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謫

封建時代指官吏降職，被派到遠離京城的地方。

唐 封演 《封氏聞見記·贊成》：“﹝ 鄭虔 ﹞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

《明史·張文明傳》：“ 文明 止於貶謫，人以為幸。”

秦牧 《藝海拾貝·數字與詩》：“ 柳宗元 詩句中如果不是採用了那些數字，他的貶謫流浪、沉鬱蒼涼的感情便未必能表達盡致。”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都以做官為最高理想，即所謂“學而優則仕”。的確，“學而優則仕”是古代知識分子實現人生理想及價值的主要途徑，問題是，他們一旦靠讀書做上官以後，就進入到了沉浮的宦海之中，稍不留神就有遭遇貶謫的危險。於是，在歷史上，便有了一個特殊的文人羣體，即在參與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貶謫的官員。當然，貶官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被貶是為一己私慾，有的卻是心懷天下。就其結局而言，有的建功立業，得以光照史冊；有的吟詩作賦，在文壇永垂風流；有的則並不為人同情，從而被遺忘。貶官的遭遇，除了降職、貶逐前往荒遠之地外，不少人還經歷過囹圄之禍。

大唐時代，文人遭遇貶謫的現象十分普遍。貶謫詩人，來到窮荒僻遠的貶所，除了自然環境的惡劣和生活條件的貧乏而導致生活的格外艱難之外，更難承受的是心靈的孤獨。生長在北方的詩人，初到南方，因語言不通，常會導致與當地人的疏離和隔閡而，這種疏離和隔閡又會日益加深他們的孤獨感。柳宗元所謂“異服殊音不可親”，就典型地表現了這種心態。

作為貶謫者，他們又常常遭受社會的歧視、朋友的誤解、旁人的冷落和上司的壓迫，孤獨之外又有深重的屈辱感。他們原本有着強烈的進取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迫切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而隨着貶居時間的延長，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有限的生命時光在窮鄉僻壤中白白流逝，被社會拋棄以及生命被拘囚以至於漸趨荒廢的怨憤便會不斷強化。

於是，這些貶謫文人便將仕途的不幸轉化為文學精神的昇華，把文學創作看成是他們生命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以此為動力而進行他們精神世界的定位與重建。

當然，不同的人格個性，面對生命的沉淪，所表現的抗爭精神又不一樣。所以以下，我將例舉幾個舉足輕重的唐代貶謫詩人，試論政治貶謫生活對他們精神思想以及文學創作所造成的影響。

李白終生幻想施展抱負，幹一番經天緯地的大事業，這在他的詩中隨處可見。他在《上李邕》一詩中説：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時人見我恆殊調，見餘大言皆冷笑。

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

他以《莊子》裏那攪動天海的大鵬自比，對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滿自信，受到世人嘲笑，還以孔子“後生可畏”的話為自己辯解。

李白長於描繪祖國大好河山，他的這類詩同王維、孟浩然的詩格調不同，如果説王維、孟浩然的風景詩是細緻入微的工筆畫，那麼李白的風景詩則是飛動椽筆的大寫意。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畫，而是從宏觀攝取大自然的神韻。長江大河，巉巖峭壁，萬里風雲，幽石古木，一到他筆下立刻飛動起來，為他所驅遣，創造出一個與造化同在的神話般的世界。如《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中寫廬山景色：

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樑。

香爐瀑布遙相望，回崖沓嶂凌蒼蒼。

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這是多麼宏大的氣勢！真可開拓讀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動，驚起長嗟。只有李白的胸懷才能裝下這樣的氣勢，只有李白的神筆才能寫出這樣的氣勢！

可是，自古才子皆恃才傲物，李白亦是如此。當時，朝廷昏庸，權貴糜爛，他的政治抱負根本無法實現。李白不滿這樣的處境，對腐朽權貴更是鄙視輕蔑、嬉笑怒罵，因此受到了朝廷中腐朽勢力的種種詆譭，終於被排擠離開長安。宦海的沉浮，仕途的失意，雖未能使懷着“上為王師，下為伯友”的李白去實現自己“鬥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的偉大抱負，卻使他在詩歌的創作上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就在這一時期，他滿懷悲憤地寫出了一系列揭露唐朝統治階級的黑暗，表達拯物濟世理想和反對黑暗現實、蔑視權貴的驚世之作。《蜀道難》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

