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形成

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理論的早期開拓者之一納克斯（Ragnar Nurkse）曾經給資本形成下過一個全面的定義。他説：“資本形成的意義，是指社會不把它的全部現行生產活動，用之於滿足當前消費的需要和願望，而是以其一部分用之於生產資本品：工具和儀器、機器和交通設施、工廠和設備一各式各樣可以用來大大增加生產效能的真實資本（Real Capital）。資本形成一詞有時被用於包括‘物質資本’（Material Capital），也包括‘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即在技能、教育及健康等方面的投資—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投資形式。”他還補充指出：“資本形成過程的實質，是將社會現有的部分資源抽調出來增加資本品存量，以便使將來可消費產品的擴張成為可能”。

從上述納克斯的定義可以看出，發展經濟學中所謂的資本形成，從廣義上講，包括“物質資本”（現在西方學者多用“Physical Capital”一詞代替“Matcrial Capital”一詞）和“人力資本”兩個方面。但一般習慣上將二者分開論述，通常所説的資本形成只狹義地指“物質資本”，關於“人力資本”則另行標明。狹義的資本形成即物質資本形成，是指實物形態的機器、工具設備、廠房、建築物、交通工具與設施等長期耐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固定資產和生產所必需的存貨。它表明現有的生產能力和未來的生產潛力。物質資本形成是投資過程的結果，它來源於生產量超過當前消費量的“剩餘”即儲蓄，這種生產“剩餘”或儲蓄，通過投資和生產，便轉化為耐用資本。

英國經濟學家羅伊·福布斯·哈羅德（Roy Forbes Harrod）在《動態經濟學導論》（1948年）一書中，將凱恩斯的靜態均衡分析動態化，建立了一個動態經濟增長模型；美國經濟學家埃弗塞·多馬（Evsey David Domar）在《資本擴張、增長率和就業》（1946年）和《擴張與就業》兩文中，獨立地提出了一個類型的增長模型。因此，人們將二者合稱為“哈羅德—多馬模型”（簡稱H—D模型）。 ^[2] 

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g=s/v）的一個重要推論認為：資本/產出比（v）不變，儲蓄率（s）決定了經濟增長率，而在該模型假定中，假定儲蓄可全部轉化為投資，所以儲蓄率就是資本積累率。可以説，在哈羅德—多馬模型中，資本積累成了經濟增長的唯一決定因素。

哈羅德—多馬模型本來是論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的，但它同樣可以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低，資本稀缺，因此要加速經濟增長，就必須提高儲蓄率或投資率，即加快資本形成。

哈羅德—多馬模型由於其簡單明瞭，曾經頗為流行，成為二戰後很多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但是由於它只強調資本形成的作用，忽視了勞動投入、技術進步乃至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受到了批評。

1953年，羅格納·納克斯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一書中探討了貧困的根源。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其經濟中存在若干互相聯繫、互相作用的“惡性循環力量”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貧困的惡性循環。他由此得出了著名的結論：“一國窮是因為它窮（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

納克斯認為，由於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資的資金供給（儲蓄）和產品需求（消費）都不足，這就限制了資本形成，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於貧困之中。他的“貧困惡性循環”包括兩個方面：

供給方面：人均收入低→生活消費比重高，儲蓄低→資本形成不足→生產規模小、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低。

需求方面：人均收入低→低消費、低購買力→市場需求有限→投資引誘不足→資本形成不足→低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

納克斯認為，正是資本形成的供求兩方面的約束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資本形成不足是“貧困惡性循環”的主要障礙。因此，要打破“貧困惡性循環”，就必須大幅度地提高儲蓄率，大規模地增加儲蓄和投資，加速資本形成。同時他又認為，為了克服發展中國家市場狹小所造成的投資引誘不足問題，即資本形成的需求“瓶頸”，應當採取“平衡增長”戰略，即在眾多的行業中同步地投資，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動，以投資帶動投資，“供給創造需求”。

