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涉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三月，金兵進入黃、濠、滁、揚、真、盱眙等州，宋軍屢敗，朝廷震驚。山東人李全、楊友等招兵買馬，號“忠義軍”。涉時任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京東路忠義兵馬，對“忠義軍”進行改編，裁減老弱殘兵留下精幹6000多人進行軍紀訓練，然後分兩處屯守。

其時，約10萬金兵進攻邊城甚急。立即派諸路兵馬出擊，自己坐鎮指揮。不數日，諸路兵馬大捷，擒金將僕散萬忠。隨後，又命李全率萬人向被金人侵佔的山東出擊，很快攻克登、萊二州，恩、傅、景、德等十幾州亦相繼收復，軍威大振。捷報上呈，朝廷升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不久，升淮東制置使兼節制京東、河北兵馬。

嘉定十六年，因身患重病上疏請辭。時值金兵又大舉進犯，再次帶病率兵出戰，大敗金兵，將繳獲京河版籍及金銀銅印等送交朝廷，受到嘉獎。因勞累過度，病逝於回師途中。詔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墓在今天台縣山河鄉溪邊村附近。

賈涉是西漢賈誼之後。

賈涉（1178—1223）字濟川，天台人。曾祖父賈文國是一位平民，曾祖母於氏。祖父嗣業，字光濟，性篤厚，隱居讀書，未仕，因涉被贈朝議大夫；祖母於氏。父親賈偉，是一名官員，約在淳熙五年至八年間（1178—1181年），曾守四川開江（今四川開縣），他目睹雄踞四川的利州西路安撫使吳挺過於驕橫，致書給丞相趙雄揭發其弊端；在謁見孝宗時，又奏請裁抑負責鄂州、江陵邊防要務的大將郭杲與郭棣的兵權。賈偉的意見雖被孝宗所接受，也先後出任秘書郎，知漢州（今四川廣漢）等官，不過，後來吳挺、郭杲等人相繼出任四川，荊襄安撫使等高官，挾怨報復，賈偉受到排擠，含冤而死。

賈涉生於淳熙五年（1178年）三月二十八日。早年事蹟不詳，只知他幼年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二十歲時，父親被冤鬱郁以終。涉獲蔭補的時間不明，但為了洗刷父親冤情，釐清事實，前後費了十年的時間，不辭辛勞，奔走申訴，甚至到宮廷，伏闕上書，終使其父獲得平反。時間約在開禧三年（1207年）。賈偉得以平反，大概與賈涉鍥而不捨的精神和才幹出眾有關，但也和宋廷敉平吳曦之變，吳璘、吳玠家族在四川的勢力解體，以及郭杲等人不在高位有關係，這時賈涉已三十歲。

賈涉初任高郵縣尉，改萬安縣丞。嘉定八年（1215年），鄰近金境的寶應縣有縣令遺缺，中書省命涉知縣事；涉到任後，感於宋金情勢緊張，恐戰事再啓，為早綢繆，請求築城以固邊。不久，母喪，以憂去。嘉定十年（1217年），宋金爆發戰爭，金興兵南犯，攻光州，淮邊告急，宋廷起復賈涉為寶應縣令，這是賈涉實際參與邊防實務，嶄露頭角的開始。賈涉再任寶應縣令，顯然和先前築城有關。自蒙古攻金以來，中原紛亂，宋臣便不斷向朝廷建議罷遣使，團結民兵，築城御邊。9任主管淮東安撫公事的崔與之更積極在淮東沿邊推動築城.。因此，賈涉的復任當與築城風潮下，崔與之等人的推薦有關。賈涉上任後，除了築城外，又遷縣治還舊基，疏浚望直港，通射陽湖。11不久，改任真州通判，大理司直，知盱眙軍等職。

關於賈涉先世的資料不多。從現有的史料看來，賈氏在天台並不是顯赫，賈偉也擔任過低級軍職，見《中國歷史人物論集》（台北：正中書局，1973），頁300。但〈賈涉墓誌〉指其父曾任秘書郎，知漢州，顯然被視為文官而非武將的家族；入仕為文職官員的賈偉，是賈氏起家的人物；賈偉勇於任事，批評時政，雖然獲得孝宗與丞相的賞識，卻因而遭到報復。賈涉的憑藉不多，但為洗刷父冤，奔走陳情，十年不懈，毅力超人，終於恢復其父的名譽。其間，賈涉雖獲任為基層官職，但歷經幾番波折，才得以擔任縣令一職。對一般非由科舉入仕的官員而言，縣令可能已是仕途的高位，然而，由於蒙古南侵，金朝覆亡，山東淮海地區的局勢如波濤洶湧，讓身處邊境，擅於觀察，掌握時勢的賈涉得以一展才華，開創新事業的契機。

