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川家訓

立身要法。豐川將“立身”視為人生第一肯綮，明確指出“身之立不立，不特終身人品之關，亦終身休咎之關”，換而言之，立身關乎人品、善惡和吉凶。王心敬這一指陳實是儒家修身傳統的體現，亦融入世俗性，而這恰恰是家訓希冀永葆福祿、綿延家道所必備的。“立身”的重要性不待多言，王心敬更為關注的是如何立身。首先，必須立志。豐川深受陽明“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的影響，特別強調立志的重要性。他説：“立志二字乃進學真種子，真根本也。種真本立……成得宇宙間一個巍巍堂堂之身矣。世未有有志而不大成者，即未有無志而能大成者。”這就將“立志”在成就堂堂正正人格中的重要性提揭出來。豐川更以現實事例對此予以説明，指出那些事業無成之人失敗的根由就在於“無堅志，因而無定力，故半途而止”。其次，憑藉師友。師友之道自古為儒家所重，視其為個人德性成就的夾持、助緣力量。豐川重申這一精神，他説：“師道尊尊，則止以傳道授業；朋友親親，則便於切砥琢磨。”這就將師、友各自的功能揭示出來。基於此，王心敬指出，必須要“屈下賢哲，得明師開發鍛鍊”，方能有所成就，同時亦要擇“益我之友”，也即要以能“勸德規過”為基準，能則交之，不能則“寧絕交寡興，雖無益至，亦無損來”。最後，傾心讀書。清代才子紀昀曾用“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耕讀傳家”點出傳統農耕文化的精髓所在，豐川亦教導後人用心讀書，他説：“人性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可以看出，豐川並不將讀書作為士人的進身之階，而是志在明理，成就聖賢。他特別指出讀書要“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時遇境，期於將所讀者依傍行習”，否則僅僅是入耳出口，雖多無益。

治家綱要。家是個人最原始、最基礎、最根本的生活單位，豐川對如何治家着墨甚多，標舉八字作為治家綱要。第一，公平。豐川説：“昔之言治家者，曰忍，曰和，曰公，吾謂公為要焉。家之不和，每起於不公，既不和矣，忍豈可長乎？”這裏，豐川將以往治家的三種平列的方法轉變為統攝的結構，主張治家必須要公平為先，不公則容易生是非之端，埋攀比之禍，忍、和亦不能持久。第二，嚴正。豐川指出“治家之法嚴則無悔也”，必須以治國之道治之，“庶賞罰是非井井不紊，而上下之間恩明義美，無意外乖忤之隙”。這裏王心敬遵循的是家國同構的思路，將家作為縮小的國來看待，做到賞罰分明、尊卑有序，即可達至恩明義美、家庭和睦的境地。當有人懷疑治家過嚴容易傷害親情時，豐川則選擇寧嚴勿寬，因為一旦放縱無矩，則容易產生冒犯尊長、肆意專行之弊，因此治家講究恩情，但決不可廢棄義，必須向子孫講明家法，子孫自有規矩可蹈，少卻忤逆之徒。第三，孝順。孝是維繫家庭的核心紐帶。豐川指出：“孝為德本，仁由孝生。”這就賦予“孝”根本德行的地位，一語命中傳統文化的根基。那麼，如何來培養孝道呢？豐川認為父母必須身體力行，為子孫樹好榜樣，因為“我為孝子，則我子必孝，此視效之定理，亦天道之好還”。第四，勤儉。豐川認為“居家以勤儉為要，勤儉則人事不失”，也就是要勤於家事，儉於家用，具體來説就是要“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也就是要求治家不要鋪張浪費，滿足自用即可，不可多貪多佔，因為“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愚”。

為官准繩。豐川一生賢名遠播，朝野盡知，雖受朝廷三次徵召，皆託病推辭，以布衣終老，但他並不阻止子孫應試科舉，博取功名，反倒多有殷切囑託之語。豐川主張做官的第一義就是要實心盡職。他説：“凡官職無論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其宜盡之道。”也就是説，做官自有與其官職相對應的責任，必須揆諸本心，盡其職責，如此“於國事必有所濟，於民生必有所益”，從而不負國家，不負所學。他更為明確地指出：“做一場官，須有大德大功留在地方人心，傳之家國青史，乃身名俱榮，人神共快，不然，一過人忘，無異行客之過舍。”這就是常説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做碌碌無為、太平無事的庸官。其次，為官的另一要求就是要有清操，也就是要有高尚的節操。豐川認為這是為官的基本德行，他更為擔憂的一是“清而無干，不能為百姓興利除弊，亦只可獨善得一己，究於國家無補”，豐川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做官光有操守是不夠的，那樣只不過是獨善其身，於國於民，皆無所裨益；二是“清而不明”，就是説為官必須要明理，不能做僅具操守的糊塗官，因為“心若不明，則即其自以為公之處藏不公之弊，而流害不可勝言”，為官內心昏聵，便公私不分，冤濫肆虐。最後，為官要有仁恕之心。豐川指出：“鬼神最忌者，殘民害物之人，天地所佑者，仁民育物之人，故仁恕為居官吉祥之本。”就是説為官不能殘害百姓、禍及萬物，而是要體恤百姓、化育萬物，具體來説，為官對百姓要知民生疾苦，要體民生之艱，對屬吏要“體其隱衷之憂苦，憐其才力之不足，諒其本心之無他也”，就是要體察屬下之隱憂、疾苦。當然這種仁恕並非毫無原則，若“壞法幹紀，則斷不可恕”。 ^[1] 

《豐川家訓》既以德性貫穿和統領立身、治家和為官，又各具原則和規範；既有一般家訓訓導後代立身處世、祈求家祚永恆的共同性質，又有關中大儒崇尚禮教、重視氣節的獨特屬性，對我們當下提升修養、完善人格、安身立命、治家從政不乏龜鑑價值。（陝西師範大學副教授李敬峯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