貧困惡性循環理論的缺點：

（1）認為儲蓄和投資增加就能促進經濟增長、打破貧困惡性循環的觀點過於樂觀和簡單（儲蓄結構和消費習慣）；

（2）即使有了足夠的儲蓄和資本形成，經濟增長還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限制；

（3）納克斯將個人儲蓄作為儲蓄的唯一來源，忽略了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低估了發展中國家的儲蓄能力。

1956年，納爾遜（Richard Nelson Jones）在《不發達國家的一種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中提出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過快增長是阻礙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資本形成，使投資和產出的增長超過人口增長，才能跳出“陷阱”，實現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經濟增長。

與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一樣，納爾遜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忽視了資本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1943年，發展經濟學的先驅者羅森斯坦—羅丹在《經濟學雜誌》6－9月號上發表了著名論文《東歐和東南歐國家的工業化問題》，提出了資本形成的“大推進”（Big Push）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從根本上解決貧窮落後問題，關鍵在於實現工業化。而要實現工業化，首要的障礙是資本形成不足。但在增加資本形成的過程中，必須達到足夠的規模，分散的、小規模的、個別部門的投資不能形成經濟發展的氛圍，給工業化帶來足夠的動力，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具有兩個重要特徵：

一是工業化基本條件的不可分性（Indivisihility），表現在作為工業化作為工業化起步拉動力的市場需求和資金來源的儲蓄均不可細化分割，而必須達到足夠的規模才能進行。

二是缺乏工業發展所必要的“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y），表現在企業規模過小，缺乏規模效益，企業之間彼此提供的“外部經濟”效應微小，投資的社會獲利能力（Social Profitability）很低，因此，必須實行資本形成的“大推進”戰略，即同時在各個工業部門全面進行大規模投資，使各個工業部門之間相互創造需求，提供市場，克服“不可分性”，產生“外部經濟”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順着這一思路，羅森斯坦—羅丹進一步提出了“平衡增長”戰略主張。

1957年，萊賓斯坦（H.Leibenstein ）提出了“最小臨界努力”理論，擴展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產生是因為經濟中存在的“降低收入的力量”大於“提高收入的力量”，使人均收入滑回陷阱。擺脱陷阱必須有一個初始階段的大規模投資，形成一個最小臨界努力，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於“降低收入的力量”，推動經濟跳出陷阱。

國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公式對發展中國家從何處得到發展基金，以及資本形成的財源作出瞭解釋，這涉及到國內儲蓄和國外資金流入兩個方面問題，即

Y=C+I+(X－M)

式中：Y代表國民生產總值或總支出，C代表消費，I代表投資，X代表產品與勞務的出口加上來自國外的收入，M代表產品與勞務的進口加上在國外支付的收入。 政府和民間的消費與投資均包括在C+I內。

從總收入方面看

Y=C+S

式中：S代表儲蓄。政府和民間的消費和儲蓄均包括在C+S內。由於總支出等於總收入，可得

I=S+(M－X)

上式表明，一國的投資能力(即資本形成的能力)決定於國內儲蓄水平加上國外淨資本流入量(進口大於出口是一國取得國外資本的唯一方式，故M一X等於國外的淨資本流入量)。

國內儲蓄包括民間自願儲蓄和政府儲蓄；國外流入資金則包括國際機構的長期貸款；外國政府的官方援助；外國私人投資；外國商業銀行的中期或短期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中期或短期貸款。

資本形成的方式也就是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機制或渠道。縱觀先進國家工業化的經驗，資本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六種：

（1）運用行政或經濟手段動員農業剩餘；

（2）運用財政政策進行政府融資；

（3）運用通貨膨脹辦法強制儲蓄；

（4）企業本身的資本積累；

（5）通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融資；

（6）通過外貿和利用外資加速資本形成。

資本形成的結果是物質生產資料（機器、設備、建築物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的產生。這些物質資本的規模與結構反映一國的生產能力，同時也構成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如果發展中國家能成功地解決資本問題，就能夠在與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配合下，儘快獲得經濟的長足發展，儘快擺脱貧窮落後的狀況。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