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佑

趙大佑為官三十載，從初授鳳陽推官到轉任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在大理寺、都察院、刑部歷任諸職，終任刑部尚書，始終踐行“體國親民”之念，尤其在監察、理獄、治政中不畏權貴、秉公執法、清正廉潔。

嘉靖十七年（1538），趙大佑在鳳陽推官任上三年，因“懸斷若素習者，以淑問著聲，薦剡四騰”，被推薦為廣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江西、貴州、南京三地。他堅持“務實政而略虛文”，每巡一地都直面問題，盡責擔當，扶正糾邪，政聲頗佳。

嘉靖二十年（1541），他巡按貴州，無論地方險易都“一一親歷”，即便是“前官未嘗巡歷處”，也“不憚親臨且不擾（民）不遺（漏）”，深入實地瞭解民情。他在《按貴奏議》中提出了19條建議，涉及加強教育、從嚴治吏、依律治事、明慎理獄、節支公費、嚴格財政等方面。

趙大佑痛恨貪腐，對以權謀私深惡痛絕，曾道：“夫仕既以食君之祿，君使之，又漁其財，與倉鼠奚異？”又道：“夫盜公家之利而自潤，而又滅其影，在法毋貸。”他懲治了無數貪官污吏，且執法不阿、不徇私情，甚至棄自身安危於不顧。

在巡按貴州時，他發現宣慰使安萬銓“貪地害命滅事”，致死無辜逾數百，且偷欠糧税、擅開礦場，牟利鉅萬，已是罪行昭著但依然壓案未辦，於是先下令捕殺安之爪牙張仁、李木，再治罪安萬銓。是時，貴州巡撫劉彭年受安萬銓賄賂，指使他向各衙門發文稱趙大佑招釁尋事，以武裝威逼趙大佑。趙大佑暗中防備變亂，並大義凜然道：“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安萬銓被逮捕後，趙大佑主動請命審訊，並依律奏請朝廷定罪安萬銓。貴陽人稱趙大佑是“前無所有，卓煢不羣，蓋抱究鴻略者”。

嘉靖三十九年（1560），趙大佑在刑部左侍郎任上，奉命勘問伊王典楧縱侈不道，有違祖制之事。伊王聽聞後納賄於嚴嵩，嚴嵩示意趙大佑饒恕他。趙大佑嘆道：“奉敕推勘，而不以實聞，置國法於何地？”他在查明情況後，盡數揭發伊王罪行。次年，趙大佑被調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不久因堅持案件應依律由法司審理，由都察院、刑部平議一事被嚴嵩設計逐出御史台，並遭貶官二秩。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嚴世藩父子罪行敗露，嚴世藩下獄，嚴嵩致仕，趙大佑遷升南京刑部尚書。他在查辦齊庶人可澗殺害家僕反誣富室子儒生陸某所為案件中，面對諸多官員畏勢引嫌不敢斷案，毅然獨出法辦治罪齊庶人，並釋放陸某；在面對世宗至寵近侍宦官黃錦為屬下馬廣犯死罪而請託，並行重賄於他時，嚴辭拒絕稱“豈可以大霈釋當誅之人”，奏請朝廷殺之，行棄市之刑。

趙大佑在嚴格依律治事的同時，堅持治獄寬猛相濟，曾道：“人命至重，王法至公。”看到刑獄“因循日久，往往斷理不公，怨聲滿道”時，提出“務要虛心鞠審”“虛心推究、緣情求實”“禁止濫用酷刑”“疑罪從無”，對“輕罪或無干證的”予以釋放等主張。是時，南京人稱“執法不冤者，則一口以為趙尚書雲”。

嘉靖四十四年（1565），趙大佑在刑部尚書任上進資德大夫，勳正治正卿，其祖、父皆進尚書，祖母暨母皆夫人，滿載殊榮，門楣光耀。對此，趙大佑告誡子弟道：“門第高，可懼不可恃。以成立之難，而覆墜易之也。願而曹懼之。”

趙大佑祖上歷來重視治家，嚴不廢律，把“子姓受約束，勤生產，起財以義，敬重祖先”作為家訓延續，強調“治家不富不貧，守己無榮無辱，先世鹹考終命，後人永保貞吉”。淳厚、嚴謹的趙氏家風家訓影響了趙大佑的一生。

在趙氏祖訓中，最核心的是強調對子弟的教育，稱“食可無（少），衣可缺，讀書不可失”，要做到“躬行惟師友，事業在詩書”，並反覆勉勵子弟刻苦學習，謹記“務學當有常，否則一暴十寒矣；用功當知要，否則泛而不切矣”，做到“隆師友，篤課程。朝夕鞭闢，講明義禮，不使追逐時好”，並告誡子弟“飽食暖衣宜思自樹”“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恐不得老；未貴而享既貴之福，終不能貴”。

趙大佑入仕前，在縣學讀書時曾因學田少而難供學費，夫人牟氏將所有陪嫁妝奩資助於他，自己過着“食不重味，衣布帛，無紈綺”的生活，日夜操勞，“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倦勤”。趙大佑得夫人治家有方，潛心治學，終中舉、進士、入仕。

