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霽光

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後到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任教。

1949年7月入江西八一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學習。1950年2月調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

1951年，任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務長，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56年後，歷任民盟江西省委副主委、主委、名譽主委，民盟第一、二屆中央委員、參議委員。曾任江西省教育廳副廳長、江西大學副校長、校長、名譽校長，江西省社科聯副主席、名譽主席。

谷霽光是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省政協第二至第五屆副主席，江西省人大常委會第五屆副主任；是江西省歷史學會會長，全國秦漢史學會、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唐史學會、宋史學會顧問，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名譽理事，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軍制分支學科顧問。

1993年3月23日在南昌病逝，終年86歲。

谷霽光1907年2月2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烏石鄉白竹坪塔塘。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一年後轉入歷史系。1933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留校任助教。此後受聘為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特約纂述與編輯，並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協助主持“史學”副刊。1936年9月，離京赴津，到南開大學文學院任講師，兼任商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副研究導師。1937年9月，隨南開大學南遷長沙。

從1930年由清華大學物理系轉入歷史系，到因日本侵佔華北而南下，這是谷霽光步入史壇並初步奠定其在中國兵制史特別是南北朝隋唐時期兵制史研究地位的時期。而這一研究方向的確立，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個因素所決定。

因素之一是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谷霽光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期間，受陳寅恪先生影響至深，“每當聽陳先生講課時，不獨注意其傳授知識，而是更多地注意其傳授研究方法和經驗。特別是陳先生當時寫出關於《桃花源記》的社會政治背景的重要論文，認真閲讀後，受益大得不可估量。”

因素之二是研究成果受到學術界的認可。1935年，也就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谷霽光的《補魏書兵志》和《唐折衝府考校補》二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這一事件被視為他“步人史壇”的標誌。

前一因素帶來的多為興趣，它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谷霽光將他的“斷代史”研究即研究時代聚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後一因素帶來的則多為自信，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谷霽光將他的“專門史”即研究方向集中在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兵制特別是府兵制度。

這一期間還有兩件事情對於谷霽光日後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件事情是1934年春夏之交“中國史學研究會”的成立。1934年春象龍和吳晗等發起成立的小小‘史學研究會’，最初人數不多，第一批會員只有十人，湯象龍任總務，吳晗和羅爾綱先後任編輯，谷霽光任文書。由於這個“史學研究會”最早的成員只有十人，所以也稱為十人史學小組，又因為參加者多為清華大學的青年學者，所以又稱清華史學研究會，主要發起者是十人中年紀較小的湯象龍先生和吳晗先生，兩人都出生於1909年，比羅爾綱先生小8歲，比谷霽光小3歲。他們在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創建了《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這是中國研究經濟史和社會史最早的學術刊物；在天津《益世報》和南京《中央日報》辦起了“史學”副刊，各出了一百多期。他們以此為陣地，相互激發、遙相呼應，發表了大量的史學論文和雜文，人人都闖下了極大的名頭。谷霽光對這個羣體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湯象龍、吳晗、梁方仲、羅爾綱等先生的回憶以及有關他們學術經歷的文獻記載，幾乎都無一例外地要提到這個研究會。可見，雖然存在的時間不太長，研究會對於包括谷霽光在內的所有成員的學術生涯來説，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世紀三十年代這段時間是他們最年輕青春的時光。湯象龍、吳晗、梁方仲、羅爾剛、谷霽光等在此期間不僅踏實認真做事，整理中國幾千年積攢下的歷史寶貴檔案，互相之間也結下了深厚而不可磨滅的情誼，是中國近代歷史學學術上的一段佳話。他們各自在專長學術領域內樹立了一座座的學術豐碑，永遠值得後人仰望！羅爾剛的太平天國運動史，吳晗的明史，梁方仲的封建社會晚期與轉型期的社會經濟史，湯象龍的中國近代海關史，谷霽光的封建社會中期軍事府兵制度，都是後來學子必看的參考數目和指導性的教材。他們的學術研究是在直接接觸中國曆代皇宮珍藏的珍貴歷史一手的檔案基礎上，且都或多或少的與社會經濟有所關聯，帶有法國年鑑學派的早期特點。