十三世紀的中國曆經了由承平到紛亂，由紛亂再回復安定的歷程；其中，由治而亂的鉅變，與宋金間的戰爭有密切的關係，但促使情勢加劇最重要的催化劑，則是蒙古的興起與南侵。

當宋廷發動開禧北伐，宋，金雙方以兵戎相見之時，成吉思汗則在漠北完成蒙古的統一，正成為金朝的大患。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逝世，完顏允濟繼位，表面上金朝仍維持着繁榮景象，實則外有蒙，宋兩國的威脅，內則政務日益腐敗，已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象。嘉定四年（1211年）成吉思汗以報父祖世仇為名，聚眾誓師，大舉侵金。七月，蒙古軍相繼擊敗金兵於撫州（今河北張北縣）的烏沙堡及險峻的野狐嶺（今河北萬全縣境），接着拔宣德，陷德興，取居庸關，進逼中都。蒙古軍以擄掠為主，攻下城邑後大肆屠殺劫掠，因此兵火所至之處有如廢墟，如中都“僧（寺），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至是）焚燬無遺”；華北地區受到兵火侵襲，百姓無以為生，經濟日益衰退，社會秩序面臨崩解。

當時，金廷全力應付蒙古，對國內的控制較為鬆弛，於是在開禧年間曾受到宋人鼓煽興起而暫時潛匿的華北漢人，乘亂再度揭起叛金旗幟，正如《金史》所説：“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冑構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起，相為長雄……十餘年麋沸未息。”其中，紅襖軍領袖楊安兒、劉二祖等人，就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此後，金朝內外處境更艱難，華北叛金的武裝活動更為興盛。嘉定六年（1213年）八月，當成吉思汗圍攻中都時，金敗將紇石烈執中（胡沙虎）擁兵發動政變，殺死衞紹王允濟，擁世宗孫完顏珣繼位，是為金宣宗。這時，蒙古騎兵以浩大聲勢，橫掃黃河以北，太行山東西等廣大地區，使中都成為大海狂濤中的孤島。15宣宗為了避禍，於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南遷汴京。成吉思汗以金遷都違約，再度發兵南犯。直至嘉定八年（1215年）秋，蒙古軍攻破的城邑就有862處，幾乎黃河以北的土地都淪於蒙古鐵騎之下。蒙古兵馬以殺掠為主，鐵騎所到之處，“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而掠奪之後，蒙古兵隨即離去，致使社會呈現真空狀況，除了部分地區由金朝派官鎮守外，當地土豪，地主乃自相團結，組織武裝力量，以求自保。於是兩河，山東地區，無論強悍者或狡黠者，莫不掀起叛金活動，史稱：貞佑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讎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這是金統治中原八十餘年以來，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山東淮海地區向來是宋金間的主要戰場，在此地的漢人，不論是受到宋廷的鼓勵或出於自發性，其叛金活動久有傳統，辛棄疾就説：“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蒙古南侵，山東地區戰火燎原，當地的武裝集團再度稱亂，威脅着金朝政權，為此，金廷利用蒙古北撤之際，積極動員兵力，敉平亂事，除掉了紅襖軍領袖楊安兒，但由於金兵處理叛亂的政策失當，騷擾良民，反而引起當地百姓的反感。此外，自嘉定八年春以來，成吉思汗與拖雷所率領的蒙古軍相繼攻陷濟南，益都、登、萊、沂、密諸州，山東地區因蒙古掠奪戰術的騷擾而滿目荒殘，各地豪傑趁機蜂起，使得叛金勢力更形壯大。這種情況正如《金史》〈僕散安貞傳〉所説：“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綿襖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李全適時接替楊安兒所領導的紅襖軍，聲勢倍增，成了山東叛金勢力的主力。

對山東淮海地區的叛金武裝團體而言，存亡與否，視錢糧的取得與資源的開拓而定。自嘉定四年蒙古南侵以來，山東淮海地區先有紅襖軍的叛亂，接着是金廷平亂兵的騷擾，復有蒙古鐵騎的蹂躪，處處呈現着“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的景象，糧荒極為嚴重，兩河地區更是“赤地千里，人煙斷絕”。因而南方的宋朝遂成為武裝集團賴以獲取資源的主要對象，這使山東淮海地區人民競相向南移動，以歸宋為名，尋求宋廷的支援。大量南向的流民，使當時身負兩淮防禦大責的江淮制置使李珏，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崔與之，26以及各州縣長官與統軍官，都面臨着巨大的考驗。先是，武鋒軍卒沈鐸和定遠百姓季先知道楊安兒等人有意歸宋，乃説服知楚州應純之加以招納。應純之令沈鐸派人招撫楊友，劉全、李全等人，季先則招徠石珪、葛平、楊德廣等武裝團體，27並鼓勵李全等分兵克復莒、密、青等山東諸地。應純之眼見李全等人戰績顯著，進而建議邊帥利用這些豪傑之士，從事恢復大業。

