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宏恩

趙宏恩（？—1759）清漢軍鑲紅旗人，字芸書，一作芸堂。初由歲貢捐納道員。康熙末任湖廣襄陽道。雍正中進湖南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湖南巡撫、江南總督。曾參加鎮壓湖南苗族起義。乾隆二年（1737）授工部尚書，旋以納賄革職。七年，召回授總管內務府大臣，正紅旗漢軍都統，兼管工部錢法堂事。十四年調任京口將軍。官至左都御史、正黃旗漢軍都統。十五年追授太子少傅，諡號“明武”著有《玉華堂詩集》。 ^[1] 

歷仕康雍乾三朝，雍正年間因勤廉幹練連獲升遷，雍正十二年（1734）出任兩江總督，成一時名宦。但在乾隆朝卻突然失寵，三遭革貶。雖任總督僅有三年，趙弘恩對當地的治理卻頗有政績。

在康熙朝晚期，許多官員敷衍塞責、推諉瞻徇，使積案久拖不決，諸弊漸漸從生。而趙弘恩以其公忠務實的為官作風，得到了雍正帝的賞識。其具體做法是：

實心施政，摒除陋習。趙弘恩曾向下屬官員提出十項訪查要求，文官要查民間衣食、荒棄土地、民情淳悍、屬員才守、可興革利弊等，武官要訪兵丁勤惰及技藝、營中裝備、所轄駐防、糧餉看管支用等，還要求“務須親加訪查，各得實跡”。為強調“實心”，他反對各種就升遷、節令、生辰進行祝賀的官場浮文，要求少説空話，多辦實事。

循名責實，信賞必罰。趙弘恩初蒞兩江，就針對兵營中缺額侵冒、虛糜餉米和疏於訓練等情況檄行通告，要求查造確冊、嚴格訓練，以便抽調考驗。他一方面申明“言出法隨，慎勿以身輕試”，另一方面又獎勤廉，拔賢能。

選官用人，公忠勤能。趙弘恩要求所用之人首先要有公忠之念，能行實心實政；其次，要有律己之心，廉潔操守；再次，要能勤勉任事、才副其職。平庸之員雖無過失，但難堪任用；懷才之士如徒令當苦差，也“殊屬不平”。此外，愛恤百姓、善解民困，被排在文職官員十項訪查之首。

整肅吏治是雍正朝要政，“吏治賢否，關乎民生休慼”，而趙弘恩則很好地實踐了這一點。

首先，他先禮後兵，將江西、安徽多縣官員或濫用胥役搜刮肥私、或政令廢弛、或貪婪瀆職等情弊通報各司道，痛斥這些縣令“如此忍心害民，不法已極”，命有關司道嚴飭屬下改悔。他還告誡地方官員，自己“言出法隨，慎勿以身輕試”。

之後，趙弘恩在雍正十二年春夏連續參奏多名文武官員。他列舉了江西瑞州（今高安市）知府楊廷翼冒銷糧谷、剋扣工價、封官誘賄、“索借”下屬銀兩等惡行；南昌總兵陳王章向屬下強賣瘦馬勒財、借薦拔將官索賄、對不送財禮的下屬尋隙刁難甚至毆打、縱容心腹虐佔糧餉等劣跡。此次奏劾得到雍正帝肯定，要求將涉案人員交部議處，還批了“參奏甚當”“楊廷翼屢負朕恩，是屬可惡”等語。

同時，趙弘恩重點清理了兩江的胥役。他了解到不法胥役利用其特殊地位為非作歹、刻剝百姓，而有些官員卻加以縱容或串通漁利，遂嚴示徹底革除。趙弘恩先後查辦江蘇丹徒、上元兩縣侵蝕銀米的貪役，懲處山陽、武進、嘉定等縣逼死人命、誣拷良善的惡捕，又恢復按裏甲挨次明令催徵之法徵收賦税，以杜絕胥役侵民之源。雍正帝對此舉作了“好，竭力整理，務使弊絕風清”“胥役不可絲毫稍有寬假”等多次硃批，以示肯定。

雍正十二年秋，徐州銅山縣發生李、郭兩族械鬥案，事涉直隸總督李衞的堂弟李縉、堂兄李綰（wǎn）。為此，趙弘恩特別奏報兩次，表示將“秉公執法窮究，既不使奸豪逞志欺凌良懦，亦不得因系宦弟故為屈抑”。雍正帝在硃批中答覆：“汝其揆情酌理，秉公執法審理具奏。”李衞堪稱大義滅親，就此事在雍正帝前屢次詳奏，直指堂兄李綰為“授計主使”，必須並究。“北李南趙”兩位總督不避權貴，不徇私情，成為古代廉政史上的一段佳話。

