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湖契刻符號

學術界簡稱賈湖刻符。

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舞陽北22公里賈湖村東側裴李崗文化遺址中 發掘出甲骨契刻符號，引起學術界關注，稱其為中國最早的文字雛形。

遺址面積5萬多平方米，地下遺蹟和遺物十分豐富，是一處距今8000年左右的 原始社會聚落遺址。該遺址的墓葬中隨葬有成組龜甲，有的龜甲上有契刻符號無疑是為了記事或抒發情懷，這對研究中國文字有重要意義。它比以往發現的仰韶文化或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號或圖形要早一、二千年。其中一些符號形體已與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字字形相似。由此可以説賈湖契刻符號應是中國最早的文字雛形。

賈湖契刻共發現十七例，分別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龜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點均是契刻而成。專家研究，刻符結構為“橫”“點”“豎”“撇”“捺”“豎勾”“橫折”等筆畫，書寫特點也是先橫後豎，先左後右，先上後下，先裏後外，與漢字基本結構相一致。有些契刻符號的形狀與其4000年後的商代甲骨文有許多相似之處，如形似眼目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陽紋等。

專家研究認為，8000年前賈湖契刻與比它晚四、五千年的殷墟甲骨文有着驚人的相似，一是書寫工具相同，皆以利器為工具把符號刻在龜甲、骨器上；二是作用相同，商代甲骨文是用來記載占卜內容的，而賈湖契刻也與占卜相關；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賈湖契刻是事理符號，而甲骨文的事理文字很多。

一些學者提出，文字在中國的形成已經歷了一個緩慢而長期的發展過程，其源頭甚至可追溯到八千年前。他們研究認為，河南省的新石器時代墓穴中發現的龜殼上的契刻痕跡是最終演變成漢字體系已知的最早前身。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曾對賈湖契刻進行了深入探討考證，提出“賈湖刻符對漢字來源的關健性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資料”。北京大學歷史系古文字學家葛英會也認為“這些符號應該是一種文字”。有的學者認為“賈湖契刻的發現，為商代甲骨文的歷史源頭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學者在龜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發現了10多例契刻符號，除了在骨笛上所見的設計音孔時的刻記和契刻骨板上的單道刻記外，可以確認的契刻符號共發現有17例。其中龜甲有9例，骨器上3例，石器上2例，陶器上3例。

這17例契刻符號，大體上可分三類：

第一類有龜甲4例，骨器3例，石器、陶器各1例，共9例，佔所發現契刻符號的一半以上。此類符號從其形狀上分析都具有多筆畫組成的組合結構，其中應藴含着契刻者的某種意圖，記錄了一件特定事情，因之，應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質。

第二類3例。契刻在石顏料塊或陶墜上，不排除作戳記之用的可能。

第三類數量也較多，但均在龜甲上契刻，共5例，為橫或豎的一道或兩道直向刻痕，明顯為有意所為，與半坡、姜寨的同類陶文刻符相似，可能具有記數的性質，如是則應為計數類符號。

由於賈湖刻符部分刻於龜甲上，刻符龜甲又出自墓葬，且多為8個一組，故自然使人聯想至《周易》的八卦。

賈湖龜甲刻劃符號有以下幾個值得重視的特點：

符號多刻在龜甲的明顯位置應該是為了便於看到；

符號似乎暗示了龜甲的放置方向；

在同一墓龜甲中，有時有一個以上刻有符號，符號並不相同，説明符號不是墓主個人的標記；

在同一龜甲上，有時出現兩個刻劃符號。

符號比較有象形性，如眼形、門户形，很像後世的文字。過去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刻劃符號，例如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符號，極少有象形的；大汶口文化陶器和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的符號，則象形因素較多，從而不少學者認為是原始文字。就這一點而言，賈湖這些符號確與文字接近。

學者們注意賈湖龜甲符號，還有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在龜甲上刻出符號，有似於殷墟時期在龜甲上刻寫文字，近年考古研究已經指出，對龜的神秘性的信仰在中國源遠流長。賈湖墓葬的龜甲中，多與石子同出，證明是一種原始的占卜工具，在占卜的方式上雖與商代的灼卜不同，其基於對龜靈的信仰則是一致的，龜甲占卜可能有傳襲的關係，刻劃符號是否與後來的文字有關，不是不應該考慮的。