宋人鑑於蒙古興起與金朝衰敗日益明顯，曾對是否與金和戰的問題展開激辯。雖然宰相史彌遠知道金的國勢受蒙古侵擾而大挫，但開禧北伐的殷鑑不遠，不敢冒然接受主戰者的意見，只是停納歲貢，停派使臣而已，仍謹守和約，如曾封鎖淮水，不準歸正人南渡，甚至將南歸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要求上流制閫之臣，對南來者予以剿殺。然而，山東地區武裝叛金的聲勢浩大，在地方豪強的交通，拉攏下，已受到地方官員的支持，宋廷雖不願光明正大的招納他們，卻密令制置使李珏與知楚州應純之等人接待他們，賦予“忠義軍”的名號，聽從帥臣節制。並依武定軍的例子，提供一萬五千人的軍糧，名為“忠義糧”。於是臨近宋境的山東豪傑相繼渡過漣水南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勢力。

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對宋宣戰，宋金戰事再啓。金宣宗即位以來，任命主戰的術虎高琪為相。高琪欲藉擴張疆域以邀功，與高汝礪互相唱和，主張伐宋。宣宗狃於對宋常勝，恥為宋人所輕，加上國用匱乏，謀取賞於宋人；利用蒙古大軍西征的緩衝時間，以南宋歲幣不到及息州饑民作亂為藉口，命右監軍烏古論慶壽，籤樞密院事完顏不統兵分三路南下攻宋。這時，史彌遠以曲在金朝，遂改變政策，請寧宗下詔伐金，並轉而積極招徠歸正北人，成立“忠義軍”，十一年（1218年）一月，正式任命歸附的義軍領袖李全為京東路副總管，楊友、季先為京東路鈐轄33，在宋廷與應純之的厚賞與支持下，南下的人絡驛不絕，義軍的抗金活動更形活躍，聲勢日壯，在宋金戰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宋金和戰丕變，宋內外形勢變幻之際，正是賈涉直接參與淮東邊務的時刻。在華北流民不斷南移的熱潮中，宋臣不但熱烈討論宋金關係的發展，更發表如何掌握歸正之士的不同意見；而宋廷為因應內外情勢的巨大變化，對於和戰與南下北人的政策也有極大的變化。在時局驟變的時候，賈涉正由寶應縣令轉任淮東提刑，繼而出任淮東制置使，積極地參與沿邊地區的防禦要務。

宋金關係變化的關鍵時期，李珏與崔與之是二位坐鎮南宋淮東防務的重要人物。李珏為江淮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是總管邊務，負責屏障京師的重臣，崔與之則是知揚州兼主管淮東安撫公事，是負責江北防務的要角。李珏與崔與之二人深知宋金關係薄弱，和約難以持久，而且都深感宋朝的邊防相當薄弱,因此積極推動築城固邊的工作。不過，崔與之對招納忠義人的態度，顯然較為保留，審慎；當李全率眾歸宋時，崔與之即指出：“山東新附，置之內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期望制司善為區處。李珏對忠義人的態度則相當積極，他不僅透過應純之等人招納山東忠義人，甚至企圖利用這些人機察敵情，鼓勵李全等人從事恢復故土的事業。

此外，李，崔二人對金和戰的態度也顯然不同。崔與之強調守禦，李鈺則積極主戰，圖謀恢復，劉克莊説：“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清楚描述了李鈺主戰的性格。宋金爆發戰爭前，淮東不斷髮生侵擾金境漣水，東海以及圍攻泗州等情事，當與李鈺的策劃有關。鎮江都統劉琸也曾建議蓄養鋭氣，以備大舉。宋金交戰以後，李鈺在史彌遠力贊下，於嘉定十一年四月派遣劉琸率兵由盱眙軍渡淮攻泗州；不意全軍覆沒，金兵乘勝攻入盱眙軍，建康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此時，淮東安撫使崔與之馬上調集各地平時訓練較佳的軍隊，趕往盱眙軍沿淮一帶嚴加守備。他在致史彌遠的書信中，對於邊將的冒進，將使多年來辛苦經營淮東的成果毀於一旦的嚴重後果，感到憂心，他説：“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李鈺的參議官黃幹也指出“淮上之敗，劉琸可斬也”，推薦崔與之、方信孺，可惜李鈺未予採納。對泗州戰敗，宋臣有過深刻的檢討，權工部尚書胡就指出“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是挑起戰端並導致失敗的原因，而李鈺則是肇禍的主謀。寧宗也同意此説，認為是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所致；轉而傾向和議，宋金情勢再變。

宋金推動謀和，卻引起忠義人的疑懼。義軍領袖之一的石珪以宋謀與金和，不利義軍為名，殺楚州都監沈鐸；宋廷為緩和義軍情緒，急罷知楚州應純之，由通判梁丙代理。但宋廷提供的忠義糧不足，梁丙處置無方，石珪率兩萬人渡淮，大掠楚州南渡門。面對大批義軍蜂擁南下，邊臣處理失當，幾釀成巨禍，時任知寶應縣令的賈涉上書宋廷，指出若在忠義人不斷南移之際與金謀和，將使山東的亂局蔓延至兩淮；建議宋廷立下固定員額以招安義軍，讓他們自成一軍，安置在淮北，如任其南下，將來難以應付。宋廷乃任命賈涉為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他受命後，親自出面招撫叛兵，穩定局面。

