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仔議員

豬仔議員，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指稱

是孫中山在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二月十七日，於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中雲：“…我們中國革命以後，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怎麼樣呢？大家都知道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大家對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寫，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由此可知，所謂豬仔議員是指收受賄賂、貪贓枉法、人格卑鄙、為國人所唾罵之民意代表。

國會的建立是一重要設置和象徵。但議會及議員的形象一直為後人所詬病。“豬仔議員”的稱呼暗寓他們那不堪的情狀———被當作貨色出賣的可憐蟲。

事情的最初情形卻並非如此。

民初同盟會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工業化的經濟發展———這一迫切的實際專題有相當的考量。但倘若沒有一個開放、自由、民主的政體來支撐來作為它的依託，則經濟的起飛最終也必然鎩羽而歸，專制者的濫用權力，必將導致經濟的封閉窒息。

袁世凱在1912年初接替孫中山先生的臨時大總統後，即在外交和國事的措置上對參議院橫加掣肘。1912年7月他唆使軍警對投反對票的同盟會及統一共和黨大肆恐嚇。有謂“若再不犧牲黨見，將以炸彈從事。”但有血性的議員發言依然相當激烈。同盟會公開為國民黨後，成員大增，迷戀政黨政治的宋教仁聯合其他政治團體，以爭取參議院中的多數席位。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相當有良知和道義的擔當。對袁世凱及內閣閣員的違法犯約玩弄國議會民的種種異動即時提出了彈劾。

1913年在宋教仁遇刺及大借款案發生後，國會議員仍對政府提出四大彈劾案，一些省份的議會也對袁世凱的任用寵佞戕害言論自由提出彈劾，要求其到議會作出解釋。多數議員都還是正直無私的。袁世凱對地方大員也大肆行賄，如給李烈鈞二百萬元為壽並晉勳爵一位，“餘思建勳於國家，豈醜類所得誘餌。袁見不能利誘，嫉妒頗甚，欲去餘尤急。”(《李烈鈞將軍自傳》)

但手握兵權的袁世凱對國會恨之入骨。1913年的六七月間，國會參眾兩院推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六十人，其中國民黨籍議員佔半數以上。也就在同時期，袁世凱在漢口搜查《民國日報》報館，大規模拘捕黨人，遭殺害者就有300餘人。

殺害、掣肘、制約、恐嚇、收買，排擠、換人，袁世凱用種種陰暗手法，為此後國會發展史開了惡例，國會功能漸歸於零。1913年夏天，參議院議長張繼被迫離開北京轉赴上海，就是感到時局已不能用法律挽回。袁氏所控制的議員“始終搗亂，常流會，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張繼回憶錄》)

以後的議員，就看當局的出價，受賄舞弊，聲名狼藉，全無原則心肝。一次蘇俄大使宴會，上來大盤烤乳豬，與會者看着國會議長副議長竊竊私語，暗笑不已。有人向大使咬耳朵，他也忍俊不禁。蓋“豬仔議員”已成日常生活典故矣。又一次例會，攝影師照相須用鎂光粉，點燃時閃光震耳，顢頇議員以為是爆炸，乃奪路而逃，有人甚至鑽到桌子下面，高喊“我選的是袁世凱！”因為這些議員，好多是賄選而來，對國事的態度以是否有利其私慾為標準，其進退取決於袁氏個人，而非國民公論，怎麼期望他能對人民負責呢。辜鴻銘參加北京飯店的國際性聚會，就遇到賄選的議員，乃指着這人，操英語説到，“這傢伙要用八百大洋買我的選票，諸位，我辜鴻銘如此之卑賤嗎？”

袁世凱也是一個堅持人民程度不夠所以不能實行民主的鐵桿專制者，守秕政若瑰寶，視輿論為寇仇。1915年夏，他對美國法學家古德諾談話，名記者陶菊隱報道，即謂人民程度遠遜歐美，應行君主政體云云。(參見陶菊隱《政海逸聞》)這種論調，國人耳熟能詳。然而，就算人民程度不夠，難道他們倒因此對專制鐵幕情有獨鍾嗎？沒有民主政治的調理，人民的素質，反而將永遠低下。那才是專權者所夢寐以求的。袁氏末年公開實行帝制運動，其身邊宵小“請願”“勸進”，做出種種離奇荒謬的事體，導致全國民眾奮起申討，函電討伐，紛紛不絕，可見素質低下者不是老百姓，正是利令智昏的專制者。

議會是維護法治的重要支柱。議會的作用是制定反映人民價值觀和迫切事項的法律，同時確保人民的根本權利受到尊重和促進。袁世凱當政後期，乾脆解散國會，造成民國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