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敬之

中國詩人、劇作家。山東嶧縣（今棗莊市）人。童年時家庭貧困。1937年考取山東滋陽縣鄉村師範。不久，流亡至湖北，入湖北國立中學學習。1939年隨校遷入四川，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夏步行到延安，先在自然科學院中學部上高中，後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隨文藝工作團到華北，在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協會理事，後到中央戲劇學院創作室工作，並任《劇本》與《詩刊》編委，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1976年之後，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代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魯迅文學院院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2] 

賀敬之到延安之前已開始寫詩和散文。在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期間，以少年時代的生活體驗為素材，創作了一些自由體新詩。其中一部分詩改題為《鄉村的夜》，於1957年重新出版。1941年以筆名艾漠在胡風主編的《七月》等雜誌發表新詩，後有詩集《並沒有冬天》收入《七月詩叢》，1951年由泥土社出版。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發表了歌詞《南泥灣》（1943)、《紅五月》（1943)及秧歌劇《栽樹》（1945)、《周子山》（1945,合編）等。1942~1947年的詩作，收入詩集《笑》和《朝陽花開》。這些作品歌頌中國共產黨、革命領袖和人民軍隊，表現解放區光明的生活景象，多采用傳統歌謠的形式，帶有明顯的敍事風格。1945年，魯迅藝術學院集體創作了歌劇《白毛女》，賀敬之與丁毅聯合執筆。歌劇根據流行於河北阜平一帶“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説改編而成，通過喜兒在遭受地主黃世仁摧殘後逃進深山變成白毛女的傳奇故事，控訴黑暗社會。歌劇獲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賀敬之的創作以新詩為主。抒情詩有《回延安》（1956)、《桂林山水歌》（1959)和《三門峽歌》，長篇政治抒情詩有《放聲歌唱》（1956)、《十年頌歌》、《雷鋒之歌》（1963)、《西去列車的窗口》（1963),以及寫於1976年10月以後的《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等。這些長篇政治抒情詩在內容上從廣闊的角度反映了時代生活的重大問題；藝術上則多采用“長句拆行”的“樓梯式”，注意汲取中國民歌和古典詩歌的營養並加以改造，把新詩自由體的靈活開闊與舊體詩的排比對稱、音律和諧相統一，具有較鮮明的藝術特色。 ^[2] 

歌劇劇本《白毛女》(參加執筆，馬可作曲，已公演)獲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金。

“我們是文藝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採訪賀敬之時，他唱起了魯迅藝術學院的校歌。抗戰期間，魯藝用它精神的養份滋養了賀敬之，讓他成就了詩名。因此，説起抗戰，提起魯藝，賀敬之如此激動，是可以理解的。

少年時的賀敬之在山東嶧縣(今屬山東省棗莊市)北洛村私立小學讀書時，就開始接受先進思想的教育。那時候，抗戰雖然還沒有全面爆發，但是日本已經佔領了整個東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聲已經遍及華夏大地。賀敬之説，那時候，學校裏有幾位老師非常活躍，他們是地下黨還是進步青年，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們對我們幼小心靈的影響是深刻的。在這些老師的教導下，賀敬之學會了唱《蘇武牧羊》、《漁光曲》、《大路歌》等歌曲，但引起賀敬之興趣的還是文學。當時學生的新教材中有相當多著名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像魯迅、巴金、蔣光慈、葉紹鈞等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國文老師很喜歡給同學們介紹一些課外讀物，沒有課本，他們就親自刻版印教材。

後來，在老師鼓勵下，同學們組織了拉丁化新文字學會，賀敬之是會長。賀敬之代表學會用拉丁新文字給北京拉丁化新文字總會寫信，宣告學會的成立，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總會很快就回了信，給賀敬之他們熱情的鼓勵，還寄來了一些讀物，裏面有關於南方農民生活困苦情況的連續報道，特別是紅軍長征、西安事變的消息。在讀這些作品的過程中，在老師的講解輔導下，賀敬之幼小的心靈中，萌發了嚮往革命、嚮往進步的思想。