嘉定十二年（1219年）春，金人以數十萬人分兵進犯濠、滁等州，並計誘石珪等人。李鈺遣官兵與忠義軍救援無效，兩淮告急；淮南流民競相渡江避亂，金人遊騎至東採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情勢混亂。賈涉擔憂石珪等為金人所用，派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往滁、濠，命李全兄弟襲擊金人歸路，並以傅翼監軍。由於義軍奮勇力戰，相繼解除各地受困的局面。其中李全兄弟由楚州引兵救援，在渦口擊敗金兵，使金主力全喪，不敢再窺淮東，是保衞兩淮的戰鬥中，具有決定性的戰役。為了獎賞忠義軍救援淮東的功跡，宋廷應賈涉之請，將安邊所沒入寶應縣中原屬韓侂冑的頃田地，撥充忠義人耕種。

忠義稱亂，邊防告急，緣於守邊重臣不能協力合作所致。宋臣檢討此一情勢，首先奏劾身負邊防重責的制置使李鈺“敗軍誤國，大罪有三”。由於情勢緊迫，宋廷採取緊急應變，一方面罷李鈺，並改任崔與之為秘書少監，將二人調離淮東邊務；一方面罷江淮制置司，另置沿江、淮東、淮西制置司，以加強邊備。此時淮邊守臣多屬輕儇浮靡之士，人心不附，制置使與安撫使又同時被調職，使得流言滿道，形勢頗為危急。宋廷鑑於賈涉調遣義軍，解除淮東危急的表現優異，接受殿中侍御史李楠“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的建議，於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先任命賈涉為淮東制置副使，旋即任為淮東制置司公事；宋廷為了直接掌控沿邊情勢，推動防務，將制置司的任所遷至較近金境的楚州，並將反對遷到楚州的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予以調職。

總之，在宋金和戰丕變，淮東戰況激烈之時，二位擔負淮東邊防重任的大臣，因意見不和，不能協力相助以穩局勢而遭調職。宋廷為鞏固邊防，緊急任命調派義軍解除江淮危機有功的賈涉，出任肩負屏障宋疆的淮東最高官員。從此，賈涉成為在第一線執行邊防與涉外要務的南宋重臣。

賈涉出任淮東制置使之後，以處理山東忠義軍為重心。自嘉定十年爆發的宋金戰爭，表面上戰火四起，拖延甚久，實際上由於雙方均無必勝之把握與決心，因此在戰爭持續之時，即有謀和之議。對金廷而言，外有蒙古侵犯，內有叛民，加上遷都後衍生出許多社會經濟難題無法解決，而宋邊防尚嚴，難以擴展戰果爭取勝利；金宣宗在朝臣建議下，由武休關進取四川時，説“此舉蓋為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佳”，就説明了他的心意，只是礙於情面，又氣憤宋策動忠義軍從中牽制，才相繼發動遊擊性的攻擊，並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至於宋廷，自戰爭爆發以來，被動應戰者多，也不願擴大事端；何況自嘉定十二年秋起，淮東忠義軍聲勢壯大，自主性又強，如何加強對這些人的掌控，讓他們發揮積極的戰力，而避免負面的影響，也就是如何有效的控制和利用義軍，正是宋廷更為關心，也寄希望於賈涉的重責大任。

山東忠義軍是特定時空下產生的複合體。“忠義軍”為宋廷賦予的一個通號，實際上是由無數個在宋廷招撫下，掀起叛金或投宋而各自擁有武裝力量所組成的團體。雖以歸宋為名其中真心歸宋，深明民族大義者不多，多半是在戰亂，饑荒中，為求生存或圖利，而揭起擁宋的旗幟，實質目的是為了獲取財物與糧食。這些人勇武好鬥，熟悉華北地理情勢，可以作為宋廷恢復故土的先鋒，但人多勢散，如何組織人力與支應財糧，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嘉定十一年，石珪在南渡門焚掠後，賈涉所提“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 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的意見，當成為他爾後處理忠義人的基本原則。但在時勢的推移下，仍有所變化，從言論及以後作為看來，賈涉顯然比較彈性的執行李鈺的政策。

宋金戰爭以來，淮東積極招徠忠義軍。宋廷先依武定軍例，放錢糧一萬五千人，人數激增之後，又增放二萬人錢糧作為號召，時青、石珪、彭義斌、嚴實、夏全等人紛紛歸正。其中嘉定十二年六月，金青州守臣益都人張林在李全的勸説下，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等州歸宋，表稱“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次年，嚴實也應趙拱之召，舉魏、博、恩、德、懷、衞、開、相等州來歸，使太行山以東之地，名義上覆歸宋的版圖。

