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於羅馬尼亞西部蒂米什縣小鎮尼特基多夫一個農民家庭，所在村莊以德語為通用語言。 ^[2] 

1973至1976年，米勒在蒂米什瓦拉大學研究德國文學和羅馬尼亞文學。這個大學大多數學生都是匈牙利族或日耳曼族等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在羅馬尼亞經常受到排擠，所以對羅馬尼亞族一直都有非常強烈的對抗情緒。米勒在這一時期加入了“巴納特行動組”（Aktionsgruppe Banat）。這個組織成立於1972年，其成員是一羣在羅馬尼亞巴納特施瓦本地區的德裔少數民族青年，宗旨是追求言論自由。這一作家團體經常發表激烈的言論，反對當時的羅馬尼亞集權政府，米勒也不例外。 ^[3] 

畢業以後，米勒在一家工廠當翻譯，但由於她抱着堅定的不合作態度，拒絕成為秘密警察的線人，也拒絕告發工廠的同事，1979年被該廠解僱。其後，米勒就受到了來自秘密警察的監視、跟蹤、甚至是搜查和審問，她的正常生活遭到了嚴重的干擾。在這高壓的社會環境下，恐懼已經成為米勒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還曾經試圖通過自殺的方式來獲得這暗無天日生活的解脱。當然，這種企圖並沒有成功，不過米勒找到了另一條開啓自己心扉的途徑：文學創作。 ^[3] 

1982年，米勒在羅馬尼亞發表了第一部文學作品——名為《低地》的短篇小説集，描寫了羅馬尼亞一個講德語的小村莊的艱苦生活，在出版後不久遭到了羅馬尼亞當局的審查和刪減。 ^[4] 

獲得諾貝爾獎(4張)

1984年，這部短篇小説集的未刪減版本在德國得以發行，受到德國讀者的熱烈追捧。而後，米勒又以羅馬尼亞語寫作了《沉重的探戈》一書。 ^[5] 

由於多次在書中對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批評，並且擔心秘密警察的侵擾，1987年，米勒借着當時德國的迴歸政策，米勒終於離開了那個讓她身心俱疲的羅馬尼亞，來到了德國柏林，從此成為一名職業作家。 ^[5] 

1995年，她成為了德國語言和詩歌科學院成員。米勒還到各個大學講授，並分別在1998年和2005年被卡塞爾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聘為客座教授。 ^[3] 

2009年出版《呼吸鞦韆》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專注於詩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寫了失業人羣的生活圖景”（who,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 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 ^[1] 

2013年10月，米勒因嚴重的胃腸穿孔被緊急送往德國西南部的一家醫院入院治療。她所在出版公司的編輯克里斯汀娜·奈克特隨後表示，米勒接受了良好的照料，身體正在康復。 ^[6] 

米勒是一個關注現實的作家。在她作品中總有一種洗不去的陰暗的氣氛，在她的處女作《低地》中有過一篇短篇小説名為《我的一家》，以簡單而明瞭的話語勾勒出了組成這個家庭的成員，用“我的父親和另一個女人還有另一個孩子”和“我才是另一個男人的孩子”等文字，揭露了家庭成員內部令人不齒的血緣關係和婚外戀。敍事者暗示，我的父親有個情婦；而我是母親和郵遞員的孩子；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結合是亂倫；母親和舅舅其實都不是外祖父的親骨肉；外祖母是曾外祖母和另一個男人的孩子。這個看似簡單而實際暗藏着種種醜陋、出軌、背叛的家庭是一個婚姻偽裝下的謊言。村莊與“我”之間也永遠都存在着不可丈量的距離，從未成為過“我”成長的樂園，而是一個充滿恐懼、暴力、束縛的殘酷世界。村裏的男人們夜夜酗酒，女人們在勞苦和家暴中日漸衰老，教師們指導家長體罰兒童，領導們愚鈍不堪……正是這樣的家庭和村莊，構成了敍事者童年生活的社會，種種醜惡的現象對敍事者內心的扭曲和摧殘，粉碎了敍事者本該無憂無慮的童年。 ^[3] 

類似這種文章並不是米勒的憑空想象或是道聽途説。米勒從小就生活在二戰留下的陰影之下。她的母親整日都生活在父親的打罵之下，只會以淚洗面，從來沒有給過她正常的母愛。父親更是與酒相伴，除了希特勒和德意志，對其他的事物一概沒有興趣......再加上族裔內部奉行的德意志精神和人們的冷漠、虛偽、背叛等等，使得米勒童年一直都生活在恐懼的氣氛中。無愛的家還有恐懼的村莊，造就了米勒的童年創傷，也成為了她創作的源泉。但是這不僅僅是問題的全部。羅馬尼亞社會環境的黑暗和虛偽。來自秘密警察的監視、搜查、審問等一系列政府的打壓手段也越來越頻繁，甚至連村裏的人都開始孤立米勒及其家人，這類問題也是米勒一直想要駁斥的。 ^[3] 