賈湖原始文字發表之後，許多學者都曾試圖講行解讀。由於這些符號過於抽象，目前還不便對之進行臆猜，但都具有一定的形，應記錄了當時的主人一定的寓義，應是可以肯定的。而義是要用語言來解讀的，因之也應有對應的語言。若如此，這些刻符就具備了文字的形、音、義的基本條件。儘管它大多隻是單字，但已具備了文字的基本功能。所以，筆者認為稱其為原始文字，或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當是可以成立的。

與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漢字是由筆劃為基本書寫單位構成的，它的筆劃走勢和框架結構，表現了漢字的基本特徵。漢字的組合方式是拼合式，先由筆劃組字根，再構成合體字。從漢字的組織結構上看，它是由三個層次組成的。

第一個層次是筆劃，如點、橫、豎、撇、捺、勾、折等。

第二個層次為合成字，這些構件就是字根，目前電腦操作中的五筆字形輸入法，就是以這些字根來拆字的，如匕 、十、刀、乙、兒、厶等。由這些字根組合成大量的漢字。

第三層次為合成字，如基、着、學、深、和、加等。如先由撇、豎組成立人，再加“匕”，即成“化”字；由三點組成水旁，再加“工”，即組成“江”字，如此等等。從此可看出，漢字是有三級結構，這是漢字獨有的特性。

賈湖刻符和後來的甲骨文、金文和現代的漢字一樣，從書寫特徵看也有3個結構層次，賈湖契刻與商代甲骨文是一致的，因為同樣刻在堅硬甲骨等物體上，筆劃遒勁，撇折有矩。與現代漢字相比，書寫的特點也基本一致，如先橫後豎，先上後下，先左後右，先裏後外等等。如若不照這些筆順來寫，不但寫起來困難，也難以寫好，這是漢字的特性使然。因之也可以説，賈湖刻符也是現代漢字書法藝術的濫觴。

從以上分析可知，賈湖契刻符號與漢字的基本結構、組合方式、書寫特徵都是一致的，漢字的基礎在8000年前的賈湖時期已經奠定，賈湖刻符的性質及與漢字起源的關係則是不言而喻的了。 ^[1] 

賈湖的契刻符號，是世界上可能與文字關聯的符號中出現最早的，年代早到公元前第七千紀。如果我們放眼世界，如被一些學者認為與蘇美爾文字的發明有關的粘土tokens，其簡素的一種已上溯到公元前第八千紀。但與此相比，實際上賈湖符號與文字的相似性要更大得多。因此，賈湖契刻符號一經公佈，就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如《科學》網站報道説，“在南方的伊拉克於5200年前出現文字之後2000年，中國出現了文字，但是一個由中國和美國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如今提出，文字在中國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緩慢而長期的發展過程，其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令人驚訝的8000年前。他們研究認為，在河南省的新石器時代墓穴中發現的龜殼上契刻痕跡，是最終演變為漢字體系的已知最早的前身，並且它們很有可能用來完成一些薩滿教的儀式。或許找到促使中國文字發展的理由比了解中國文字發展的過程更能引起學者們的興趣。與比自身早4000年的賈湖遺址一樣，很多商朝的文字也是在龜殼上發現的。這一證據表明，早在新石器時代，龜殼就已用來進行占卜活動了。”

香港中文大學的饒宗頤先生曾對賈湖刻符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文章中細緻地對每一個符號進行了考證，並提出“賈湖刻符對漢字來源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資料，”有學者認為，賈湖契刻符號的發現“為商代甲骨文的歷史源頭探索提供了可靠的證據”，“這不但是到目前為止新發現的我國最早的甲骨契刻符號，也是至今我國年代最早的文字前形式。”

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古文學學家葛英會也認為“這些符號應該是一種原始文字。

處於語段文字階段的材料，在我國考古發掘中發現很多，我國新石器時代各文化普遍有所發現，已知載體有陶、石、骨、甲等，已知自賈湖契刻符號到商代甲骨文與文字相關的材料相當豐富，至少到龍山時代已有成篇可讀的文字出現，需對之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而使用更為方便又不易保存的載體如竹木、布帛、樹皮等有字材料，更應在今後的考古發掘中，給予高度的重視。

漢字由語段文字階段發展到語詞文字階段，從現有資料來看，自賈湖契刻符號到商代甲骨文，至少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程，成熟的商代甲骨文之所以被認為是突然出現，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載體的變化，尋找這類過渡階段的文字載體，是解決漢字起源之謎的主要途徑，應是我們考古工作者今後的努力方向之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