賈涉進一步鼓勵義軍北伐。他銜宋廷之命，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來激勵豪傑。於是,忠義軍的恢復行動更為頻繁，李全揮兵北上，爭衡中原，難怪金人要説“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彭義斌一軍更侵河北，取大名、中山、破東平，下真定，迨西山，懸師北伐，號召兩河豪傑，重樹大宋旌旗，兵威之盛，竟使山東的蒙古漢軍“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這麼豐碩的戰果，不僅使宋廷博得興復山河的美名，義軍也獲得了高官厚爵：張林被封為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李全改為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職司統御義軍大責的賈涉也被擢為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在賈涉的節制下，忠義軍積極參與解除淮西之圍的軍事行動。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再謀伐宋，以十餘萬犯光州，圍黃州，分兵破淮西諸縣；淮西守備薄弱，帥臣趙善湘請援於朝廷。宋廷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 賈涉遣李全、彭義斌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及徐暉等分別率忠義民兵與正規軍救援黃、蘄。三月，淮東兵未至，黃州已被攻破，蘄州亦因徐暉援救不力而告陷落。李全趕至，護安慶，與趙範、趙葵兄弟協力救黃州，並遣彭義斌掩襲淮上金兵。山東忠義軍的協力合作，迫使金人退師。在淮東兵馬從事救援淮西的行動中，賈涉發現徐暉護城無功，率先逃遁，將他斬首示眾，從而穩固淮西局勢。由於賈涉籌劃，指揮，策援有功，宋廷乃遷之為權吏部侍郎；71七月，他更被任命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這是賈涉地位與聲望最高的時候。

賈涉在策動義軍北伐與救援的同時，也推動聯結蒙古的工作。這一項涉外行動，除攸關宋蒙結盟外，交涉山東忠義人的問題，殆為重要因素之一。當山東地區成為宋金蒙三國逐鹿的主戰場之後，夾在三國紛爭中的義軍，就出現複雜化的傾向；尤其是蒙古在河朔，山東等地停止殺戮，轉而積極爭取據地自保的豪傑，以及金廷改剿為撫，不惜以名器爭取山東武裝勢力以後，宋金蒙三方勢力交相爭取這些武裝團體，使得一向活躍于山東地區而以歸附宋朝為主的武裝力量，在依從的態度上有了變化，遊移於三國之間，或叛或降。這也使得宋蒙的交涉中，多了一項討論的議題。

此前，嘉定二年二月，宋廷得知成吉思汗南侵的消息時，僅由執政者“作私書密諭諸軍帥臣”在邊境進行戒備，態度相當謹慎。到嘉定四年，宋使餘嶸回報蒙古圍攻燕京的消息後，宋人開始關切並討論如何聯合新興勢力以復世仇。等到木華黎擔負主導伐金的軍事任務後，為了加速金的滅亡，減少後顧之憂，曾於嘉定七年（1214）一月派三位蒙古使者渡淮到濠州鍾離縣，圖謀聯宋。當地守臣以“不奉朝旨，不敢受”為辭加以拒絕。不過，蒙古與金朝國力消長至為明顯，宋臣進一步討論如何對待蒙古的問題.嘉定八，九年間，與宰相史彌遠素有親密關係的程珌，向宋廷提出在朝廷的默許下，聽由邊閫進行聯蒙恢復的方案，他説：“強敵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為之，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敵而已”。77

程珌的意見，對宋廷乃至賈涉在淮東推動的聯結蒙古，具有重要的影響。嘉定十年，宋金爆發戰爭之後，宋臣有“獻策北通韃靼”之議。不過由於忠義軍在蒙宋間叛服無定，引起雙方的誤會，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蒙古曾於嘉定十一年派葛不罕與宋議和，可能談到夾攻的事，宋也派苟夢玉出使蒙古。此時，或許由於宋廷對聯蒙夾攻金朝的態度不太熱衷，雙方沒有進一步協議的跡象；但嘉定十三年十二月，義軍領袖石珪叛宋投蒙的舉動，引起宋廷的重視，賈涉顯然是在史彌遠同意下，派都統司計議官趙拱經由河北，山東到蒙古軍前議事。趙拱會見了木華黎，雙方直接溝通，蒙古大將並贈北宋舊物“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方，由賈涉轉呈宋廷。到嘉定十五年（1222），宋臣魏了翁擔心宋與金相抗之時，蒙古與西夏將有窺伺邊境，為了穩定局勢,建議朝廷“且下淮東制司，仍遣小使諭志於韃使，使羣盜無以措其惎間之辭”，此一交涉內容可能與山東忠義軍有關，但紀錄不詳，此時，賈涉在應付李全引發的一連串事情上，可能已精疲力竭，並無餘力再推動此一外交活動了。

