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主義繪畫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無論是戰勝國英、法、俄等國，還是戰敗國德、奧等國，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讓人不忍睹視的傷痕。整個歐洲，經濟蕭條、世態炎涼，人民生活困苦，整個社會瀰漫着強烈的厭世、悲觀的情緒。此種形勢之下，人們（藝術家們）開始否定一切，開始逃避現實，追求不存在的夢幻，以脱離現實的悲哀與殘酷。

於是超現實主義佔據了當時藝術發展的主導地位。

超現實主義的產生比達達主義稍晚。超現實主義並非美學樣式的革新，但它深刻地影響着歐美的藝術運動，不僅左右繪畫藝術的發展，也波及到小説、電影、戲劇和詩歌等諸多方面。

超現實主義的產生，有其特有的社會根源，由於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處在兵荒馬亂動盪不安的社會局勢下的人們，開始對舊有的藝術表現形式和表現手法失去興趣並最終與之分裂。不少藝術家將自己的興趣轉向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説，他們把毫不相干的東西湊在一起，熱衷於沒有任何邏輯聯繫和理性約束的表現手法。以求脱離現實的殘酷與悲哀。

“超現實主義明確強調受理性控制和受邏輯支配的現實是不真實的，只有夢幻與現實結合才是絕對的真實、絕對的客觀。” 超現實主義者主張把生、死、夢，現實、過去、未來結合在一起，把它們統一起來。於是他們的藝術作品紛紛呈現出神秘、恐怖、荒誕、怪異的特點。

馬格里特Magritte，Rene(1898～1967)比利時畫家。1898年11月21日生於萊西訥，1967年8月15日卒於布魯塞爾。早年受業於布魯塞爾藝術學院。成熟期的作品具有超現實主義特點。代表作有《兩姐妹》、《受威脅的兇手》等。他的創作對年輕時的超現實主義畫家S.達利、麥桑等和波普藝術家，有一定的影響 ^[1]  。

達利（1904—1986），西班牙著名畫家，是超現實主義繪畫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領軍人，他在繪畫、文學、電影、珠寶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貢獻。相信有人看過他的《記憶的永恆》這件作品，從繪畫的角度來講，它是繪畫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畫中描繪了一個死寂般寧靜的曠野。平靜的海面、平坦的沙灘、荒涼的海岸，一個讓人莫名其妙的方形台座，一塊板，一棵樹。畫面中突出表現的三塊軟餅似的鐘表：一個塊掛在樹上，一塊垂在台座上，另一塊軟軟地搭在人臉形的白色生物上。還有一塊紅色的鐘表，上面爬滿了黑色的螞蟻。畫中還有一隻歇着的蒼蠅。畫家在繪製這件作品時，寫實非常手法。但畫中的一切卻是荒誕不經的，採用了違背情理的表達方式，脱離了常規邏輯的脈絡，這裏看不見現實的蹤影，只有神秘、荒誕和怪異。但不可否認，透過表面，達利以及欣賞者看到了一些實在卻又不實在的東西。達利覺得，它不僅僅是一件繪畫作品。更是一首寫在畫布上的詩歌。

米羅（1893—1984），超現實主義代表人物，西班牙著名的畫家和雕塑家。其代表作《羽毛美麗的鳥》，畫面上流暢的曲線連接着大小不等、形狀各異的點和麪，點線面之間錯綜複雜、神秘莫測。標題語言頗有誘惑力和詩意。整幅畫並沒有出現鳥的形象，僅僅在畫面中出現兩個“眼睛”狀的圓點，和葉子形的“鳥嘴”。整幅作品折射出一種超越現實的優雅幻想和沁人心脾的神秘。雖然作品沒有具體的東西，但觀者可以從中體會到很多具象的東西無法給我們帶來的享受。這一點，和我們當前的一些優秀詩歌給我們帶來的感受是一樣的。

“反常合道”是中國古典美學概念。“反常”是指表面上對現實的扭曲，卻能形成藝術中的奇趣，造成藝術中的新奇效果。但“反常”必須“合道”，也就是説：雖出意表之外，卻在情理之中，即“反生活常理而合乎藝術之道”。這種境界如同禪宗的偈語，本質上都是與邏輯主義不相容的“佯謬”，表面上是荒謬，而實際上是真實的描繪，即所謂“似非而是”，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形式。禪家公案把佯謬的矛盾語義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清淨法身”和“風恬浪靜”，回答完全悖於邏輯，但由於其中包含有萬法平等的道理，所以可看作“似非而是”或“反言以顯正”。

超現實主義是20世紀上半葉興起的一個重要藝術流派，取自於達達主義的部分觀念，它最重要的哲學依據是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學説。潛意識常表現為雜亂無章的反常規的幻境，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決定了超現實主義的反邏輯及非理性的“反常”特徵。

超現實主義者宣稱：人的本能、夢幻、下意識領域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認為人的頭腦活動要從邏輯與理性束縛中解放出來。理性、道德、宗教、社會以及日常生活經驗，都是對人的精神、對人的本質需要的桎梏。惟有人的無意識、夢幻和神經錯亂才是人類精神的真正活動。兒童和瘋子的言行是不受任何控制的真正自由的範例。因此，在藝術創作中，他們以非常態的夢幻形象反對傳統的美好見解。

