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寶成

趙寶成，1902年11月，趙寶成出生在山西五寨縣三岔堡村一個大户人家。原名趙成璧，字元和。他是趙世祿的第二個兒子。趙家是五寨縣知名的富户。其父是清末秀才，後在閻錫山麾下任太原警憲處的秘書。趙寶成自幼隨父親在太原讀書。正逢軍閥混戰，內亂外患，國弱民貧，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趙寶成目睹時勢，義憤填膺，立志救國救民。他為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1923年考入北平京都大學。此間，他經常聆聽李大釗等人的演講，閲讀了許多介紹馬列主義的進步書刊。他逐步認識到：學蘇俄革命方法，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惟一的救國之路。並積極投身革命，

在反對“曹錕賄選”中，他表現得非常堅決。1924年經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主要成員黃日葵、高君宇介紹，趙寶成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秋天，他利用學校放假機會，在山西五寨縣城東魁星閣與進步青年李在唐、範若愚、李希龍、李希皋、王秀明、李一非、郝良琴等創辦了黨的外圍組織“夜光學社”，組織進步青年閲讀《新青年》、《北方紅旗》、《工人週刊》等進步書刊。趙寶成還自己動手編輯刊印不定期的《夜光》小報，組織讀書報告會、形勢演講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蘇俄革命經驗，在五寨縣播下了革命的種子。他還介紹校友李在唐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他利用縣裏古廟會向羣眾講演，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講“五卅”慘案的真象，號召受壓迫民眾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

1926年，趙寶成從京都大學畢業，同年冬，受李大釗派遣，回山西開展工作。回到山西后在太原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下，他和程子華、薄一波、李舜琴、郝德青等同志一起深入學校、工廠、農村組織“讀書會”、“研究會”、“新學術研究會太原分會”，吸收大批進步青年參加革命運動，宣傳馬列主義，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黨的組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閻錫山步蔣介石後塵，向共產黨舉起了屠刀，大肆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三晉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山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中共太原地委主要領導轉移外地。趙寶成接替薄一波任地委組織部長，並與王鴻鈞、戎子桐等一起着重抓了恢復、重建黨的組織和發動工農羣眾的工作。

“八·七”會議後，中共山西臨時省委執行中央關於武裝暴動的總政策。趙寶成與印刷工人出身的王世益等負責策劃並直接參與了太原新華舞台刺殺國民黨地方要人的行動。

1928年元旦，乘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在太原新華舞台舉行新年“民眾同樂”晚會之際，刺殺國民黨山西地方組織要員。由於執行具體任務的趙煥星過於緊張，手榴彈沒有扔出即發生爆炸，致使爆炸行動失敗。導致閻錫山大局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和可疑分子。當得知此事與警憲處趙秘書的公子趙寶成有關的消息後，當即包圍了趙家。但礙於趙世祿的身份，不敢貿然闖入，只好守候伺機。趙寶成急中生智，穿上父親的長袍，戴上父親的禮帽，手持文明棍，腋下夾着公文包，扮成父親的樣子大搖大擺地揚長而去。

1928年初，趙寶成幾經輾轉來到上海，同組織接上了關係。根據中央指示，他化名趙閣民，和李在唐同志在上海開一家旅館，以此作掩護，實則是黨中央的一個秘密聯絡站和中轉站，負責中央的文件、情報的傳遞與聯絡，接待來滬參加黨中央會議的同志。同時，還擔負為中央籌集經費和物資的艱鉅任務。為了掩護工作，不被反動當局懷疑，經組織批准，趙寶成於 1929年春回山西，同1927年入黨的石澹峯結婚。後一道來上海，讓妻子協助自己工作。趙寶成經常冒着生命危險秘密來往於京、津、滬、杭、蚌一線，為中央蘇區購置藥品、軍火等物資。

1931年，向忠發、顧順章被捕叛變，上海局勢更加緊張。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黨中央機關出現更大的損失，黨中央決定趙寶成、石澹峯等部分同志分批撤離白區，向中央蘇區轉移。行前趙寶成給共產黨員的弟弟趙全璧寫了一封家信。信中説：“風雲驟變，陰霾蔽日，即日離滬，趕赴瑞金。這是暫時放棄城市、紮根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而後奪取政權的必由之路。在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之前這也許是最後一封信了。來日方長，後會有期，請轉告父母。”由此可見，一個共產黨員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對革命的必勝信念和堅定的革命意志。同時，反映了趙寶成對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路線清醒、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這在以王明為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佔統治地位的環境中是難能可貴的。