1937年，13歲的賀敬之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兗州簡師學習。可是山河破碎，國土上已經沒有一塊能放下課桌的淨土。不久，簡師南遷，賀敬之因為年齡小，被迫退學回家。當他在家萬分苦悶、各方打聽母校遷移去向的時候，台兒莊戰役打響了。賀敬之回憶説，戰場雖然沒有涉及他所在的村莊，但是每天都會聽到十幾裏外隆隆的炮聲，看到炮彈爆炸後的亮光和瀰漫的硝煙。站到村邊的山頭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戰場上的情況，坦克就像蟲子一樣在蠕動。村莊不是戰場，但卻是軍隊來往和難民逃亡的所經之路，從他們的口中，賀敬之瞭解到了戰爭的慘烈情況，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這讓賀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

看到原本美麗的家園在戰火中滿目瘡痍，聽着祖國大地在敵人踐踏下的痛苦呻吟，年少的賀敬之感到不能靜靜地等下去了，他決定去尋找母校。當聽聞山東的學校都流亡到湖北，成為“國立湖北中學”的時候，賀敬之找了五個人一起去尋找母校。經過一番艱險之後，五人終於找到學校。賀敬之説，湖北屬於第五戰區，當地的文化活動

很多，到處在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學校裏幾乎不怎麼用正規課本，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文科，喜歡閲讀一些進步書籍。學生們也經常自發組織去辦壁報、演救亡戲劇。賀敬之説，當時對國民黨是真抵抗還是假抵抗就非常懷疑，後來聽一位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講述了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對國民黨的不抵抗和指揮無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心中更加厭惡國民黨。

1938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即將從武漢撤退，流亡學校也隨之轉移。賀敬之隨着學校的師生們經過陝南，來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在流亡的路上，許多同學都隨身帶了一些進步書籍和刊物，這些成了賀敬之寶貴的精神食糧。一路上，只要有時間就看書，讀了《大眾哲學》、《新華日報》等進步書刊，瞭解了紅軍是怎麼長征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是怎樣一所學校，賀敬之的革命意識進一步增強，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賀敬之説，他非常喜歡艾青和田間的詩，每次得到兩人的詩集就一氣讀完，而且反覆背誦，能蒐集到的詩，幾乎都能背下來。與此同時，賀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學共同創辦了《五丁》

壁報，來宣傳抗日救亡。在梓潼，他開始了散文、小説和詩歌的寫作，把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對國民黨政府軟弱的鄙視，對革命事業的嚮往，用文字痛快地表達了出來。《朔風》發表了他的長詩《北方的子孫》 ，《大公報》發表了他的抒情詩《夜，是深沉的》，《新民晚報》副刊也發表了他的許多詩歌。賀敬之説，當時寫的詩歌很多，可是保存下來的很少，好幾首長詩的草稿都遺失了，但是在民族革命、民主意識的指引下，前進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明確，也越來越熱愛文學。 1940年，懷揣着對理想的追求、對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嚮往，賀敬之和四名同學在春天的晨霧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賀敬之的眼中是那樣的新鮮，潺潺的延河水，巍巍的寶塔山，滿臉笑容、身穿灰色軍裝的人們，這一切把他領入了一個新天地。到了延安，賀敬之交了自己在來延安途中寫的組詩《躍進》 ，正是這組詩顯現出他在詩歌上的才華，使得魯藝文學系的主任何其芳決定錄取了他。

在延安，賀敬之如飢似渴地吮吸着知識的養分，舒展着自己的詩情。在魯藝，周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課、周立波的《名著宣讀》課、何其芳的詩歌課是那樣的精彩，讓他感到，知識的海洋是如此廣闊，有如此眾多的美麗浪花。那時候，延安經常舉行一些詩歌朗誦會，賀敬之很喜歡參加這樣的活動，他寫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詩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瘋狂地對根據地進行掃蕩，國民黨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時代的影響，賀敬之的創作視角逐漸深入到階級的苦難中，他接連不斷地寫出了許多關於農民題材的詩篇，《小蘭姑娘》、《紅燈籠》等作品贏得了大家的喜愛。

但是對賀敬之創作活動產生巨大影響的是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這是中國文藝史上出現的一次偉大歷史事件。賀敬之認為，《講話》是在總結了“五四”以來，包括根據地以及蘇區乃至國統區等地的革命和進步文藝的實踐經驗上提出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藝綱領，是宏觀的社會主義文藝學。《講話》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形式，滿足了賀敬之的思想理論的需要。

