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派

象徵派藝術的哲學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在題材上，它表現了世紀末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頹廢的思想感情和對於病態的“心靈與官能的狂熱”的追求；在藝術方法上，它發展了神秘主義哲學家提出的“對應論”的觀點，把自然萬物視為可以向人們發出各種信息的“象徵的森林”，強調通過暗示、烘托、對比、聯想等手段來傳達詩人內心的微妙世界。

象徵派在20世紀初傳入歐洲其他國家，成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個重要源頭。“五四”文學革命初期，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小説月報》等雜誌，對象徵主義的文學思潮及創作有所介紹和評述。田漢發表有《惡魔詩人波陀雷爾（波特萊爾）的百年祭》（《少年中國》3卷4～5期）,周無發表有《法蘭西近世文學的趨勢》(《少年中國》2卷4期)，並譯了魏爾蘭的《秋歌》、《他哭泣在我心裏》等詩。沈雁冰在《時事新報·學燈》撰文介紹象徵主義，還發表《我們現在可以提倡表象主義的文學麼？》，認為象徵主義“是承接寫實之後，到新浪漫主義一個過程”，“我們應並時走幾條路”，所以應該提倡（《小説月報》11卷 2號）。

象徵派對於新詩創作有明顯的影響。有人認為新文學初期有些白話詩是“用西洋Symbolism的方法”寫的（記者《書報介紹〈新青年〉雜誌》，《新潮》1卷2號）。曾留學法國的李金髮的《微雨》(1925)等詩集，是中國最早出現的象徵主義新詩。他用歐化的句法和晦澀的語言表現頹廢朦朧的思想和情調，被朱自清稱為是把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手法第一個介紹到中國詩裏的詩人。此後取法於法國象徵派詩而進行新詩創作的，還有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人。30年代《現代》雜誌發表的許多作品，也明顯受西方象徵派詩的影響。抗戰爆發後，這個流派的詩風逐漸衰落下去，一些詩人或走向現實主義，或吸收象徵主義方法寫出更有創造性的詩篇。李金髮1942年即説：“象徵派詩出風頭的時代已過去，自己亦沒有以前寫詩的興趣了。”(《異國情調·卷頭語》)

（孫玉石）

主要人物有：李金髮，穆木天，王獨清，馮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