趙寶成、石澹峯到達紅都瑞金後，老戰友鄧穎超代表組織立即上門，看望並聽取了他們的工作彙報，然後，給他們分配了新的工作。趙寶成被安排在中央工農通訊社任副社長，石澹峯在中國工農紅軍學校任文化主任教員。

第四次反“圍剿”連續七八個月的征戰，紅軍戰士疲憊不堪，傷病員增加，給養物資嚴重不足，藥品奇缺。根據周恩來的提議，鑑於趙寶成同志在上海為中央籌集經費、物資的工作成績和經驗，1933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委會決定，任命其為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以加強對中央蘇區的後勤保障工作。趙寶成領導總務廳全體同志殫精竭慮地努力工作，積極完成“籌給養”的主要任務，同時，他還命胞弟趙全璧變賣家中全部良田家產，換成銀元，送往蘇區。

1933年8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迎接1934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修建“六大建築”，即在沙洲壩建造中央政府大禮堂，在葉坪紅軍廣場興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烈士紀念亭、公略亭、博生堡，並把紅軍檢閲台，由竹木結構改建為磚木結構。“六大建築”由總務廳具體負責設計、實施。此工程工程量大，要求高(蘇區標誌性建築)，工期短(約只有4個多月時間)，物資短缺(敵人封鎖)。趙寶成發動羣眾，依靠羣眾，羣策羣力，請錢壯飛為紀念塔設計圖紙，請黃亞光為大禮堂設計圖紙，並和總務處處長袁福清、管理處處長徐毅等同志一道克服種種困難，如期完成了任務。

“六大建築”莊嚴肅穆，佈局合理，凝聚着趙寶成等革命烈士和中央蘇區人民的智慧和心血。這些建築至今還是紅色根據地的歷史見證，成為江西省的名勝。 ^[2] 

趙寶成同志在1934年1月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博古藉口總務廳在修建蘇區大禮堂時帳目不清為由，對趙寶成的下屬、管理處處長徐毅進行迫害。趙寶成勇於承擔責任，因此受到撤職處分(中共七大時給予徹底平反)。 ^[3] 

1934年，紅軍實行戰略轉移，進行長征，趙寶成服從組織決定，繼續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武裝鬥爭。在擔任中共興國縣縣委書記期間，他深入羣眾宣傳紅軍北上意義，發動羣眾，組織游擊隊。1935年春，敵軍乘虛攻佔瑞金，加緊對中央分局的包圍和進攻。趙寶成和戰士們一起忍飢受凍，跋山涉水，在蘇區、在銅缽山地區的大山裏與幾十倍於己的敵人周旋。頻繁的戰鬥和轉移，部隊得不到補給，糧食吃光了，吃野果，吃草根，吃皮帶。子彈打光了，就用長矛刺，用大刀劈，用石頭砸，甚至用拳、腳、牙齒同敵人展開殊死搏鬥。在激戰中趙寶成英勇犧牲，時年33歲。 ^[3] 

全國解放後，由於種種原因，趙寶成的烈士身份一直得不到組織上的承認。1965年其子石毅給毛澤東主席寫信，並寄去了趙寶成留在人間惟一的照片。毛主席就是看過這張照片後，辨認出當年的總務廳長趙寶成的。中央組織部通過向鄧穎超、康克清、葉劍英、何長工、歐陽欽、趙晶三、張經武、李舜琴等老同志調查證實，趙寶成同志的革命歷史終於得到組織上的正式承認，內務部於1966年追認趙寶成同志為革命烈士。烈士妻子石澹峯也在1982年經民政部重新確認為退伍紅軍老戰士。在趙寶成烈士誕辰一百週年之際，烈士故鄉中共五寨縣委、五寨縣人民政府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相繼舉辦了以烈士夫婦名字各取一字命名的“寶峯杯”全國象棋大獎賽、“寶峯齋”中國名人書畫邀請展和紀念趙寶成烈士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趙寶成烈士及其夫人石澹峯為中國革命奮鬥的悲壯人生，都載入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史冊。

1988年趙寶成烈士掛匾儀式暨誕辰85週年紀念會在丹東市舉行。薄一波、黃華、程子華、伍修權、鄭天翔和胡富國等到會，並題詞。 ^[1] 

1993年11月26日，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在丹東市政府禮堂隆重舉行了趙寶成烈士誕辰90週年紀念會，並決定將趙寶成烈士及其夫人、老紅軍石澹峯(石玉翠)雙雙列入《中共黨史人物傳》編寫名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