《講話》發表後，根據地開始了新秧歌運動。1943年到1944年賀敬之一直為秧歌隊寫歌詞，擔任秧歌劇的文字執筆，也單獨寫了一些秧歌劇。賀敬之在這個時期創作了不少歌詞，傳唱至今的歌曲《南泥灣》就是由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為慰勞三五九旅而創作的。創作於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實而生動地傳達了陝北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鬧翻身”的火熱情感。由於這首詞沒有署名，長期以來被誤認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這個“誤會”恰恰證明了作者深入陝北農民生活，體驗陝北農民情感，學習陝北農民語言的成績。賀敬之已經用中國

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寫出他們對新生活的新感受。賀敬之還寫過小秧歌劇《瞎子算命》 、《拖辮子》，中型秧歌劇《周子山》 。

説到秧歌劇，就不能不提到歌劇《白毛女》。賀敬之説，創作《白毛女》是在1944年下半年開始的，當時他參加文工團已有兩年時間，是在經過深入生活和參加秧歌劇創作的基礎上接受創作任務的。當時，周揚和張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傳奇故事為題材創作一個表現人民鬥爭生活的，具有創新意義、民族化、羣眾化的新歌劇。《白毛女》雖然有現實的故事作為依據，但是要把它轉化為藝術作品，需要創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藝術創造力。《白毛女》上演後，反響非常強烈，觀眾們不住地擦眼淚，哭成了一片。在那個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萬萬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中國勞動羣眾產生強烈的共鳴。它不但在當時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恆的藝術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賀敬之是個在藝術上進行着不倦探求的詩人。四十多年來，從他的第一本詩集《並沒有冬天》，到《鄉村的夜》、《朝陽花開》、《放歌集》，到近作《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其藝術逐步走向成熟，並呈現出自己的風格。

在同時代的詩人中，賀敬之最善於表現重大的政治題材和抒寫重大的政治主題。這一特點主要反映在他建國後的政治抒情詩創作中。翻開他的詩集，《放聲歌唱》、《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可以説都是詩與政論的結合。它們熔描寫、抒情、議論於一爐，鮮明地表露着詩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激情，格調高昂而奔放。

政治抒情詩抒寫的是政治之情，然而政治不等於口號，口號也不能成為詩。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所以有着巨大藝術感染力，是因為他能夠賦予抽象的政治性命題以具體生動的形象，以政治的“虛”來貫串、帶動形象的“實”，又以形象的“實”使政治的“虛”變成可觀可感的東西，從而造成了既動人心絃又給人美感的詩的境界。

賀敬之的詩可分為兩類：

一、抒情短詩。如《回延安》、《桂林山水》、 《三門峽---梳妝枱》等。

二、抒情長詩。如《放聲歌唱》 、《十年頌歌》 、 《雷峯之歌》 、 《中國的十月》等。

賀敬之的詩是時代的頌歌。他總是以敏鋭的目光去抓取時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內容，而不去吟唱那些與人民無關的眼淚和悲傷。《回延安》表現了延安的巨大變化，讚頌了延安的歷史功績，指明“延安精神”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新的意義；《雷鋒之歌》挖掘出雷鋒精神的時代內含；《十月頌歌》是新中國十週歲的禮讚。

賀敬之的詩通過想象、誇張、幻想等手法，將建立於革命理想基礎上的革命浪漫主義風格表現得十分突出。並注意吸收民歌和古詩的營養，又不排斥外國詩歌的影響，如“信天游”體與“樓梯式”就被詩人以熟練的筆法熔鑄為一體。

賀敬之文學館坐落於古運河畔，與台兒莊大戰紀念館毗鄰。

整個建築風格獨特，古樸典雅，館內設有展覽廳、影視廳、書庫、書畫廳、文物廳等。文學館全面介紹了賀敬之及夫人、著名劇作家、詩人柯巖（長詩《周總理，你在哪裏》、電視連續劇《尋找回來的世界》的作者）的人生歷程和文學成就，再現了一代詩人、劇作家的風範。館內陳列了賀敬之藏書1萬餘冊，實物展品300餘件，珍貴圖片200餘幅，並展出了200餘幅名人墨寶真跡。賀敬之文學館是在全國具有權威性的文學研究基地，是宣傳黨的文藝思想、路線方針，宣傳革命文藝的優良傳統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一扇窗口。

提起“賀敬之”這個名字，人們就會把他與歌曲《翻身道情》、《南泥灣》，歌劇《白毛女》，詩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門峽頌歌》、《雷鋒之歌》、《西去列車的窗口》等名作緊密相聯。熟知中國當代文學的人必定知道，賀敬之的創作雖然説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部作品發表出來都有一定份量。

