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林

1912年生於皮亞委戈爾斯克一個工人家庭。其父曾在俄國內戰期間為布爾什維克而戰，費德林自幼即受到共產主義薰陶，是蘇聯少先隊和共青團成員。他1937年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學院中國系，師從蘇聯著名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專攻中國古典文學。顯然出於對中國的傾心和嚮往，他捨棄本名與父名，只留家姓，並按中國人取三字名的習慣，改稱費德林。費德林於1939年進入蘇聯外交部，旋即被派遣到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工作。他先後在中國工作12年，從普通外交官擢升為文化參贊，直到大使。他目睹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目睹了從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到新中國誕生這一歷史性轉變。50年代中期，他由外交部第一遠東司司長升任為副部長，一直主管中國事務。1949年和1958年，他作為外交官和中國問題專家，先後參與了毛澤東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會談和毛澤東同赫魯曉夫在北京的會晤。他是中蘇關係從友好到破裂的歷史見證人。1958年到1962年，他任駐日本大使。1962年到1968年，他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在這五年中，他的演説及演講不僅反應蘇聯當時強硬的反美路線，也反應了蘇聯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不斷擴大的裂痕（毛澤東曾是他早年在中國的親密友人）。儘管如此，他在回憶錄中自認，早在50年代中期，當時的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就交給他"一項超級任務，"即積極爭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會法席位。後來，莫洛托夫被打下去，中蘇關係又惡化。但他對這一崇高使命一直銘記在心，並頂着上邊的壓力繼續工作。他不無欣慰地説，"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我作蘇聯常駐聯合國代表任上終於恢復。當我投下贊同的一票時，我不由長噓一口氣，心中默默地説：莫洛托夫同志，你交給我的使命總算完成了。"伍修權同志在為費德林的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撰寫的序言中，讚揚他"為爭取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不懈努力，厥功奇偉"。 ^[1] 

1912年12月，生於斯塔洛夫波爾邊疆區皮亞季戈爾斯克。

1937年，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學院。

1939—1948年，於蘇聯駐華大使館任職。

1943年，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屈原的生平與創作》，得到郭沫若指點。加入蘇聯共產黨。

1950年—1952年，任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

1952年，獲得教授職稱。

1952—1955年，任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

1953年，屈原公認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蘇聯各界在莫斯科集會，隆重紀念屈原逝世2230週年，費德林在大會上作了《屈原及其創作》的報告，向蘇聯人民介紹了屈原及其詩歌。

1955—1958年，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

1957年，獲得高級研究員研究員，任職於蘇聯東方研究所。

1958年，當選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

1958—1962年，任蘇聯駐日本大使。

1963—1968年，任蘇聯常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

1966—1971年，任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70年，任《外國文學》主編。在《外國文學》雜誌舉辦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40週年紀念大會上，介紹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國際作家聯合會的合作關係。

1971年，任蘇聯作協書記處書記。在“蘇聯中國學的迫切問題”學術會議上做題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問題和任務》的報告。

2000年，逝世，葬於保加利亞韋林格勒（他的妻子是保加利亞人）。

從40年代的重慶、南京到50年代的北京，他結識了中國文學藝術界的眾多精英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徐悲鴻、梅蘭芳、趙樹理、艾青……他最崇敬郭沫若，尊之為師。他1942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的論文《屈原的生平與創作》，就曾得到郭沫若的指點。後來，他將郭沫若的劇本《屈原》譯成俄文上演，更得到郭沫若的大力相助。1958年，他滿懷激情寫成《郭沫若》一書，對這位中國現代文學泰斗的生平與創作給予高度評價。如果説郭沫若是他的"恩師"的話，那麼，詩人艾青則是他的摯友。他翻譯艾青的詩，兩人共同切磋譯文。他為撰寫介紹艾青的文章，幾度到艾青府上長談。

費德林研究屈原時間之長，著作之多，成就之大在蘇俄漢學界首屈一指。他一生著作等身，發表專著35部，論文300餘篇，其中大多是關於中國文學藝術的。他主持並親自參與編寫了15卷本的《中國文學百科全書》。

他一生潛心研究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史的起源和分期、古典文學遺產和現代的關係等問題都有精闢的專著。費德林也是最早把屈原的詩歌翻譯成俄文的蘇聯學者。費德林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著述較多。屈原研究是費德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費德林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詩歌的獨特性與全人類性”的重大研究課題，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屈學研究的興趣。

作為外交家，費德林的工作中心始終沒有離開中國，1995年7月，費德林的著作《我所認識的中蘇領導人》首先以中文在北京出版。費德林在外交界服務30多年，這本書是他的著作中的最後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關於其外交生涯的書，其他34本都是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專著。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説：我首先是一個漢學家，其次才是外交官。

