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思伯

賈思伯，漢朝太傅賈誼之後。十世祖賈詡，曹魏太尉；九世祖賈機（賈璣），從武威郡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遷徙到齊郡長樂。

賈思伯幼時聰慧，十歲能誦書詩，早年和弟賈思同曾隨北海人陰鳳學習。工草隸，善辭賦。21歲時，釋褐奉朝請，接待南齊使者，稍遷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隨北魏孝文帝南征。

宣武帝即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軍、河內太守，因非其好也，不拜，改授鴻臚少卿。正始三年（506年），母親去世丁憂，去職；服闕，以持節軍司的身份，隨任城王拓跋澄圍攻鍾離，兵敗退卻，負責斷後，拓跋澄認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難，賈思伯竟安全歸營。拓跋澄稱讚他説：“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但賈思伯卻説自己因為迷路才湊巧脱險，絕不誇能表功；“時論稱其長者”。除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徵虜將軍、南青州刺史。不久，父親去世，丁憂離任。除服，後除徵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

孝明帝即位後，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遷右將軍、涼州刺史。賈思伯以涼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改授太尉長史、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朝事，俄轉衞尉卿，參與明堂建造規格討論，久議不決。賈思伯上《明堂議》，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否定了戴德《禮記》中的記載和東漢蔡邕的見解，廣徵博引，論據確當，學者無不贊同。後升任太常卿、度支尚書、都官尚書，又被太保崔光推薦為侍講，教授肅宗讀《杜氏春秋》，“言約義敷，旨高辭遠”。他雖官高爵顯，但仍勤學不懈，並能“傾身禮士”，雖在街途，也要“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他對人説：“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攝都官七兵二局，真殿中尚書。加安東將軍、青州大中正。太保崔光病重，推薦他擔任侍講，侍讀馮元興一起教授年幼的孝明帝，讀《杜氏春秋》於顯陽前殿，“言約義敷，旨高辭遠。”。賈思伯性格謙和，禮賢下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

孝昌元年七月十六日（公曆525年8月20日），薨於洛陽懷仁裏，年五十八。十一月歸葬於青州，追贈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使持節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諡號文貞，壽光城西南4公里的李二莊。

南北朝時，北魏有個賈思伯，小時候因家境貧困，為了求學，和弟弟一起，拜北海的陰鳳為師，總算能夠“親聆教誨”，學到了一些知識。可是，當他們完成學業，臨出師的時候，因交不起學費，結果被那位“恩師”惡狠狠地剝去衣服，扣下被褥。對此，賈思伯沒有記恨老師，離開老師後仍然求學不止。他知道，世界上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不能因家裏窮，交不起學費，就荒廢了學業，更不能因為學到一點知識，就滿足現狀。正是由於他懂得這個道理，不僅學有所成還作了官。賈思伯作官以後，沒有忘記自己的老師，特地贈送給他一百匹細絹，並準備了車馬接他去作客。陰鳳先生感到十分慚愧，不好意思去見賈思伯。

後來，賈思伯擔任都官尚書，太保崔光病重期間，上表推薦賈思伯去做侍講，於是他便進宮去給孝明帝講授《杜氏春秋》。賈思伯在年少時雖然懂得經學，但自從做了官以後，學業有所荒廢。“書到用時方恨少”。到了這個時候，他重新發憤學習，專門請了一些學者，日夜給他補課，甚至走到街上，見了學者，也會停下馬，誠心誠意地接受學者的指教，沒有一點厭倦的神色。由於賈思伯有“活到老，學到老”精神，知識越來越廣博，後來當上了中書侍郎，深受孝文帝的器重。

十世祖：賈詡，曹魏太尉；

九世祖：賈璣，曹魏駙馬都尉、關內侯

伯父：賈元壽，中書侍郎，追贈青州刺史。

父親：賈道最，青州主簿兼任中正、齊郡太守。

夫人：劉靜憐，長廣人.

弟弟：賈思同，字仕明，襄州刺史、散騎常侍、七兵尚書、侍中，贈右僕射、司徒公、營陵文獻公。

兒子：賈彥始，東魏淮陽太守。

《北史.卷四十七》 ^[3]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元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于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陰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痴，不識雙鳳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衞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雲：“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雲：“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雲：“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雲：“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雲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雲：“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製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舍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雲：“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説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個即明堂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即玄堂左個，玄堂右個即青陽左個。如此，則室猶是五，而佈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台之説，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

學者善其義。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暱，元興時為元叉所寵，論者譏其趨勢雲。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文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