賀敬之的文學創作善於從歷史與思想的高度來提煉文骨，他寫詩則堅持“詩學和政治學”統一的標準，以政治為綱，吹響時代的號角。他似乎註定就是為文學創作而生，成為時代的歌者。

1924年，賀敬之出生在山東嶧縣賀窯村的一個貧苦農家。“敬之”這個名字，是從《孟子》中的一句話——“晏平仲（嬰）善人交，久而敬之”而來。家中有奶奶、父親、母親，後來又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畝的土地。從賀敬之四五歲記事起，家中便過着艱難而貧困的生活，幼時的賀敬之要幫助家裏幹活，打高粱葉、拾麥穗、送飯、撿棉桃……

貧窮而又無力改變命運的父親，把希望都寄託在長子賀敬之身上。賀敬之很小的時候便顯露出會讀書的天份，教私塾的老先生髮現賀敬之腦子特別靈，很喜愛他，便特別給他“開小灶”。賀敬之成績雖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況愈下，早晨上學他經常餓着肚子。有個同學家裏很富裕，但成績卻不好，一次他舉着白麪餅卷雞蛋在賀敬之眼前晃來晃去，還嘲諷賀敬之：“學習再好有什麼用，吃得上這個嗎？”被激怒的賀敬之一拳將他的大餅卷雞蛋打落在地。父親聽到這件事以後，不但不責罵兒子，反而稱讚兒子有骨氣有志氣。

唸了半年私塾後，賀敬之就讀於天主教教會小學，可教會小學後來停辦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點下，賀敬之來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學。這所學校有幾個思想非常活躍的年輕教師，他們教學生們閲讀魯迅等人的小説，還選學外國的進步文學作品，教學生唱歌。這些對於少年賀敬之影響甚大，兒時的賀敬之便最喜歡唱歌，他學會了唱《蘇武牧羊》、《可憐的秋香》、《漁光曲》、《大路歌》等。在幾位老師的哺育下，賀敬之的文學興趣很濃，對美術也很熱愛，他的這些進步得到老師們的交口稱讚。

1937年，小學畢業的賀敬之投考不收取學費的滋陽簡易農師。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賀敬之的考試成績名列第四。這個喜訊着實讓賀敬之興奮不已，因為這不僅是個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賀敬之心裏計劃着：畢業後當了老師，既可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減少一些父親的沉重負擔，也有能力幫助弟妹們上學。

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隨着形勢日益惡化，滋陽簡師被迫南遷，同時學校決定一些年齡小的學生返鄉。學是考上了，卻趕上亂世，賀敬之不幸正是被決定要返鄉的學生中的一個。由於戰爭，賀敬之又一次失學。想讀書的強烈願望令賀敬之不甘於在家鄉等待，千方百計打聽可以結伴去找母校的同學。賀敬之聯合五個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尋之路。一路艱辛，一路涉險，賀敬之終於來到位於湖北均縣的母校。

流亡的學校，救亡的民族呼聲，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進步的思潮運動……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衝斥在均縣那偏僻的山區。少年賀敬之心中激盪着國難、鄉愁，他學會了許多救亡歌曲，在歌聲中逐漸成長。

不久，詩人臧克家率領第五戰區文化服務團來到學校，這成為學校的一件盛事。當時臧克家只有34歲，攜帶夫人一起來了。第一次見到真正詩人的賀敬之感到詩人是那樣高大，一股神聖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聽説臧克家是山東人，聽到鄉音，他又倍感親切和自豪。在歡迎臧克家的儀式上，賀敬之生生地擠到人羣的前面，他的目光緊緊跟隨着詩人，聆聽着詩人親切而實在的鄉音，飽覽詩人演講時的激昂場面，痴看詩人演講時的手勢，就連詩人的片言隻語都深深記在心頭。

當時，賀敬之非常喜愛詩人田間的抗戰詩，詩句短小，鏗鏘有力。為了能隨身攜帶田間的詩集，他把詩頁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見他對田間的詩歌酷愛到什麼地步。臧克家一來，賀敬之對詩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賀敬之隨着流亡的師生由湖北均縣出發，步行經過陝南，繞道進入四川。這時學校已改名為國立六中，總校設在綿陽，賀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駐梓潼縣城內。這時的賀敬之已逐漸成熟起來了，在梓潼，他更加積極地參加救亡活動。他和本班同學辦了一個“挺進讀書會”，還發起創辦了一個《五丁》壁報，閲讀進步書報，議論時局。從15歲到16歲這一年之間，他如飢似渴地讀了許多進步的政治、哲學書籍，也讀了不少中外進步的革命的小説和詩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詩集，他幾乎全部都能記下來。

