賒旗鎮

賒旗，清代屬南陽府南陽縣。其興起應是在康熙初年，到雍正時已初具規模。雍正二年《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碑記言：“賒旗店四方客商雜貨興販之墟，原初碼頭賣貨行户原有數家，年來人煙稠多，開張賣載者二十餘家。” 乾隆以後該鎮商業迅速發展。

賒旗商業以山陝商人為主，而山陝會館的修建經費均來自兩省商人的集資，故會館的修建過程也大體反映了賒旗商業的發展脈絡：從清初到乾隆是該鎮商業迅速興起階段，乾隆四十七年春秋樓的落成可以説是賒旗商業繁榮的象徵，也是進入新階段的標誌。該建築面闊七間，高30餘米，雕樑彩繪，金碧輝煌，民間有“賒鎮有個春秋樓，半截插在天裏頭”之謠。[2] 嘉慶道光年間該鎮商業進入鼎盛，會館的一系列營建主要集中於這數十年中，陸續修建了大殿、兩廊、羣房、懸鑑樓和琉璃照壁等，並鑄造了一對重達五萬餘斤的鐵旗杆。嘉道年間會館主體建築的修建未見具體資料，不過從一對鐵旗杆耗資3000餘兩推論，會館的主體建築至少耗銀數萬兩。咸豐年間賒旗屢遭兵燹，會館建築多被焚燬，同光年間山陝商人集資大規模重建，反映了賒旗商業在戰亂之後的振興。

賒旗山陝會館的歷次修建也多采取集資方式，利用會館各碑所鐫參與集資的商號名稱及其捐款金額，我們可對該鎮商業做進一步的考察。

乾隆四十七年《創建春秋樓碑記》鐫有捐資商號423家，共集資8068兩。從該碑開列的各商號捐資數額來看，此次集資採取的應是抽釐方式。其中抽釐最多為130兩，超過100兩者一共只有5家；抽釐不足1兩者38家，最少者僅2錢2分。看來這些商號的經營規模都不是很大。乾隆年間參與集資的商號中可以區分出行業的有：糧行、粉局、花店、花行、油坊、醋坊、席鋪、木鋪、鐵鋪、雜貨鋪、瓷鋪、碗鋪、琉璃店、皮襖鋪、衣鋪、染坊等。

嘉道年間修建會館的集資未見記載。民國十二年《重建山陝會館碑記》、《重興山陝會館碑記》記述了同光年間重修會館的集資經過，此次集資包括“抽釐”和“認捐”兩部分：其中“抽釐”從同治八年至光緒十六年，共抽收厘金72800餘兩；由於工程浩大仍不能滿足需要，故又發起募捐，並得到“同鄉大宗捐輸”，共獲捐款14930兩；兩項合計87700餘兩，全部用於會館的重修，在已知河南眾多會館的修建中是耗資最巨的。兩碑分別鐫刻了從同治八年至光緒十六年“山陝商賈連年抽釐”集資，以及光緒年間“同鄉大宗捐輸”的名單和數額。我們分別考察。

《重建山陝會館碑記》列有抽釐商號383家，共抽收厘金69613兩。其中抽釐金額最高者6933兩，超過1000兩的共計12家；抽釐金額最少者為8兩，計有18家；這些商號的經營規模與乾隆時相比顯然已是天壤之別。此外，該碑另記有“零星小宗厘金”2165兩，應是抽釐不足8兩未被刊名列碑的商號的累積數，這些小商號數量至少會有300餘家（以平均抽釐7兩計算），也可能更多得多。

《重興山陝會館碑記》列有參與認捐的商幫商號捐款125宗，共捐銀14832兩。其中捐銀最多者4500兩，超過100兩的共41家；捐銀最少者為10兩，有10家。此外該碑還列有“零星花名小宗佈施銀”共103兩，應是捐銀不足10兩未被刊名列碑者捐銀的累積數。該碑捐款署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商人團體，如盒茶社、山陝幫、眾票幫、同心社、銀色社、酒仙社等，至少十餘個。這些商人團體包括的商號多則十幾家、幾十家，最少也會有三五家，因此實際參與認捐的商號至少會有二三百家。“抽釐”與“認捐”合計，同光年間重修會館參與捐資的商號可能達到千家。

同光年間的抽釐商號中可區分出行業的主要有陸陳行、花粉行以及駝、鹽兩行。陸陳行，也就是糧食行。駝、鹽兩行，“駝”當指駱駝，“鹽”即食鹽。食鹽是專賣商品，南陽府屬各邑除舞陽縣外，其餘12州縣均食河東鹽，歲額36246引 [3]。 河東鹽產自山西解州，從解州至南陽府各縣無水路可藉，全靠牲畜馱運。駝、鹽兩行關係密切，大概就是因此之故。花粉行，“花”當指棉花，“粉”可能是指粉皮、粉條等糧豆製品。不過，花、粉兩行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行業，其抽釐合併計算頗令人費解。

