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目標

心理學家謝里夫在實驗中為了促成彼此競爭的露營者的和解，曾使用過超級目標。一次，他讓夏令營的供水出現了問題，使得營員們必須通過合作來修復水管。另一次，他提供了一個可以租借影碟的機會，但是所需的費用必須動用兩個團隊的共同資金，這時他發現合作又一次發生了。還有一次，他們在行進途申有一輛卡車“拋錨”，實驗人員在路邊有意留下了一根拔河用的繩，於是其中一個男孩就提議大家用繩子把客車拉到啓動。當卡車啓動後，所有的成員互擊掌表示祝賀。

經過這樣幾次共同完成超級目標的活動後，男孩子開始在一起吃飯，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誼在兩個隊之間蔓延開來。敵意直線下降(圖13-7)。在最後一天，男孩們決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們不再按照隊分開乘坐。當巴士到達他們的家俄克拉荷馬州時，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俄克拉荷馬州”的州歌，彼此在祝福道別。就這樣，謝里夫用隔離和競爭製造了陌生人之間敵意，又用超級目標使得這些敵人變成了朋友。

謝里夫的實驗僅僅是小孩子的遊戲嗎？或者説對於人來説，把彼此衝突的人們叫到一起完成一個超級目標會取得類似的結果嗎？秒伯特t布萊克和簡·穆頓（Blake & Mouton,1979）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系列為期兩週的實驗中，共有150個不同的團體，1000個經理人，他們重現了“響尾蛇”和“老鷹”之間競爭情境的基本特徵。一開始每個團體各自活動，然後組與組之間互相競爭；而後讓不同的組在一個超級目標之下合作。他們的結果明確顯示，成年人和謝里夫實驗中那些年輕被試是一致的。

塞繆爾·蓋特納和約翰·多維迪奧和他們的合作者（Gaertner&Dovidio，1993,2000）拓展了這些結果，他們發現在一起工作尤其對分解小羣體，建立一個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羣體很有用。當兩個閉隊選擇圍着圓桌坐下來（而不是對立地坐着），給他們的新團隊起一一個名字，然後在一個良好的氛圍下一起工作時，他們原先對彼此的那種帶有偏見的不良感覺就會減少。 “我們’’和“他們”合在一起就可以成為“咱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打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美國和前蘇聯以及其他國家組成了“同盟國”。只要“打敗共同的敵人”這一目標存在，那麼美國對俄國的態度總是支持的。“響尾蛇”和“老鷹”一起合作的努力最後以成功告終。但是，如果當時供水並沒有恢復，影碟沒有買成，或者那輛卡車仍然停在路中央，男孩之間的和解還會現嗎？似乎不會了。在對弗吉尼亞的大學生做的一個實驗中，斯蒂芬·沃謝爾和他的助手們( Worchel&others，1977,1978,1980)發現，成功的合作能夠增強兩組人之間的吸引力。如果曾經敵對的組在一個合作的任務上失敗了，並且他們又可以把失敗的責任推卸到對方身上時，他們之間的衝突反而會惡化。謝里夫的實驗中，團隊之間已經彼此懷有敵意，因此如果他們想要集資租影碟時不能湊夠足夠的錢，那麼他們很可能歸結為對方的組員太“小氣”或“自私”。這不僅不能減輕他們的衝突，反而會加重矛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