主課之外的民主空氣，進步的書刊，革命的詩歌，漸漸成為賀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開始學習寫散文、小説、詩歌，開始向重慶、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報刊投稿，並多有作品被採用刊登。對於文學創作的興趣愛好，奠定了賀敬之一生從事這項職業的基石。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賀敬之在學校辦牆報、學寫詩時認識的一位校友李方立從重慶來到梓潼，找到賀敬之及其他兩位同學，四人相約到延安投考“魯迅藝術學院”。

第二天清早，太陽都還沒出來，四個人懷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證、假通行證踏上迷霧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組織上並沒有把他們安排在魯藝，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長的延安自然科學院。賀敬之不甘於這樣的安排，他千辛萬苦來到延安，就為了投考魯藝。他堅決地向自然科學院中學部的老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師答應讓他去試一試，萬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學院安心學習。賀敬之攜帶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寫的組詩《躍進》，意氣風發地趕考魯藝文學系。

考過幾項之後，最後進入口試階段。當時，賀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對於文藝理論等專業知識，他自然答不上來。考試結束後，賀敬之雖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覺得沒有白來一趟，確實為此讓自己看到了不足之處。

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魯藝錄取了。後來他打聽到，是文學系主任何其芳決定錄取自己的，何其芳説：“我看了他交來的幾篇作品，特別是他的詩，他是很有些詩的感覺的！”

魯藝文學系名家薈萃，周揚、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詩人的課都是賀敬之難得的精神食糧，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學之門的恩師。在學習期間，賀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習作，這是以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形式寫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長詩《夜歌》第三章中寫到了賀敬之的那首詩給他的感受，詩中稱當時還不滿16週歲的賀敬之為“17歲的馬雅可夫斯基”，於是賀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魯藝傳開了。對於賀敬之的學習、成長和創作，何其芳一直十分關心。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講話》成為中國文藝發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在魯藝未參加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的強烈請求下，院長周揚出面請毛澤東主席來給他們吃點“偏飯”。

那時，不到20歲的賀敬之自然沒有資格參加座談會，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毛澤東到魯藝又作了一個講演，這次機會，正好被賀敬之逮個正着。毛澤東在演講中提出大魯藝小魯藝的問題，意思就是説你們在小魯藝這個小範圍內要努力學習，但不要忘記廣闊的社會生活，還有廣大的人民羣眾，還要向社會學習，向羣眾學習，這些講話對魯藝和整個延安的文藝界影響很大。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實踐《講話》精神、自我改造的熱潮掀起，這時的賀敬之更是積極地投身到下農村、進部隊的鍛鍊中去，如飢似渴地吸吮着民間文藝的甘露，尤其對陝北一帶民間秧歌、民間小戲和民間歌舞等的瞭解和學習，為他以後詩歌和戲劇的創作風格與寫作語言打下了深厚基礎。

1944年，魯藝院長周揚收到《晉察冀日報》記者林漫託人帶給他請他審閲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魯藝領導研究為當年“七一”獻禮的節目時，周揚主張將“白毛女”這一材料創作成劇目，隨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創作組，賀敬之負責劇本寫作。

在執筆寫《白毛女》劇本的時候，賀敬之的情感也像戲劇般高潮迭起，蕩氣迴腸。在小窯洞裏，他一邊寫着，眼睛裏時而流着淚、時而冒着火——喜兒的悲慘命運、財主狗腿子的喪絕人性……創作激情彷彿是洪水決堤，一瀉千里，全變成密密麻麻的漢字擠在他的稿紙上。《白毛女》的劇本完成後，在魯藝禮堂進行了彩排，反響非常強烈——當地農民觀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後來專家們建議在結尾處加一場重戲，但此時的賀敬之由於連夜苦戰，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寫並完成了最後一場戲。

當時延安常有詩歌朗誦會，賀敬之踴躍參加，他朗誦自己的詩，也朗誦別人的詩。賀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熱血少年成長為有堅定信念、超羣學識的青年知識分子。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賀敬之才離開延安。