光緒年間參與認捐的商幫商號中，可區分其行業的有：盒茶社、蒲茶社、眾票幫、陝西藥幫、西煙幫、蕃錫社，以及永隆統、永祿美、錦璋秀、蔚盛長等字號。其中，永隆統、永祿美等是賒旗本鎮開設的酒店，賒店酒歷史悠久，行銷範圍可達秦、晉、鄂、湘等數省 [4]。錦璋秀是山西侯馬呂氏家族在南陽府城開設的經營京廣雜貨的字號，創辦於1871年，投資25000兩，是當時南陽最大的一家雜貨店。[5] “盒茶社”、“蒲茶社”都是經營茶葉的商人團體；“眾票幫”指山西各票號駐漢口的分號，蔚盛長是山西平遙票號蔚字五聯號之一，它可能直接在賒旗設有分號，故在“眾票幫”捐銀500兩之外，單獨捐銀220兩。蕃錫社，從字面理解應是經營進口洋錫的商人團體。

從抽釐金額可知陸陳行、花粉行、駝鹽行都是賒旗商業中較重要的行業，此外茶葉、雜貨也是賒旗轉運貿易之大宗。我們參考其他資料，對這幾個行業再做些具體考察。

糧食是賒旗商人經營的重要行業。河南是清代華北主要的糧食輸出區之一，每年至少有上百萬石的糧食輸出。在同光年間的集資中，陸陳行的抽釐金額高達3450兩。據説民國年間該鎮有八大糧行，僅“通盛行”一家每天就要裝運大小車輛60多輛，牲畜40多頭 [6]。河南屬北方旱作糧食區，以種植小麥、大豆、雜糧為主，湖廣兩省則以水稻種植為主。故北方雜糧的輸出、南方稻米的輸入應是賒旗糧食業經營的主要內容。[7]

棉花是河南種植最多的經濟作物，也是賒旗商人經營的重要商品之一。乾隆年間創建春秋樓時即有花行、花店的捐款；同光年間花、粉兩行抽釐金額高達4389兩，雖然不知道花、粉兩項各自的比例，已足見此項貿易之繁盛。1870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旅華日記》中寫道：“我所走的那條路，在南召與來自賒旗鎮的另一條路相接通。……我每天遇到多少列馱子，從河南府載上了棉花，前往樊城和老河口。” 這是河南棉花經賒旗向湖北輸出。不過清代湖北屬產棉區，而陝西、甘肅則屬缺棉省區，故河南所產棉花大多輸往西北。李希霍芬在《關於河南及陝西的報告》中也曾明確指出：河南府棉花“主要是輸往陝西和甘肅，輸往山西及湖北的數量較小。”[8]

山西商人經營的茶葉是經由賒旗轉運的大宗商品，這些茶葉主要銷往俄國、蒙古。清代前期晉商採買的茶葉主要產自武夷山區，茶葉由產地陸運至江西河口鎮，由信江水運入鄱陽湖，轉長江至漢口，然後溯漢水北上。其轉運路線從河口鎮開始水運 → 漢口 → 襄樊 → 抵賒旗；從賒旗改陸運 → 山西 → 張家口 → 蒙古、俄國。十九世紀50年代受太平天國起義影響，茶商改為採買兩湖地區的茶葉，主要產自湖南安化、臨湘及湖北蒲圻。山西祁縣大德誠茶莊即從湖南安化購茶，三晉川、晉裕川等茶莊多在臨湘購茶 [9]。 在光緒年間對山陝同鄉的募捐中，盒茶社捐款4500兩，蒲茶社捐款360兩；此外，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裕慶成、寶聚公等10家商號各捐銀50兩，它們也都經營茶葉的山西商號 [10]；合計為5360兩，佔此次募集總額14935兩的1/3以上，足見茶商資本之雄厚。

雜貨是賒旗轉運商品的又一大宗。據雍正二年《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記載稱：“賒旗店四方客商雜貨興販之墟”；乾隆年間《公議雜貨行規碑記》亦稱：“本鎮之有雜貨行由來已久”，乾隆五十年因有商號不遵舊規，影響到全行之生意，於是“集我商行公議規程”，訂立行規十餘條，以規範全行商業行為。清末《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記載説，“此處（指賒旗）碼頭以雜貨為首”，各種商貨腳價往往以雜貨之運價為基準，如“紅茶梗子每千斤價同雜貨，西老茶、大花茶照雜貨解矮銀一兩，東老茶照雜貨下銀二兩五錢”等等。[11]

賒旗的紙、糖等貨來自湖南、廣東。如道光十七年八月，山西“茂盛德記”商號從中湘（湖南中部的湘潭一帶）購入洋糖134包，8600餘斤，各種紙張1100塊，經漢口、樊城運抵賒旗；洋糖在賒交由晉和店、元吉店出售，紙張則運往周口銷售。道光二十二年臘月，該商號從中湘購入蘇木120捆，各種紙張500塊，又從漢口購入洋糖342包，冰糖20箱，於次年2月運抵賒旗；將洋糖、冰糖留在賒旗銷售，蘇木、紙張等貨運往周口。[12] 這些北上商品中洋糖、冰糖為廣東所產，紙張當為湖南或者江西所產，而蘇木則系進口商品，應是從廣東輸入，經由湘粵交界的騎田嶺商路進入湖南，再由湖南北上的。

