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擴散

由於美國的“吉諾維斯”事件的發生，心理學家進行了大量的實驗和調查後發現：這種現象不能僅僅説是眾人的冷酷無情，或道德日益淪喪的表現。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人們的援助行為確實是不同的。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境時，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受難者給予幫助。而如果有許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助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造成責任擴散，每個人分擔的責任很少，旁觀者甚至可能連他自己的那一份責任也意識不到，從而產生一種“我不去救，由別人去救”的心理。人們開始接觸“責任擴散”這一個新詞。

1964年美國紐約發生了著名的吉諾維斯案件，一位叫做吉諾維斯的姑娘在回家途中遭歹徒持刀殺害。案發的三十分鐘內有38個鄰居聽到被害者的呼救聲，許多人還走到窗前看了很長時間，但沒有一個人去救援，甚至沒有人行舉手之勞，打電話及時報警，致使一件不該發生的慘劇成為現實。

責任擴散是對旁觀者效應的假設原因。指個人作為險情的旁觀者，當有其他目擊者在場時，他去承擔助人責任的可能性，比獨自在場時少。拉塔涅和達利為解釋紐約發生的一名婦女凱蒂·吉諾維斯深夜呼救無人援助終於被害的案件而提出。研究者據此設計了實驗：在會議進程中，假被試（扮演者）出現癲癇發作的跡象，觀察參加會議人數（自變量）不同的情況下，旁觀者採取救援行動的干預反應（因變量）。

結果發現，當出現危急的情況時，旁觀者意識到自己是唯一的援助者，就有可能增強個人的責任感，作出干預反應的可能性會增大；而旁觀者越多，責任感就越擴散，作出干預反應的可能性也將減少。後來的許多社會心理學家如R.D.克拉克和L.E.沃德等通過現場研究提出了異議。認為責任擴散並非普遍的現象，更大的人羣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有更多的可能去提供幫助。如在地鐵車廂中一個拿枴棍的病人（實驗助手扮演者）突然摔倒就比一個醉鬼摔倒會得到更多人的幫助，它與在場人數的多寡無關。眾人在場援助減少的原因較多，也並非都是責任擴散所致。C.J.摩爾根以“助人的代價-報償模式”（cost-rewardmodelofhelp-ing）解釋上述現象。他認為，當干預所付出的代價增加（危險性加大），同時不干預的得益也增加（不會受指責），責任擴散的效應便適用；假如干預所付出的代價低（無危險性），同時不干預所得到的報償也低（可能受譴責），那麼旁觀羣體規模的大小對助人行動不會有任何影響。在後一情況下，大羣體中的個人和獨自在場者一樣也都會伸出援助之手。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險情的旁觀者能否產生助人行動並不完全受制於旁觀者效應，其中也有多元的迷惘的干擾，而關鍵是道德義務感的強弱。

（一）社會抑制作用（社會比較理論）

社會上每一個人對所發生的的事情都有着一定的看法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但每當有其他人在場時，個體在行動前就比無人在場是更加小心的評估自己的行為，把自己準備做出的行為和他人進行比較，以防出現尷尬難堪的局面。比較結果當他人都不採取行動時，就會產生對個體利他行為的社會抑制作用。

（二）社會影響結果（從眾心理）

一個人不僅會以他人看法來評估某一情境，而且在行為舉止方面也傾向於模仿他人行動。這種情況在特殊情況下更為突出。個體在面對緊急情況下，即使意識到有責任上前幫助，但若別人沒有行動的話，個體往往會遵從大家一致的表現。

（三）多數人忽略

他人的在場和出現影響了個體對整體情境的認知、判斷和解釋，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對自己陌生情況進行判斷。人們既缺乏對行為措施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對行為的信息資料。因此每個人都試圖觀察在場每個人的行為資料以澄清事情的真實、自己的模糊認識。從他人行為動作中找自己行為的線索和依據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