1948年初，賀敬之在冀中解放區所在地河北正定的華北大學任教，時任華大文藝學院華北文藝工作團戲劇隊副隊長兼創作組組長。“這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了1949年上半年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成立全國青年聯合會，正式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問題。會後，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9月會議通知。”接受採訪時，賀敬之説：“當時中共中央華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過青委開會傳達了中央的決定。華大決定我作為文藝學院青年代表參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討論，華大代表就兩位，我與李新（歷史學家），參加籌備組建全國青聯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討論。”

與會後，賀敬之在華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出任校團委委員，院團總支書記，負責文藝學院青年團委員會總支這一攤的組織工作，先後發展了聞立鵬、郭蘭英等優秀青年分子，為全國建團做好乾部準備；經黨中央批准，中央團校第一期於1948年9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縣兩河鎮開學。”

1949年5月4日，標誌着全國各族各界青年大團結的中華全國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在北平隆重召開。賀敬之作為552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會，他們代表着全國各個地區、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階級、不同黨派、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大會在發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國青聯把全國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愛國青年，不分階級、黨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職業和性別的差異、緊緊的團結起來，為將中國人民大革命進行到底，將農業的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會議開了8天，周恩來在會上作《學習毛澤東》的報告，廖承志作了中國青年基本任務的報告。後來，廖承志當選為全國青聯主席，錢俊瑞、謝雪紅、錢三強、沙千里為副主席，吳晗任秘書長。”

同年8月中旬，賀敬之作為代表隨蕭華為團長的中國民主青年代表團，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並出席了世界青年聯歡節。吳學謙、丁聰、趙風、榮高棠等也參加了有關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全國青聯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而後來，賀敬之的《回延安》、《雷鋒之歌》等好些傳世詩作的誕生都與共青團有關。

1949年底，中宣部組成作家代表團去朝鮮慰問，巴金為團長，年輕的作家賀敬之積極報了名。當時丁玲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她組織大家學習。在學習期間，丁玲發現賀敬之很瘦弱，氣色不好，好像有隱疾在身，擔心他到了朝鮮以後出問題，就對他説：“你不要去了，你到農村去吧。”由於丁玲的這一決定，賀敬之得以認識柯巖，併成就了後來的一段美好姻緣。

1950年初，柯巖所在劇院舉行劇本座談會，請賀敬之去談《白毛女》的創作經驗，柯巖是課代表。初次接觸，賀敬之對柯巖的印象很好——樸素，不矯揉造作，充滿了革命熱情。而柯巖一見到賀敬之卻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這麼年輕，這麼文雅，不僅沒有大作家的派頭，連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沒有：説話是那麼平易、謙虛，又富有幽默感。

從工作的接觸開始，賀敬之與柯巖的交往越來越多。兩個人常聚在一起談文學，談生活，談革命，談創作，他們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們感情發生飛躍的契機卻是賀敬之的一場大病。1951年初，賀敬之到河北省大名縣下鄉。到了縣裏，他感到身體不適，渾身無力，舉手抬足都非常困難，後來竟出現吐血。縣裏大夫診斷為肺結核，賀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進當時專治結核病的北京紅十字醫院。當時肺病雖已不是什麼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險性，又是傳染性的疾病，為了防止傳染，醫院裏一般不許來探望病人。令賀敬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柯巖來醫院探望他。擔心柯巖被傳染，賀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巖卻笑着説：“越害怕才越會傳染呢。”這句話令病中的賀敬之深受感動。

在病中，賀敬之的閲讀量很大，柯巖經常借些認為對他有幫助的書來，有時也帶些好吃的來。也許，她的到來比藥還有用，賀敬之的病漸漸好了起來。他的肺結核沒有傳染給柯巖，而柯巖的開朗、灑脱卻“傳染”給了賀敬之——從柯巖蓬勃的生命力中，賀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愛情，在這兩個年輕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漸漸地，見不到柯巖時，賀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巖一出現，賀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個太陽，他的話也多了，容光煥發。