潛意識雖不合乎理性的社會，但卻為人的本能所驅使，是人的某些本性的真實存在。超現實主義注重人類的先驗性，致力於突破合乎邏輯與實體世界的現實觀，嘗試將現實觀念與本能、潛意識及夢的經驗糅合，以達到一種絕對或超然的真實情景。正是這種表現無理之理的努力，使超現實主義繪畫具有了反常而又合道的境界。這種更接近藝術之道的無理而妙正是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另一特點。正如禪的目的是追尋本體論意義上的“悟”，而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知”，繪畫的目的也是追求藝術意義上的“美”，而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真”。可見禪悟與審美大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超現實主義繪畫中，畫家們開始探索自己非理性的一面，以找到新的創作自由。雖然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情景奇異怪誕，與現實格格不入，體現了“反常”的特徵，卻具有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永恆感，給人以靈驗、虛無的感覺。這是一個被抑制的日常世界，這些作品隱喻着人和宇宙破裂卻又相互聯繫的矛盾，充分體現了“反常合道”的藝術魅力。

超現實主義繪畫顯示出不同於以往的最能體現繪畫本質的語言特徵和藝術技巧。這種創作方法是對以往以理性、現實為特徵的現實主義繪畫的反動，目的在於對真實的深層次探索和表現。超現實主義繪畫多半依靠具象表現形式與抽象畫面情景的巧妙嵌合，即有意將抽象意境與具象實體搭配，構成一種既具體又模糊的虛實相交的境界，從而給讀者提供了追尋藝術家個體感受的信息。這與中國古人強調“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的境界吻合，超現實主義繪畫的藝術效果就在於抽象與具象的適當調配，在這兩者之間取得恰到妙處的平衡。在“虛”與“實”的處理中，“虛”的部分更是藝術家想象力飛翔馳騁之處，即是繪畫的超現實性。

西班牙畫家達利（1904—1989），是20世紀最負盛名的畫家之一。他利用反向思維，自由拼合想象的畫面，通過對以往經驗的倒置和回放，構建出一個意象新奇、陌生化的超現實主義場景。其代表作《記憶的永恆》創作於1931年，典型地體現了他早期的超現實主義畫風。畫面展現的是一片空曠的海灘，海灘上躺着一隻似馬非馬的怪物，它的前部又像是一個只有眼睫毛、鼻子和舌頭荒誕地組合在一起的人頭殘部；怪物的一旁有一個平台，平台上長着一棵枯死的樹；最令人驚奇的是出現這幅畫中的幾隻鐘錶都變成了柔軟的有延展性的物體，或掛在樹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這些用金屬、玻璃等堅硬物質製成的鐘表在太久的時間中已經疲憊不堪了，於是都鬆垮下來。那種對時間瘋狂流逝的獨特表現手法，暗示了個人情感在物質世界擠壓之下迸發出的無法迴避的力量。《記憶的永恆》是20世紀具有典型意義的視覺形象之一。達利承認自己在《記憶的永恆》這幅畫中表現了一種“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個人夢境與幻覺”，是自己不加選擇的。他儘可能精確地記下自己的潛意識，以及自己夢中每一個意念的結果。

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是超現實主義風潮的另一代表者。馬格利特認為要打破理性秩序的視覺習慣，還要借用理 性手段，以原來熟悉的事物質詢這個熟悉的系統，使畫中物體具有相當的肖似性。因此馬格利特喜歡選用冷調的色彩、稀薄的平塗、界線明確的繪畫方式。馬格利特的作品中有一種黑色幽默，就像達利及恩斯特，但是馬格利特在處理手法上，似乎營造出平靜的氣氛，不像前兩者具有惡夢般光怪陸離的形象。他喜歡將平凡的事物，賦予新的面貌，使人在靜默中屏息以對，有時會在超官能情境中，突如其來地產生一種飄浮的詩意，讓人的情緒飛躍自如，心靈獲得解放。他的代表作品《天降》描繪了一些神情古怪、頭戴圓頂高帽的人物從天而降，如同彌天的雪花飄揚在城市上空。畫面的形象異常清晰，看似高度寫實，體現了超現實主義畫家對於“反常”視覺形象的酷愛。許多物品看似正常，實際上卻處在矛盾狀態。《天降》具有一種怪誕的合理性。

叔本華和尼采的思想啓發了藝術家對生活無意義的理解，以及這種“無意義”怎樣能轉化為藝術，邏輯的意義在藝術裏被排除了。這種如同兒童、精神病患者和沒有受過訓練的業餘畫家的創作狀態加上藝術家的自省，把藝術從“偶然”和“反常”中加以提升，達到了一種幻境式的奇妙效果。或許當一羣藝術家用刺刀盲目地刺進一本詞典，刀尖指向“達達”時，這種“偶然”便也獲得了某種意義。這種方式成就了重要的藝術流派—超現實主義的誕生，繼而創造出了數量眾多“反常”卻又“合道”的繪畫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