此後，趙大佑雖長年在朝為官，與子弟少相聚，但始終牽掛對子弟的教育。他在《喜得家書示兒》中指出：“寒暑資身有敝廬，辛勤應自惜三餘。相思勿忘臨歧話，萬里何妨少寄書。”讓家中子弟牢記他的臨別囑咐，珍惜當下讀書條件，珍惜時光努力學習。

他還請弟弟趙大佶幫忙教育兒子，在《復佶弟書》信中寫道：“忠、愈二子得荷監督，不致荒廢”。得知族弟入學，他在《答族弟受書》信中不僅要求踏實求學，持之以恆，還教授學習方法和途徑，稱：“繼自今須熟讀經書，講習章旨，次則習子史，誦古文，多作文字，更須就正勝友，庶無自是之差，久則自然向進也。”

趙氏家訓更把對子弟的品德教育作為重要內容，作為做人立身之根本，並強調言教不如身教，稱“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

在這一點上，趙大佑比祖上要求更為突出，認為訓飭子孫“動必由禮”，在《途中示兒》詩中教子“豐思無逸豫思貧”。他在《答世服書》信中告誡弟弟趙大佶道：“文字之教，猶在次等。第一是飭其勿得輕言妄動，勿得縱酒耽欲。假饒為人不端，即是不才子弟，在家已不好，在邦尤不好，要官作何用？”在得知趙大佶即將赴官，在《復佶弟書》信中告誡要廉潔從政，稱：“士君子平居自許頗覺容易，惟是臨財當事，若非確有定見，勢利所在，鮮不動心改圖。”在得知族弟世卿在學校受罰，他在《答族弟世卿書》信中告誡道“行為不得，反求諸己，自今以往，尚須循守條約，勤若自工，以圖恢復”，並勉勵道“古人成功立業，往往於艱難困屈中得之，願子加意自勉”。

趙氏家風崇尚孝悌，認為此是做人根本，趙大佑為族人子弟率先垂範。他對父母極為孝順，致仕後家居五年，“足跡未嘗一至城府，晨夕必在二親之側”“飲食必躬閲視，其寒暑衣服調攝唯謹。每遇節序，率諸子弟羅列階下問安上壽”。期間，朝廷召其復任南京刑部尚書，再召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都被他以“病子衰親，相依為命”等為由而謝拒，終未赴新命。時人贊其“公之始為忠，而卒以孝終，蓋兩完矣”。他對兄弟也是“友愛尤篤，視其弟大倫、大佶，怡怡如也，卒教成之，皆為舉人”。同時，他“接宗族鄉黨極有恩義，馭僮僕嚴而有恩，厚於待人而薄於自奉”“曲盡情好，不作富貴相”。

趙大佑性嗜讀書，雖日常公務繁忙，暇時仍手不釋卷，生前即對所作詩文作品予以整理結集，取名《燕石集》，有序文2篇、正文五卷，卷一為“奏疏”共17篇，卷二為“傳、序、祭文、志”共16篇，卷三為“詩”共160篇，卷四為“書”共88篇，卷五為“外集、祭文、後序”共26篇。

隆慶六年（1572），趙大佑長子趙成妥刊出《燕石集》，後被列入清代《欽定四庫全書·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三》，今國家圖書館藏有原文。

《燕石集》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獲時人高度評價。明中後期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後七子”領袖王世貞為《燕石集》作序，認為趙取“燕石”（似玉之石）為名“蓋自謙耳”，在評價趙之詩文時，更是讚歎不已，稱：“今讀公詩，則皆和平朗爽，有朱弦疏越之音，而五言古、近體尤自長城。至於文，典雅簡勁，太羹不和之味，流羨於齒頰間。”應大猷（明正德九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應趙子之請亦為文集作序，並稱“其文平正婉麗，如方池圓沼，波濤不激”。

《燕石集》較完整地體現了趙大佑“文以載道”的文學主張，強調“道不傳，文獨能興乎”，並贊同“文章不關世教則不作”的觀點，稱今世所謂論文“其虛且泛者等諸滑稽邈然不涉於事情姑勿論，即有稍似，亦不越優孟抵掌作叔敖”。

收錄的奏疏較全面地記錄了趙大佑的為政理念和治政業績，應大猷稱“歷覽前後奏疏，激烈懇惻，率皆為國、為民、為社稷”。從收錄的詩文、書信看，“詩以言志，以意逆志”，特別是大量的詩、書顯示出趙大佑對親人的關切和對僚友的囑咐。如他從妻弟存軫處得知從弟趙俊兄去世，即去信慰問，在《慰從弟俊書》中寫道：“寡嫂無依，煢煢在疚。”諄諄之情可鞠。

牟培萱（趙妻牟氏族叔）為文集校訂後評價稱：“諸體皆抒肺腑間真藴，不拘踵故蹠，而事與情鹹備，足自成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