但王應版本中劉氏在張耆家只是暫住，趙恆很就將劉氏安排在獨立的館室中，“王（趙恆）不得已，置於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於外”，這樣劉氏離開王府根本不妨礙她與趙恆相聚，甚至為兩人密會提供了更方便的條件。 ^[127] 

由於史書對劉皇后早期經歷的記載十分模糊與可疑，後世史家也多有質疑。張邦煒《宋真宗劉皇后其人其事》已指出《宋史》所載劉皇后家世造偽，劉廣豐《關於宋真宗劉皇后身世的幾點考述》又注意到劉皇后出入王府時間及改嫁説的記述十分混亂。其實劉皇后出入王府的經歷不只是時間上存在問題，更重要是整個故事不符合邏輯與歷史情境。 ^[127] 

根據最早出自元雜劇《金水橋陳琳抱妝盒》 ^[131]  ，後經民間長期演繹而形成的故事“狸貓換太子”的描述：趙恆在位時，劉妃與內監郭槐合謀，以添加剝皮狸貓調換李宸妃所生嬰兒，李宸妃隨被打入冷宮。宋仁宗趙禎即位後，包拯奉旨赴陳州勘察國舅龐煜放賑舞弊案。中途，包拯受理李妃冤案併為其平冤，迎李妃還朝。此事也因此成為經久不衰的典故。但其具體情節多出虛構，與史實不符。 ^[132] 

李宸妃原是劉氏的侍女，莊重寡言，據説一次趙恆要洗手，李氏為他端來水盆，趙恆看到她肌膚細潤如玉，就同她交談起來，大約談得很投機，趙恆就讓她做了自己的司寢。一次，李氏對趙恆説，自己夢見有個光腳道士來給她送兒子，趙恆説∶“朕讓你好夢成真。”便與她同了牀。李氏懷孕生下皇子趙受益（趙禎）後，才被封為縣君。又生了一個皇女，卻夭折了。此後被進封才人、婉儀，直到臨死前不久才得到宸妃的封號。李妃死時，劉太后聽政，已是皇帝的仁宗趙禎仍不知道她是自己的生母。直到劉太后死後，這個秘密才得到公開。 ^[129] 

（表格參考資料 ^{[41]  [86]}  ）

（表格參考資料 ^{[45-46]  [86]}  ）

（表格參考資料 ^{[42-43]  [86]}  ）

（表格參考資料 ^{[47]  [154]}  ）

（表格參考資料 ^[45]  ）

（表格參考資料 ^[42-43]  ）

趙恆好文學，政事之餘，嗜好讀書。每次讀畢，常有感而發，撰寫詩篇，命近臣賡和，被認為是“好文之主” ^[32]  。有《正説》10卷50篇、《奉道詩》10卷、《歲時新詠》3卷、《新編賜東宮御製》50卷（晏殊等編）、《春秋要言》3卷、《承華要略》10卷、《授時要略》12卷 ^[136]  。後世總輯有《御製集》300卷，今僅存《玉京集》6卷（明代《道藏》收） ^{[79]  [80]}  。其主要作品如下：

（作品摘選參考資料 ^{[31]  [112]  [136]}  ）

澶淵之盟是宋遼雙方歷史上的一重大事件。自盟約簽訂之後，歷代對其批評或肯定的意見就一直持續不斷，延及現代學術界仍爭論不休。 ^[117] 

由於着眼點不同，所處立場或歷史時期各異，關於澶淵之盟的評價出現各種不同甚至針鋒相對的觀點。 ^[117]  對此，也有學者持全面的客觀評價，如王曉波在《宋遼戰爭論考》中評價：“澶淵之盟是一個不完全平等但又值得肯定的妥協和約，……澶淵之盟順應了社會歷史的發展”。 ^[117] 

永定陵位於河南省鞏義市蔡莊東北嶺上，趙恆於乾興元年（1022年）葬於此地。墓已被多次盜掘，陵區今存神台、神牆和神門的遺蹟。神道處的23對石雕是宋代遺留下來的最完整的作品。 ^[54]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章惠皇后楊氏、章懿皇后李氏合葬，章懷皇后潘氏附葬，章穆皇后郭氏陪葬。

文臣七條碑，嵌于山西省運城市新絳縣城絳州大堂內北壁東側。系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鐫刻。因文記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趙恆所作“文武七條戒官吏”中的“文臣七條”而得名。 ^[48] 

除與“狸貓換太子”的文學作品相關外，趙恆還廣泛出現在楊家將相關題材的小説中，如明代熊大木的《北宋志傳》（又名《楊家將》） ^[147]  。

《東都事略》卷4 ^[2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 ^[97]  ~卷98 ^[98]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15 ^[95]  ~卷28 ^[96] 

《宋史全文》卷5~卷6

《宋史》卷6 ^[41]  ~卷8 ^[14] 

《宋會要輯稿·帝系一》 ^[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