為了一部新劇的創作，柯巖要去山西太原下廠8個月體驗生活。一去幾個月，不能面對面交談了，兩人就借鴻雁傳書。病中的賀敬之把病房變成了自修的學校，他寫信託柯巖買回一部辭典，因為他的學習很需要辭典的輔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巖寄來的書，打開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辭源》。拿起這部厚重的《辭源》，賀敬之一陣驚喜：知我者，柯巖也——這不能不説是一件藴含愛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賀敬之、柯巖結婚了。他們的洞房安置在龍鬚溝旁一間小小的房子裏。當時，賀敬之的病還在恢復之中，工作單位在中央戲劇學院創作室，任副主任。婚後第7天，柯巖就告別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鮮前線了。

1960年柯巖在協和醫院住院時，賀敬之給她寫信道：“小柯，安心養病；服從治療，增強黨性。”其中抄錄了陝北和內蒙民歌：“長腿的鷺鷥沙樑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綠水一道溝，好過的日子在後頭。”一封信，道出了他們之間真摯而浪漫的愛情。

解放後，在多次政治運動中賀敬之都捱過整。那時候，有不少人為了保全自己，有時也是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選擇了離婚。但柯巖連想都沒想過，柯巖曾説，“當時我不可能這樣選擇”。

賀敬之為人隨和，很寬厚，對人從不挑剔，柯巖也曾常説和賀敬之相處的人，如不自強自律，很容易被他“慣壞”。而柯巖則剛直不阿、快人快語，被人譽為“女俠”。他們兩人性格不同，志趣卻頗為相投，成為彼此互補的終身伴侶、文壇的一對神仙眷侶。

1956年3月，賀敬之陪同當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參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會。賀敬之本打算寫幾篇報告文學和一點新聞報道，但是青年大會要舉行一個聯歡晚會，説要他出個節目。賀敬之答應大家，表示將用信天游的方式寫幾句詩，抒發一下感情。夜裏，他就在窯洞裏面走着唱着，一邊流眼淚一邊寫，寫了一夜，吟唱不止，結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來，便沒有在晚會上唱。後來陝西人民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拿去以後，説他們要廣播；很快，這個稿子給了《延河》雜誌，就在《延河》雜誌發表了，這就是著名的《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這麼厲害的跳，

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

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兒貼在心窩上

……千聲萬聲呼喚你，

——母親延安就在這裏！”

語言樸實無華，感情卻真摯動人——《回延安》曾經是那個火紅時代的強音，感染過千千萬萬讀者。在這首詩裏，詩人賀敬之酣暢地抒發自己對延安母親熾熱的赤子情，這首詩也是詩人在中國的現代詩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回延安》、《又回南泥灣》、《西去列車的窗口》、《三門峽歌》、《桂林山水歌》、《放聲歌唱》、《十年頌歌》、《雷鋒之歌》……這些詩歌作品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曾經吸引過幾代人的視線，影響了幾代人的精神生活。賀敬之的詩在學習和繼承我國民歌、古典詩詞和“五四”以來新詩的優秀傳統基礎上，大膽吸收外國詩歌特點，根據時代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創作出來的。可謂民族的形式，時代的內容，人民的心聲。

時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直至1976年，賀敬之整整沉寂了11年。整個文壇也是10年沉寂。粉碎“四人幫”後，賀敬之進入文化部，1977年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這對於賀敬之來説，自然是他個人歷史的又一次重大轉折。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賀敬之義不容辭地接受了黨中央對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藝領導工作的擔子：1980年2月，賀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同年8月，離開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長；1987年離任；1989年復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長。

1991年春天，正值日本櫻花盛開之時，賀敬之到日本訪問。回國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學會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有日本文化界、新聞界、出版界、教育界、衞生界、經濟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員參加，原定300人，結果來了500餘人，都是對賀敬之慕名而來的。會場擠得水泄不通，當賀敬之率代表團走進會場時，掌聲響成一片，有不少人一邊鼓掌一邊喊：“賀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賀敬之；”“賀敬之——大詩人；大詩人——賀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語喊。會場內人們排長隊與賀敬之交換名片，搶着要賀敬之簽名。賀敬之的歌劇《白毛女》還曾改編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團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過100多場。

同年，賀敬之在北京醫院進行體檢時，大夫確診他已患肺癌，要對他的肺部進行手術。這時賀敬之已經67歲了，心力交瘁，體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辭去兩部職務的辭呈，得到批准。1992年10月，年近古稀的賀敬之留下未竟之業，帶着黨和人民羣眾對他這10年的公正評價和他自己對工作得失的深長思考，以抱病之軀離開了他工作多年的崗位。