安史之亂期間，李白又因曾為永王李璘幕僚，受璘敗牽累，以“附逆”罪名流放夜郎。李白貶謫夜郎，雖避免了在戰火中的顛沛流離，卻也經歷了一場輾轉三千里，奔波勞累，餐風露宿之苦。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而夜郎的山水沉默無語，只將那一聲來自山腹深處的太息淹沒於長箐溝壑之中。風生水起，紫煙沖天。詩教之風，從此便深植於青翠如雲的山巒，浩瀚如海的山浪之中了。一曲“夜郎天外怨寓居，明月樓中音信疏”，一支“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一首“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自此，李白徹底與政治絕緣。

王昌齡早年多寫邊塞詩，反映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篇篇是神品，首首是戰歌。尤其是王《出塞二首》(其一)的“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更被人們譽之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

全詩的主調，是最末一句表現出來的衞國豪情，悲壯渾成，給人以大氣磅礴之感。詩人從秦漢的明月關山落筆，上下千年，同此悲壯，萬里徵人，迄無還日，不僅寫出了沉思歷史時對勇於獻身邊關者的同情和民族自豪感，還隱含着對現實中將非其人的諷刺。如此豐富的內容和深厚的情感，壓縮在短短四句詩中，意脈細密曲折而情氣疏宕俊爽，堪稱大手筆。

有人説，看一個人的為人，看他交的朋友就行了。王昌齡和李白、孟浩然既然都是好友，歷來物以類聚、人以羣分，所以王昌齡肯定也是個不拘於世俗、特立特行的人，在當時也是毀謗多招。

王昌齡在長期的貶謫中，雖有悽清幽怨之情，但由於對忠信節義操守的信奉，對入世功業的堅執，以及對大道玄化的體認和世外境界的嚮往，使他不斷地化解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從而心態變得開朗而豁達，自信而超越，深情而飄逸。如《芙蓉樓送辛漸二首》其一：

寒雨連江夜入吳，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

一片冰心在玉壺。

借送親友以自寫胸臆，用“冰心在玉壺”自喻高潔，意藴含蓄而風調清剛，而在唐代贈答詩中獨創靈境，卓然一家。

韓愈的仕途是不順的，他四次應試方才取得入仕的資格，求官幾乎近十年，卻無一官半職，後值右升，幾起幾落，才得任刑部侍郎。按理説他應萬分珍惜，小心謹慎少逆龍顏，但他一心為國為君“除弊事”，文章寫得針鋒相對、劍拔弩張，不管頭上烏紗是否保得住，也不管項上腦袋是否有危險，終於犯了人主之怒，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貶謫到潮州，對韓愈來説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那是何等的大起大落，更何況左遷途中還死了一個女兒。當他到達離京師不遠的藍田縣時，他的侄孫韓湘，趕來同行。韓愈此時，悲歌當哭，慷慨激昂地寫下名篇《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奏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家何在”、“馬不前”六字，流露出的是怎樣的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好收吾骨瘴江邊”更是向侄孫交代後事，進一步吐露了悽楚難言的激憤之情。

此外，韓愈還作有一首七言絕句《湘中》，寫的是“猿愁魚踴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自從漢代賈誼被貶長沙寫了《吊屈原賦》之後，憑藉弔祭屈原來寄託失意之感，就成了遷謫詩中常見的手法。韓愈此詩別具匠心，不寫憑弔，反倒寫無處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漁父”幾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詩以神秘空靈的意境烘托心頭的迷惘惆悵，這就更深刻地表現了世無知音的寂寞和悲涼。