山東境內武裝團體適應環境的方式各異，而且變化無常。這些團體組成分子複雜，組織方式不同，抗金附宋的背景也不一樣，而且各具實力，因此，不僅出現羣雄並起，各自為政的情形；同時為了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求生存與發展，各有不同的適應方式。其中，固然有民族意識強烈，如彭義斌者，但更多的人則以求生存為先務，他們輾轉南下的目的是避禍就食，其情形誠如程珌所説：“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敵人殺僇，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略，可以角逐中原哉”。生活的資源與利益的取得，既是他們考量的首要因素，因此很容易因宋、金、蒙三國招撫政策的變化而改變其初衷，出現遊移取利，首鼠兩端的現象。宋金戰爭爆發後，宋對北人採取積極招撫政策，北人相繼南下，他們“或請分處授田，以渙其羣；或請增招正兵，以權其勢；或請以補正兵之闕，而自為一軍”，要求日多，逐漸成為南宋政治，經濟上的難題。另一方面，鑑於金蒙相繼招安各武裝力量，安撫民心，宋廷又擔心金蒙政策的改變，會削弱義軍歸宋之心。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這些忠義人，使其充分發揮“供我驅馳”，並避免引發負面的影響，是宋廷與宋臣相當關切的議題。

宋人擔心山東忠義人聲勢浩大難以控制，因此許多大臣主張對他們採取以主制客，眾建與分散的政策。嘉定十一年大批北人南歸時，餘嶸曾預料義軍難制，建議以勁兵控馭。葉適曾批評宋廷因循苟且，不敢分散忠義軍，使他們得以聚集為亂，將招大禍。方信孺認為“奸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建議“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徐鳳在嘉定十二年，奏論山東義軍的時事，也建議仿照賈誼眾諸侯之策，散置部落，分化他們的勢力，如此一來，不致因黨羽聚集而產生覬覦之心。曹彥約則指出“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三萬之忠義”;京東河北節制司幹辦公事陳韡在嘉定十四年,向賈涉獻處置忠義人的策略時，也主張在新復的山東，河北各地，仿效漢趙充國留屯之策，而且分授疆域給忠義人，如在山東採“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又其一以待有功者，以分其權”，河南首領“以三兩州歸附者與節度，一州者守其土”。這些意見不僅反映南方士大夫，官僚對北人的疑懼，在態度上也趨向於消極性的思患預防。而宋廷在衡酌形勢變化與義軍的本質後，接納宋臣的意見，並透過第一線的邊閫執行。

賈涉是執行淮東防務的宋朝最高官員，面對人多勢眾，各自為政，背景各異的山東忠義軍，採取消極防禦重於積極鼓勵的態度。他鑑於正規軍不足，不敢明顯的採取以正規軍壓制忠義軍的方案；但為掌控情勢，保持主動，一方面以糧餉作為控制的手段，一方面則採行分化的策略。

糧餉的取得是山東忠義軍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憑藉，也是宋廷掌控忠義軍的重要資源。當宋廷設置忠義軍，發放糧錢一萬五千人時，李全即“起羨心”。此後，宋廷不斷賞賜錢糧，招徠忠義，但人數驟增，卻形成財政的重大負擔。楚州通判梁丙，想以減省錢糧作為控制忠義人數的手段，卻激起石珪據楚州南渡門叛變，造成忠義人對宋廷離心，賈涉在平息這場亂事之後，除了鼓勵忠義人北上從事恢復大業外，更藉糧餉作為攏絡與控制的手段。如嘉定十二年一月，李全南歸後，宋廷賜予李全金帶一條，銀五千兩，絹一萬匹。李全勸降張林，宋廷增放二萬人錢糧的措施，或也與賈涉的建議有關。十三年，石珪叛宋歸蒙的意圖明朗時，有人建議賈涉“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眾心一散,珪黨自離”，以此肢解石珪的部眾，但沒有成功，反而迫使石珪降蒙。十四年正月，又賜緡錢六萬給李全。這種以提高錢糧作為利用義軍的籌碼，顯然與賈涉認知的“飢則噬人，飽則用命”的想法有關。