米勒生活的時代正值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的黑色統治期。為了滿足齊奧塞斯庫極權統治的需要，大量極權主義運動在全羅馬尼亞盛行。 ^[7] 

米勒曾説：“我的寫作層面是那個巴納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後來，是那個集權主義國家羅馬尼亞。這個國家讓一切經歷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為權力的視線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我後來稱之為‘集權主義’和‘國家’的東西，只是一個偏遠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3] 

米勒首先目睹的是羅馬尼亞的精英階層——那些經濟領域及黨政、部隊的幹部，安全人員，警察。他們衣着考究、思維敏捷、才華橫溢，生活在國中之國，有自己的住宅、商店、醫院、餐廳、獵場和度假勝地。他們很機靈，身體和舌頭都會諂媚，愛乾淨。他們毫不費力就能奪得監督者的位置，似乎天生適合做黨務工作。按照他們的邏輯：國家精英不僅自己要出類拔萃，面對被國家質疑的人更要表現優秀。但是他們有一個致命弱點，就是得想辦法讓老百姓保持沉默和害怕。他們雖然高高在上，卻隨時可能倒台，其地位、優勢、物質保障、生活方式可能一夜喪失殆盡，連同整個派系一起跌入平常百姓悲慘的生活中。精英的孤島們華麗又脆弱。以保護為藉口，羅馬尼亞的平民百姓開始置於上層的直接管控：劃定區域，制訂計劃，任意製造事端，在早己噤若寒蟬的人羣中再次施以雪上加霜的毀滅性一擊。 ^[7] 

譬如在《人是世界上的大野雞》裏，米勒描寫了一個落後迂腐的小村莊。在村裏，三四個幹部統治着所有人、所有的東西。這些幹部有的剛剛畢業，他們從城市來到巴納特這個小村莊裏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而職責就是威脅、審訊和拘捕，幹部們不斷宣揚他們的主義：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看在眼裏，他無邊無際，無所不在。這些小幹部自然而然扮演忠誠的角色來馴服村人，對人們實施潛移默化的影響。米勒曾説，這個國家的年輕幹部是最老的，因為他們模仿獨裁者時毫不費力，比起年長的人更加惟妙惟肖，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姿態動作。在那個巴納特的小村裏有405户人家，約莫1500人，大家都在恐懼中度日，沒人敢隨便哼一聲。 ^[7] 

又如米勒在《心獸》中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敍事者，觀察着集權統治下的一切。

1980 年，“我”剛上大學，和另外5個女孩同住一個宿舍。突然有一天，舍友蘿拉被發現在宿舍裏自殺了，“我”卻不相信她會自殺，拿走了蘿拉的日記本，想要找到事實的真相。

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我”結識了埃德加、庫爾特和格奧爾格，他們同樣也不相信蘿拉是自殺的。然而，“我們”的這種行為卻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威脅悄然降臨。搜查、審訊變成了家常便飯。畢業之後，大家各奔東西，但由於不合作的堅決態度，都被工廠辭退了。同時大家也感覺到，死亡的威脅越來越近。最後，格奧爾格和庫爾特相繼去世，而“我”和埃德加則離開了那個令人恐懼的羅馬尼亞，逃往了德國。

米勒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在這個集權社會中，普通老百姓連最基本的尊嚴都無法獲得。即使能獲得，那也是通過其他途徑交換而來的。而米勒通過“我”的視角，更是揭露了這個社會不堪和墮落的一面：稍有姿色的女子幾乎是公共物品；家族內的強姦和通姦更比比皆是；工廠裏男人和女人交歡也已見怪不怪。

整部小説幾乎都是“我”類似於意識流的支離破碎的回憶。因為這種回憶裏承載了太多的痛苦，是“我”不願面對的，也是任何一個有感情的人不願面對的。在這個專制的殘酷社會里，想要活下去，要不就是發瘋，要不就只能通過墮落的生活來麻醉自己，毀滅自己。 ^[3] 

通過文本，通過與自己對話，米勒呈現的更多是一種否定的文化，她用否定的文化去説肯定的東西。

馬爾庫塞認為，“肯定性文化是撫慰型的，是使人的生命陷於停滯狀態的；而否定性的文化則可以昭示出生命的激情和進步。因為，通過對不與現實趨同的間離方式，人一直被壓抑和控制着的本能和感性獲得瞭解放。所以，否定的文化，就是要求藝術家的創作首先是以不協和的姿態對抗現實的不和諧，以否定的摧毀性的形式去破壞現實的物化的具體形式。”