柳宗元與劉禹錫的政治遭遇十分近似，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窮僻荒遠的貶所度過的，但兩人的思想性格卻有着明顯的差異。二人雖同經憂患，但劉禹錫仍然保持着倔強剛猛之氣，對時弊的譏彈，對新貴的嘲諷，以及傲視困苦的昂揚奮進，雖然使他屢受打擊，但畢竟令心中的鬱結獲得宣泄與超越。柳宗元的性格比較沉鬱，而對社會人事的深思敏悟，又加深了他這種性格氣質，他只能將感憤時事、自傷身世的激切與愁苦，寄託在孤傲高潔、幽峭孤直的懷抱中，但是他對那場導致自己終身沉淪的政治悲劇始終難以忘懷，因而很難超拔出來。

（一）柳宗元的怨懟忿憤

柳詩描寫其貶謫中的痛苦，讀來很令人震撼，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覘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藶牆。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詩中以“驚風”“密雨”刻畫憂患煎迫之狀十分傳神，這兩句既可以象徵險惡的政治環境，也深刻地傳達了詩人飽受驚懼的心情，而“嶺樹”一聯則描繪出遠貶蠻荒之地的淒涼孤獨。全詩被悽風苦雨、蕭騷不寧的氣氛所籠罩，傳達出內心的“茫茫愁思”。確如沈德潛所説：“柳詩長於哀怨，得騷之餘意。”

（二）劉禹錫的豁達明快

白居易給劉禹錫的贈詩中有“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相蹉跎”之句，他認為同僚大都得以升遷，只有劉禹錫在荒寂的和州空耗光陰。顯然，他是在為劉禹錫不平，正如他在詩中所説：“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大多。”對此，劉禹錫自己卻豁達得多，他在酬詩中樂觀地寫道：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沉舟”、“病樹”，以物喻己，是他人生概括的兩個物象，但詩句中卻沒有表露出怨尤，反而是在勸慰白居易不必為自己的人生失意和仕程失意介懷，表現為一種世事變遷和宦途謫升的豁達開朗，也一如他詩中所云，沉舟之畔，千帆競發，病樹前頭，萬木萌春。二十餘年的謫居生活，並沒有讓他消沉頹傷，那是因為他親歷了人世榮辱、目睹他人宦海沉浮後早已寵辱不驚。

永貞遭貶對於劉禹錫的打擊可謂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條理由怨恨、沉淪或遁世，但是詩人沒有被擊倒。他沒有以淚洗面，灰心喪志，也沒有隱逸江湖，傲嘯林泉，更沒有留連詩酒，嘲風弄月，甚至沒有停留於呼冤叫屈，傾泄激憤，而是以豪邁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無悔，絕不沉淪，絕不頹廢。在貶謫的詩文裏，他寄情的山水是明麗清新的，他縱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銀盤裏一青螺。”

劉禹錫不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時間，刷新了中國文人遭貶期限的最高記錄，而且以豪邁樂觀的精神，創造了貶謫詩歌豪壯勁健的嶄新風貌，打破了貶謫文學沉湎於幽怨、孤憤的套數，開闢了貶謫詩歌寫作的新路徑。貶謫對士人來説絕對是一場政治悲劇，心難免被莫名的悲涼哀傷籠罩。著名文人上官儀、李嶠、蘇味道、宋之問、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經不起生活和心靈的雙重磨難，在南方貶所齎志而歿的。就連平日裏傲骨錚錚、豪氣萬丈的李白，一旦長流夜郎也變成了“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的低徊。至於韓愈，更是一貶而準備就死，囑侄孫“好收吾骨瘴江邊”，只是一片悽楚。早年抨擊權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經貶謫，便已“面上消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躲到廬山與僧人結社唱和，詩酒度日去了。 ^[1] 

可見，貶謫之於唐代文人，無異於滅頂之災。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經受住生命和心靈的磨難，保持平衡樂觀的心態和積極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絕大多數的唐代遷謫文學作品，仍然是以“怨憤”為基調的，大體上都是悽怨的傾訴或激憤的抗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