但這樣的做法，卻招致廷臣的許多批評。劉克莊在嘉定十三年就曾感慨的説：“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山東已納者，歲費緡錢五百萬，米四萬斛，其在東海，漣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葉適也指出“六七年間，牽引山東、河北，破壞關外，未有毫髮之益，而所喪巨億萬計。”可見以錢糧為手段，雖然對穩定政局，乃至恢復疆土略有成效，卻形成宋廷財政的巨大負擔，並且逐漸養大忠義人藉機要脅的胃口。李全後來勢力壯大，欲圖割據時，還一方面對宋表示恭順以爭取糧食，另一方面卻積極尋求金朝的支持。金臣白華説：“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供給糧餉，特一猾寇耳。”都顯示宋廷以錢糧為誘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面對動機各異，勢力龐雜的山東武裝力量，宋廷的政策難以一致。在南渡門之變的過程中，梁丙曾調集其他忠義軍王顯、高友、趙邦永等人攻擊石珪，但他們相會時，卻是“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導致事變擴大。這一事件，使宋人和朝廷進一步體悟到忠義人若凝聚起來，對宋朝會是新的威脅。賈涉更深切瞭解此一情勢的嚴重性，因此在亂後，着手推動忠義人分屯的制度，分散其勢力，並增加正規軍的人數，來維持官方的主控權。《宋史》〈賈涉傳〉指出“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正軍常屯七萬餘”。只是，隨着北人不斷南下，要常保正規軍的優勢並不容易。因此，當金兵進犯淮西之時，賈涉就利用忠義人彼此互不相屬，各自獨立，對經濟資源的依賴等弱點，分批派遣忠義軍去解除滁州與濠州之圍，而由正規軍隨行督視；進而施行一連串分化挑撥的手段，讓忠義軍之間,製造衝突，以便從中掌控。嘉定十三年，忠義領袖季先死後，賈涉即命統制陳選至漣水，統領其軍,此舉引起季先餘黨的抗拒，他們暗中迎接石珪到盱眙，奉為統帥。涉既無法直接統領該部，乃謀利用“眾建”的策略，將石珪的部眾分為六，由季先的部將分別統率。但是，此一分化計畫仍被忠義人所識破，諸將依然只聽從石珪的號令，以致造成“其後有（朝廷）教令皆不納”的窘狀。賈涉不得已，轉而利用李全來對付石珪,珪因而投向蒙古。

賈涉以錢糧與分化等手段，來掌控忠義人的計畫，卻隨着外在形勢的變化，以及李全聲勢的坐大，逐漸帶來反效果。李全運用智謀與機運，不斷壯大聲勢；他以發動北伐及勸説義軍領袖歸宋的方式，獲得官職與糧餉，尤其在嘉定十二年渦口獲捷之後，更有擴大勢力的想法。於是，李全開始藉制置使的力量，打擊任何有礙他發展的義軍領袖；而這樣的想法，與賈涉所推動的分化政策正相符合。第一步是譖害威望跟他不相上下的季先；接着請求賈涉討伐石珪，此議雖未被接受，卻趁機佔有季先原有的三千軍額，領有餘眾，並由朝廷任命他的部將劉全為總管，分千兵駐於揚州，將其勢力擴至江北；進而建造船隻，“謀爭舟楫之利”，向南發展。十四年二月，李全受命援救淮西，當金兵北撤時，他為了保全實力，竟“追之不甚力”。顯然李全遇機運用謀略，表面上配合賈涉的分化政策，實際上遂行擴張勢力的意圖，壯大聲勢以操控時局。

於是，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遂形成淮東防務的新威脅。當李全圖謀發展的時候，賈涉為了強化楚州戰力，及官方在前線的主導性，將原駐屯於鎮江的八千正規軍移至楚州城中，由翟朝宗統領；另分帳前忠義人萬人，由趙邦友、高友率五千人屯於城西，王暉與於潭領五千人屯於淮陰。李全人多，並不擔心鎮江兵的軍力威脅，只是厚結其將領，以避免成為心腹之患而已，他最擔心的是勇武善戰的帳前忠義。為了拉攏這些將領，李全曾多次稱讚高友等人勇武，併為表示看重，請求賈涉允許他於出戰時率領這批軍隊，未被接受。從這些事例，顯示賈涉對李全的意圖有所瞭解，並採取對策。

不過，此時賈涉與宋廷決策者對待李全的態度與政策，差距日大。李全的勢力日大，圖謀發展的野心日熾時，丞相史彌遠卻為穩定時局，維繫朝廷與忠義軍的關係，反而利用種種名義厚賞李全，如嘉定十四年，宋廷欲藉翟朝宗與趙拱獻玉璽歸朝而大行慶賞之禮時，晉封李全為承宣使。賈涉曾極力反對宋廷藉加官進爵，厚予獎賞的方，來攏絡李全。他説：“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並指李全“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但這些意見，並不為史彌遠所接受，顯示宋廷厚待李全的政策，與賈涉處處提防，圖謀分化以利控制的計畫，落差日益擴大。這種情況不僅顯露出李全積極擴大勢力的野心,，説明賈涉意欲執行的策略更加左支右絀，窘狀百出。

從嘉定十五年賈涉與李全，益都張林三角關係的發展，可以看出賈涉疲於應付的窘境。張林雖因李全的勸説，舉青、莒諸州歸宋，但本人仍在山東的膠西等沿海一帶活動，坐擁鹽場之利。李全為壯大割據的基地，由其兄李福經營山東；李福看重張林轄地的鹽場厚利，百般威迫張林交出鹽場。張林向制置使賈涉申訴，涉密召其部下了解實情，卻被李福伏兵刺探，迫使張林投向蒙古。張林投歸蒙古後，仍致書賈涉陳述投蒙出於李全的脅迫，非其本意；涉心咎李全.李全進一步請求朝廷準他提兵攻張林，賈涉左右為難，暗中派人到山東宣勞張林，使人在途中又為李全所殺；李全急攻張林，入據青州，擁有山東之地，實力大增。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賈涉防患李全及謀拉攏張林以分化忠義的用心，而李全運用智謀，時機來壯大聲勢的用意也十分明顯。如此一來，不但賈涉與李全的心結已深，李全的勢力也發展到了遠非賈涉所能控制的態勢。