趙弘恩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整治當地風俗。其一，禁遊惰，勸樂業。地方上有些不法之徒，遊惰喜賭，不事生業，趙弘恩增設保正、族長，對不事生業者教以耕織，免其遊惰，並宣講法規、以戒其性。其二，移惡習，易陋俗。趙弘恩大力禁賭，嚴禁地方生產賭具，並令各地限期銷燬；還努力禁娼，嚴厲打擊販賣良家女的惡行；並着力勸禁將去世親人露棺不葬舊俗。其三，倡儉樸，清世風。趙弘恩從喪事鋪排、彩禮過重等習俗引起的窮家停棺不舉以及家庭失和等後果考慮，飭令有司“各勤加訓導，不得以習俗所尚聽其自然”。

在整治鹽務方面，趙弘恩從加強緝私、改善鹽運和改進鹽課方法入手。在治理鹽運壅（yōng，堵塞）滯問題上，他實行考成法，對囤鹽者重罰，對運鹽迅速者明獎；在課鹽税時，他支持鹽運司將明朝用於徵糧的公開滾單（催徵田賦所用的一種通知單，防止官吏私行科派）徵糧法引入徵鹽課，以提高效率。

在興修水利方面，趙弘恩實地考察了蘇、松、常、鎮一帶港渠河湖，松江一帶的海塘和黃河、運河的河道，進行了多處整治工程。在籌劃普修江南港渠的同時，他建議以當年各地清革之陋費為修港渠費用，稱之為“以無益之陋費，為水利之正用”。

在保護和規範民間經濟方面，趙弘恩嚴令查禁奸徒冒充官役、官衙“濫差滋擾”的行為，還下令公開榜示，革除有司勒借當鋪、商家的各項陋規，要求對侵害當鋪的兵捕、胥役嚴加查拿。他還規定，當鋪計息“總宜照當出本銀實數計算”，不得作舍入計算，務必做到公平計息。

趙弘恩為官兩江，還實行了一些惠民政策。其一，在省城江寧等地設立育嬰、普濟堂。雍正十二年二月，趙弘恩從所徵收的江西鹽規項中撥出3500兩銀子作為育嬰、普濟堂建堂費用；又從總督衙門養廉銀中歲捐100兩作為長久之需。

其二，設立義冢，收葬荒骨。當趙弘恩瞭解到蘇州、松江等處因災荒或陋俗而遭棄置的荒骨慘況後，立即通飭各地多設義冢，還要求蘇州官員倡捐辦理，使城內外及虎丘一帶月內“掃數通完”。他自己特捐銀40兩，以激勵善舉形成風氣。

其三，整治刑獄，減少濫刑。趙弘恩多次嚴飭各屬在審案時“務須細心反覆，詳審確實，方許關拘質訊”，捉拿鹽犯要當場人贓並獲，不得任意妄拿，波及無辜。他開列了多種監獄非刑的名目，嚴令盡行革除，並嚴禁再犯，還下令改善監獄設施條件，使“高燥潔淨，溝洫清通”，讓罪囚不致因染病而暴死。

趙弘恩在兩江任職期間，肅貪除蠹果決、考成賞罰嚴明、民本色彩濃厚、勤政而富熱情，頗為雍正帝賞識，倚重一時。雍正十三年一月，皇帝在硃批中直接稱讚並勉勵趙弘恩：“自汝到此任以來，恪勤庶務，有何可諭。但勉始終一轍，莫移此志。”這類勉勵還可以找到很多。不料在兩年後的乾隆二年，趙弘恩卻連受參劾，疊遭斥革，罪名竟然是之前他所痛斥的“納賄”和“瀆職”。此案詳情失載，尚是未解之謎。不過在乾隆二十二年春，趙弘恩又得出任左都御史（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總檢察長）一職，從此來看其時他的罪名應已解除。

趙弘恩兩江任內經歷，與史上多位廉吏、名宦，如明代海瑞、清代于成龍（老於成龍）等的江南經歷相似，都曾受某些地方官員與士民非難、攻訐。張居正曾對海瑞感嘆“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不能奈其何。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外地人，他們沒有注意和當地胸懷天下之志、富有實學素養的望族士紳聯手，以移風易俗、形成風尚，而是僅靠行政號令施政，必然造成一些困難。同時，趙宏恩的一些措施明顯有雍正帝個人色彩、比較激切，當雍正帝逝世後，出身低微、缺乏人脈的趙宏恩也就難以為繼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