不論是當文化部部長，還是當普通百姓，賀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東人的那種質樸、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這樣説：“詩人要有詩人的氣質，這種氣質不是遇到挫折而低頭，逃避現實，鬱鬱寡歡，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達與寬容，詩人的胸襟應該像大海一樣寬闊、博大、浩瀚，他能經受住任何驚濤駭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沒有失誤，現在我常常一個人靜下來，回首往事，我覺得儘管有過挫折，有過錯誤，但對黨對人民我是忠心耿耿，問心無愧的。”

而今，賀敬之的兒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淵潭公園散步，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呼吸新鮮空氣，也像普通人一樣上街買菜。在賀敬之的書房裏，擺着幾個大書櫃，裏面堆着滿滿的書籍，他每天以書為伴，養花養貓，也練書法。一般情況下，賀敬之很少參加社會活動，但有些必須他出席的會議也不好不參加。下午夫婦倆一般不會客、不接電話，晚上繼續工作，也會會朋友。

進入晚年，賀敬之已基本上不寫過去常用的自由體了，而是用他主張的加以變通的古體詩形式來寫新的生活內容，評論家稱之為“新古體詩”。1996年，他的新古體詩加上書法，出版了《賀敬之詩書集》。

由於身體的原因，賀敬之在晚年很少寫詩了，有時整理一下自己的舊作，讓思緒隨着回憶在那些閃光的詩句中徜徉。當然，有時也出席詩歌界的一些活動，上台朗誦自己的詩作，在中國詩壇上繼續發出高曠的餘響。

2001年5月，76歲的賀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寶塔山，尋訪夢中的母校，走進毛澤東主席當年發表《講話》的楊家嶺……面對那親切的山坡窯洞，親切的面容和鄉音，親切的莊稼和黃土，親切的藍天白雲，頭髮已經花白的賀敬之感慨萬千：40多年前一道鬧過秧歌的老鄰居大多已經過世，他們的後代，當年扎着兩條小辮的小女孩，也已經年過半百，手裏牽着小孫子來看望“老魯藝”。時光如白駒過隙，物是人非，只有詩歌是不變的。半個多世紀之後，在自己輝煌詩歌人生的起步點上，詩人賀敬之吟誦着自己的詩句，頓時煥發了青春的活力。是啊，賀敬之的詩中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有平實與樸素的字句，卻有一種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這正是人們喜愛他的詩歌的秘密所在。這次回延安，賀敬之被延安大學魯迅文學藝術院受聘為名譽院長。

2002年12月27日，第7屆國際詩人筆會在中國江南水鄉周莊舉行國際現代詩歌及文化發展論壇，賀敬之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幾位中國當代詩壇泰斗被授予“中國當代詩魂金獎”。

2003年，世界詩人大會、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授予賀敬之榮譽文學博士，以表彰他對詩歌創作和詩歌美學的傑出貢獻。

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覽在北京展出後，燃起了首都和全國人民革命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老延安”賀敬之來到展廳，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時期的照片和人物時，不由自主的再次默唸起了自己的詩作《回延安》。參觀時，他非常關心延安的發展，當得知延安的經濟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時，心裏長長舒出一口氣，説：“看到這個展覽，既感到親切又非常激動，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遠都做一個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賀敬之，一個深具民族脊樑精神的大詩人、大劇作家，他的驕人成就，已經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國界，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以其卓越的藝術天才思維，寫就了中國第一部革命現實主義大型新歌劇，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戲曲傳統，奠定了中國新歌劇的發展里程碑，幾十年上演不衰，不但在中國家喻户曉、婦孺皆知，並被譯為多種外文，在許多國家上演，在國際上博得了崇高的聲譽，獲1951年斯大林文學獎。同時，他也以其傑出的詩歌成就，畫下了中國詩歌時代的又一個高峯，他的作品一直傳誦至今，影響了幾代人。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巨大影響，她的平易近人的為人風範，一直深受人民羣眾愛戴，被稱之為“時代的歌手、人民的詩人”，在家鄉山東棗莊已為他建立了賀敬之文學館。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詩人均十分景仰賀敬之，十分感謝賀敬之在創作上的指點與幫助。當代詩人陳運和根據自己的親身感受，寫了首長詩《賀敬之的歌》出版，全詩3000多行，直接記敍了一位苦孩子、小八路怎樣在黨與延安精神的哺養下，成長為大作家、老部長的戰鬥一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