賒旗山陝會館前的南北長街名瓷器街，瓷器當也是該鎮轉運的大宗商品。乾隆年間四合瓷鋪抽釐88兩，在423家列名商號中是較高的，估計應是兼營批發與零售。以水路之便賒鎮的瓷器當來自江西景德鎮或湖南醴陵。又據《鄢陵文獻志》記載：該縣“瓷器自南陽舍（賒）旗店來”，鄢陵屬開封府，在河南東部，由此可知賒旗輸入的瓷器至少會轉運河南的大部分地區。此外，綢緞布匹、皮貨、藥材、水煙等也是賒旗南北轉運的貨物。

賒旗是水、陸接運的過載碼頭，運輸業是該鎮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據説該鎮盛時，河道停船一次可達500餘隻，全鎮有48家過載行，日夜裝卸不停，十幾家騾馬店家家客滿，大車小車絡繹不絕。由於地理條件原因，賒旗以陸路運輸更為發達。除騾馬牛驢等畜力外，遠程運輸駱駝有其獨特的優勢，故開設駝廠是賒旗運輸業的一個特點，最多時一次能有駱駝幾百峯 [13]。《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記載了從賒鎮陸運的各種方式：貨物運輸有牛車、馬車、騾子、長駝之分，各有裝貨規則、運貨時限和腳價。如：僱牛車運貨至北舞渡“每輛欠銀二錢，限十天，誤期每車罰錢一千”；僱馬車運貨至開封、洛陽等處，“腳價付九欠一，以十天為期，二十天見回票，誤期每車罰銀八兩”；遠程貨物如山西祁縣、太原、直隸張家口等處則多用“長駝”，也各有限期，“腳銀付三欠七”或“付四欠六”。賒旗的陸路轉運範圍至少包括河南、山西兩省的主要城鎮，以及東口（張家口）和西口（殺虎口或歸化城）[14]。賒旗鎮有一條南北長街名騾店街，各類腳行、騾馬車駝等店估計多匯聚於此。

依據山陝會館碑刻資料，我們可知乾隆年間賒旗創建春秋樓參與集資的商號有400餘家，共抽釐8000餘兩。嘉道年間會館的一系列建築雖開支不詳，但從保存下來的懸鑑樓等建築，以及一對鐵旗杆耗資3000兩推論，會館的主體建築至少耗銀數萬兩，捐資商號數量當也遠超過乾隆時期。同光年間重修會館共集資87700餘兩，參與捐資的行商、坐賈當有千家。由於資料的欠缺，我們無法確定同光年間賒旗商業的繁榮程度是否超過嘉道，不過從該鎮的商業構成和大宗捐款的來源角度分析，晉商對俄茶葉貿易的發展以及票號的興盛都在清中葉以後，故同光年間賒旗的商業規模至少應不遜於嘉道時期。

賒旗山陝會館的抽釐方式未見周口那樣的明確記載。不過，仔細分析同光年間“抽釐”與“認捐”兩份捐款名錄，可以看出賒旗會館的集資與周口略有不同，抽釐以坐賈為主，而認捐則以行商為主。也有一部分商號既參與抽釐，也參加了認捐。參照周口的抽釐率，我們將《重建山陝會館碑記》所鐫抽釐金額折算出年經營額為340餘萬兩，若再加上《重興山陝會館碑記》所列商幫商號的認捐，該鎮山陝商人的年經營額估計可達四五百萬兩。當然這一數字可能與實際規模有較大出入，更準確、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於進一步的資料發掘。

[1] 關於賒旗的考察，詳請參見許檀《清代河南賒旗鎮的商業》，載《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 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社旗縣文化局編著《社旗山陝會館》第24頁，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 嘉慶《南陽府志》卷3，賦役志。

[4] 社旗縣誌辦：《賒旗鎮歷史上的繁榮與衰落》，載《社旗文史》第一輯，1986年（內部資料）。

[5] 王丙申：《南陽最大的錦璋繡京廣雜貨商店》，載《南陽文史資料》第二輯，1986年。

[6] 社旗縣誌辦：《賒旗鎮歷史上的繁榮與衰落》。

[7] 咸豐十一年日升昌漢口分號就曾由樊城經賒旗向平遙發運大米，見黃鑑輝《山西票號史》第150-151頁。

[8] 轉引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25頁。

[9] 史若民、牛白琳編著《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2、134-135頁。

[10] 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都是山西榆次常氏的字號，以經營恰克圖茶葉貿易為主。在漢口山陝西會館各商幫所捐春秋樓、天后宮匾額中，這10家商號同屬“山西太（原）汾（州）兩府紅武茶幫”。

[11] 《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第502頁。

[12] “茂盛德記”帳冊，該帳冊系筆者從太原文物市場購入，據商販稱是從臨汾收購來的。

[13] 社旗縣誌辦：《賒旗鎮歷史上的繁榮與衰落》。

[14] 《平祁太經濟社會史料與研究》第501-5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