《屈原的生平》(莫斯科，1943年)，《論魯迅文藝創作的特點》（莫斯科，1946年），《高爾基的文學遺產和蘇聯文學在中國》（莫斯科，1951年），《郭沫若》(莫斯科，1952年)，《偉大的中國作家魯迅》(莫斯科，1953年)，《中國札記》(莫斯科，1955年初版，1958年修訂版)，《論老舍的作品》(《蘇聯東方學》，莫斯科，1955年)，《中國古典詩歌(唐朝)》（《蘇聯科學院院報》，文學和語言類，莫斯科，1956年），《〈詩經〉的風格和中國詩的傳統》（《蘇聯科學院通報》第17卷，文學和語言類，莫斯科，1958年），《偉大的中國劇作家關漢卿》(莫斯科，1958年)，《〈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莫斯科，1958年)，《中國記事》(莫斯科，1958年)，《英雄的史詩〈三國演義〉》(《東方學問題》，莫斯科，1960年)，《中國的大地和傳説》(莫斯科，1961年)，《象形文字和造型形象性》(《中國、日本：歷史和語文學》，莫斯科，1961年)，《舊中國文學中的自然哲學思想》(《哲學問題》，莫斯科，1961年)，《論中國文學藝術語言手段的特殊性》(《東方學問題》，莫斯科，1961年)，《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亞非人民》，莫斯科，1962年)，《日本札記》(莫斯科，1966年)，《中國神話題材的獨特性》(莫斯科，1967年)，《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東方各民族文學史的分期問題》，莫斯科，1968年)，《書經》、《詩經》、《易經》(《中國古代文學》，莫斯科，1969年)，《公元前18～前13世紀中國文學的起源》(《遠東文學研究的理論問題》，莫斯科，1970年)，《時間的色彩：日本藝術的特點》(莫斯科，1972年)；《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的任務》(《遠東問題》，莫斯科，1972年)，《列寧和東方文學》(1972年)，《屈原的詩歌(獨特性和全民性)》(《東方文學中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莫斯科，1972年)，《白居易誕辰1200週年》(《遠東問題》，莫斯科，1972年)，《蘇聯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莫斯科，1973年)，《革命的10年(1920～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外國文學》，莫斯科，1973年)，《中國文學研究的問題和任務》(《蘇聯中國學問題》，莫斯科，1973年)，《俄國中國學奠基者亞金甫—比丘林》(《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語言類，1974年)，《雨(1920～1930年代中國作家短篇小説)》(莫斯科，1974年，翻譯並作序)，《日本札記》(莫斯科，1974年)，《敦煌手稿》(《遠東問題》，莫斯科，1975年)，《論中國詩歌的遺產問題》(《遠東問題》，莫斯科，1976年)，《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莫斯科，1978年)，《文學筆記》(莫斯科，1980年)；《老舍和他的作品》(《老舍》，莫斯科，1980年)，《中國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1981年，英文版)，《中國的語文學問題》(《遠東問題》，莫斯科，1981年)，《中國的文學遺產與現時代》(莫斯科，1981年)，《魯迅(紀念魯迅一百週年誕辰)》(《亞非人民》，莫斯科，1982年)，《保加利亞記事》(索非亞，1982年，保加利亞文)，《論屈原》(《遠東問題》，莫斯科，1983年)，《費德林回憶錄-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出版社，1995）。

1959年東京中國學研究院名譽院士。

1966年美國政治經濟科學院院士。

1972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特邀教授。

1985年佛羅倫薩市意大利藝術科學院院士。

獲得兩枚列寧勳章，一枚勞動紅旗勳章，一枚各族人民友誼勳章，多枚獎章。

毛澤東：作為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説，1949年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他(費德林)任蘇方翻譯，作為斯大林，毛澤東兩巨頭的翻譯。一次，毛主席與他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談到屈原時毛澤東曾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其中説：“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兩人在訪問期間，接觸非常密切。

回憶錄裏還提到一件事，當時一個上校給訪蘇的毛澤東的廚師送了一條魚。因為俄羅斯人吃魚時沒有必須吃鮮魚的概念，所以當時送的是一條死魚，廚師，也可能是毛澤東的主意，拒不收魚，把那位上校嚇得要死，後來是費德林出面瞭解了情況才把事情結了。（有關此魚的前因後果，流傳着多種説法）

作為斯大林的首席中文翻譯，他參與了毛澤東選集的俄文版翻譯工作。

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作為赫魯曉夫的中文翻譯，他見證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針鋒相對的緊張時刻。（一份不輕鬆的工作）

彭德懷：1955年5月，彭德懷應華沙條約國邀請，並經黨中央批准前往參加華沙條約國會議的。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彭德懷必須經過莫斯科。就在他到達莫斯科的當天，就接到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的電話，説是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準備與他談話。

因為牽涉國際事務，彭德懷立刻警覺地問劉曉："具體的談話內容是什麼？"劉曉答道："主要是談軍事方面的問題。"在彭德懷到來之前，赫魯曉夫通過翻譯費德林向中國大使劉曉轉達了這個意見。而彭德懷當時根本就不知道，直到到了莫斯科才突然接到這個通知。

彭德懷一聽是軍事問題，這在國與國之間是最機密的事情，不覺有些猶豫。但因為是赫魯曉夫邀請，他不好回絕。

為了保密，赫魯曉夫提出蘇方由安東諾夫大將、中方由劉曉大使參加，翻譯由費德林擔任，不得涉及更多的人員。赫魯曉夫怕引起彭德懷的誤會，事前讓費德林向劉曉作了解釋。當劉曉將這些話轉告彭德懷，並聽取他的意見時，彭德懷認為作為國際間的交往，應該尊重蘇聯方面的意見。

就這樣，在有中國大使參加的情況下，彭德懷與赫魯曉夫進行了有關軍事方面的秘密交談，回國後並將談話的內容向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專門作了彙報。

這場費德林做翻譯的密談，到了"文化大革命"，成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裏通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