米勒作品的否定性，是對那段極權歷史做出人道上的否定。這種否定是徹底的，激烈的，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米勒不是在談絕望，而是在談希望，但她的希望是伴隨在無邊的失望之中。她對極權的叛逆，是因為對人的希望。因為她要談的不是極權本身，她要談的是關懷，對人類自身的關懷，對人類未來的關懷。米勒用其大愛之心包容這些可能在受凍捱餓，無所依託的弱勢羣體，用自己的聲音替他們吶喊，米勒以宏大之心滿懷人道熱情，這是米勒的堅持。 ^[7] 

赫塔·米勒的作品中有着強烈的自傳性特徵。米勒的自傳性寫作是有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童年的特殊經歷成為其日後創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自傳性寫作時現代女性作家寫作的一個重要途徑。女性作家往往在文本中流露出自我經歷和對生活的深切感受。

散文作品集《低地》具有自傳色彩，此作品集的創作背景正是米勒大學畢業後，因拒絕和羅馬尼亞安全部門合作從而人生進入一個非常艱難的階段。

這個版本共收錄了《墓前悼詞》、《我的家》等19篇散文。作者用自然主義的寫實手法，通過一個內心充滿怨恨與驚恐的少女視角向世人講述了羅馬尼亞講德語的少數民族落後的生活形態。

米勒的自傳性寫作又有其獨特性：

首先和傳統的女性寫作多是個人感受的肆意流淌不同，她的文風是理智且冷竣的。

其次她的自傳性寫作涉及她的人生的各個階段，在她諸多的作品也都有所表現，可以説米勒建立了獨特的自傳性寫作體系。 ^[8] 

串珠式敍事手法是米勒小説中表現出的最突出的敍事策略。

串珠式敍事手法是我給米勒的小説敍事策略的界定，靈感來源於碎片式敍事風格。碎片式敍事風格是後現代主義文學中比較重要的敍事手法，它主要源於後現代主義文學對傳統敍事方式的解構——任何傳統的創作秩序或統一的企圖都不可避免地導致混亂、支離破碎和消亡。

米勒的小説敍事手法，具有碎片式敍事風格，她小説的每一個部分都自成體系，上下部分的銜接並不是很緊密。用碎片式敍事來形容米勒的敍事方法，似乎又不能形容她的風格之美。

米勒小説中的每一個部分都會有一個精心設計的名字。這些名字取自動物或者靜物，由此形成具有象徵意義的意象，統攝着每個小部分，使各個小部分成為像珍珠一樣精巧、圓融的獨立個體。這些珍珠串聯起來就形成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小説，因此把她這種獨特而精巧的敍事手法界定為串珠式敍事。 ^[8] 

赫塔·米勒曾指出“在小説中我還沒有走那麼遠，傷害和恐懼感令我麻木，但在拼貼詩中我突圍了，這是另一片天地，我可以擺脱傷害，擺脱我陰鬱的性格，在拼貼的世界裏自由翱翔”拼貼是赫塔·米勒詩歌創作的最重要的特色。

迄今為止，她創作了4部詩集，無一例外的都是拼貼詩。這些短小的拼貼詩沒有標題也沒有標點符號。

拼貼詩使赫塔·米勒內心中的恐慌，對暴虐統治的控訴通過幽默詼諧的方式表達出來，以此來書寫在專制禁令下無法言説的人生體驗。

赫塔·米勒運用拼貼的方式創作詩歌並不是炫耀其獨特的藝術創作手法，而是在羅馬尼亞的高壓下不得不採取的“複雜的語言攻略”。 ^[8] 

對世界而言赫塔·米勒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世界對羅馬尼亞社會更加深刻的認識，對二戰前後歐洲社會狀況更加深刻的認識 ，還有對人性的更高的審視和關懷。作為生活在羅馬尼亞的説德語的少數民族裔作家，她自然地描繪她眼裏的羅馬尼亞人和她自己，在世界的舞台上揭露了社會的陰暗，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審視和關注。 ^[9] 

在文化評論人劉仰看來，“米勒小説的詩性只是她彌補其作品薄弱的故事性而採取的拙劣手段……把詩性放在故事性之上，用寫詩的方式寫小説，最終弄巧成拙。” ^[10] 

德國“文學批評教皇”拉尼茨基在談到米勒時説：“我不想談那個赫塔·米勒。再見！” ^[11] 

德國總理默克爾稱米勒“緣於極權、壓迫、恐懼的生活經歷的偉大文學，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米勒在德國找到了故鄉”。 ^[11] 

德國總統科勒説：“為了抗拒遺忘而寫作，提醒人們認識到自由的價值。在東歐劇變20年後的今天，米勒的獲獎具有特殊的意義。” ^[11] 

作家邱華棟説：“她的語言充滿了意象和比喻，明喻和暗喻，非常具有穿透力。” ^[10] 

德國漢學家顧彬評價米勒的作品：“米勒的語言很豐富。她是一個毫不留情的批判家。她是德國文學的魯迅。”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