嘉定十六年，賈涉已無力處理李全勢力，窘境顯露無遺。當年二月，賈涉出郊行勸農儀式，在返回楚州城的途中，李全的部屬攔路威迫，涉派人請李全的妻子楊妙真協助才打開通路。楊氏雖然在表面上怒責忠義軍，但李全部屬的脅迫行動，給多年來積極推動淮東邊防及流民政策的賈涉一個致命的打擊。此時，曾任知隨州，荊鄂都統制的許國奉祠在家，他一直想取代賈涉的職位；看到李全勢力坐大，他不斷向宋廷上奏疏，力陳“全奸謀甚深，反狀已着，非有豪傑不能消弭”，明指李全意圖謀反。這些話，幾乎是從另一個角度否定賈涉多年來苦心經營忠義軍的努力，對賈涉自是另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內外交逼的情況下，賈涉身心俱疲，疾病發作，於是緊急向朝廷請辭制置使等職；獲旨回都奏報，其職由淮東制置司參議兼楚州通判陳韡代理。不過，人未到臨安，病情已加劇，乞請休致；宋廷遷之為顯謨閣學士，通奉大夫。六月一日，死於臨安府黃鶴山寶慶院。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享年四十六歲。

賈涉崛起於南宋非常時期，無顯赫的家世，未取得功名，在朝又無奧援，這樣的人物在宋代承平時期是難以獲致高位的；而他卻得以開閫淮東，節制忠義，成為執行宋廷邊防政策的重要人物，這和他在宋金蒙三國勢力交錯，興替時期，以靈活的手腕處理邊防，流民及涉外事務，表現卓越有密切關係。

賈涉的成功，在於他能掌握時勢適切執行宋廷的政策鞏固邊防。他以靈活的手腕,妥善接納，處理大量山東忠義軍的南歸，且能反映執政者和輿論的主流意見，利用這批武裝力量作為恢復故土和救援危急地區的任務；使得山東地區在形式上納入宋的版圖，也使宋金衝突以來，淮東地區較少受到戰火波及。此外，他也善於觀察時勢，呼應朝廷的外交政策，是第一位推動聯結蒙古活動的宋朝地方官。此舉不僅有助於宋蒙兩國的相互瞭解，也化解山東忠義叛降問題所造成的誤會。這些都是他得以在變幻不定的大時代中出人頭地，晉升高位，並且列名國史的重要原因，正如〈墓誌〉所云：“若夫制閫勳業，則有國史在”。可見他是以自身的能力獲致勳名，而非受其次子賈似道位居權要的影響所致。《宋史》本傳的論贊也説：“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嘆也”，顯示《宋史》的編纂者相當肯定賈涉的才能，反而對賈似道累其聲名，表示遺憾。

對山東忠義軍的處置方式，是賈涉成敗的關鍵。他對忠義人的功利取向非常清楚，因此採取了利誘和分化的手段。這二種方式，在初期由於忠義軍人數尚少，他的文人身分也能得到北人的尊敬，以及處置的策略受到輿論的支持，因此不論推動救援或恢復，都頗能得心應手，不僅成就了他的事業，也使以李全為首的山東忠義軍成為屏障宋廷的主要武力之一。

不過,隨着李全勢力坐大之後，賈涉的窘態就逐漸顯露。李全是一位精明狡猾，詭計百出，威迫欺瞞的豪強，當勢力壯大之後，興起裂土割據之心，驕縱與桀驁不馴的霸性益加明顯。賈涉雖然想設法壓抑、防範，卻招架不住，窮於應付；況且，此一想法又與丞相史彌遠一意拉攏李全，不斷授以高官的作法相違，最後竟到心力俱疲，疾病纏身而死。〈墓誌〉説：“漸復故疆而不遂大業，致身法從而不及侍清光”，一方面寫出賈涉中壽而死，壯志未酬的悲情，另也顯示他處於風雲變幻的時期，難以掌握時勢的鬱郁困境，然而相較於後繼者，如許國、徐晞稷等人，使用更為拙劣與極端的手法，以致激起李全的叛變而言，賈涉在處理山東忠義軍的手段，顯然是更勝一籌了。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

淮人季先、沈鐸説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説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眾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遣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啖餒虎，啖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

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救窺淮東者六七年。

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

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

金十餘萬眾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眾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眾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範、葵遇，掎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進至下灣渡，盡掩金人於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徐暉往援，乃鼓眾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

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為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

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強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術魯答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訴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