第一件事情是，1936年9月，也就是谷霽光清華大學畢業留校三年多後，離開清華，去了南開，在文學院任專任講師，兼商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這一選擇，對於谷霽光研究方向的拓展，即在進行兵制史研究的同時進行經濟史研究，並將兵制史研究納入經濟史研究之中，或者説在更為廣闊的社會經濟的背景之下研究兵制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一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谷霽光日後的學術發展，離開清華、離開北京意味着離開中國的學術中心。那麼，谷霽光為何棄清華而赴南開，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不見任何文獻記載。

從1949年10月到1966年6月間的谷霽光，

經過了“八一”革命大學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近兩年時間的學習，又先後擔任了國立南昌大學一江西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江西省教育廳副廳長、南昌大學副校長，當選了江西省和中國政協委員、江西省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後直到1993年去世，谷霽光是江西大學的名譽校長。一位潛心教學和科研的學者，從此擁有了學者和官員的雙重身份，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但谷霽光始終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他回憶當時的情形：

“那時，我除了所管轄的日常工作以外，幾乎每天都有會議或其他應酬，這是“八小時以內”的公事，盡心盡力做好，一點馬虎不得。但“八小時以外”的時間，則由谷霽光自己支配，即回到家裏，閉户不出，伏案着述，長年如此。當時有些人對谷霽光不理解，甚至有些受“左”的思想影響的人，説谷霽光上班時無精打采地應付“社會主義的公事”，養精蓄鋭後好下班回到家裏精力充沛地種資本主義的“自留地”。谷霽光對此權當沒聽見，或視為無知可笑之至，不予理睬，只顧照做去做，心裏感到非常踏實和無限欣慰。”

谷霽光一生最好的學術是在這時做出來的。文革以前的代表成果是《府兵制度考釋》，文革以後的代表成果是《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

羅爾綱先生在論及谷霽光的學術研究時，歸納了“四種研究方法”：第一、留意於通與專的辯證關係；第二、注意於現象與本質的區別；第三、注意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關係；第四、注意源與流、因與果的辯證關係。

但是，谷霽光的這些研究特點或者説是研究方法，在1949年以前，大抵上是一種本能或者説是潛意識。儘管已經是譽滿學界的著名兵制史和經濟史專家，但谷霽光仍坦言當時他的學術研究其實已進入困境。雖然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成果也豐碩，一旦向縱深發展時，便受到理論和方法上的障礙。谷霽光在《治學自述》中説：

“我以前治史，總想以博求通，結果是談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論史實的縱橫聯繫，往往就歷史的現象諸方面，就事論事，流於客觀主義。這樣，局部的片斷的史實似乎可以説得通，整體的卻又不通；諸般現象上似乎可以説得通，本質上卻又不通。這是由於當時自己的學術觀點主要屬於“經濟史觀”範疇所致。……新中國成立以後，谷霽光得有機會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經過“八一”革命大學和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近兩年時間的學習，不僅在政治上進行了徹底的思想改造，更加堅定了社會主義信念……而且在學術研究上，通過馬列主義的學習，並以此為指導，重新審視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衝決藩籬和羈絆，最終懂得了史學研究上的“通”，就在於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透過歷史發展的諸般現象，闡明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並刻意朝此目標努力，從而使自己的史學研究似乎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天地。”

從1934年撰寫《補魏書兵志》、《唐折衝府考校補》，對府兵制度的具體構件進行考訂；到1937年在《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發表《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以及此後的“再論”(《廈門大學學報》第2集，1944年)、“三論”(江西師範學院《科學與教學》1958年第1期)，對府兵制度的起源、變化及其利弊，府兵的徵集、訓練及調遣，府兵的組織及演變，府兵的階級成份等進行多角度的考述；再到1962年《府兵制度考釋》出版，對府兵制度進行總結性研究；乃至此後的“四論”(《江西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五論”(《江西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對府兵初期資糧與軍備、對作為國家軍隊的府兵制度形成過程中私兵、部曲的消亡過程進行再探討。整整五十年的時間，關注着同一問題，可見谷霽光對這一課題的傾心。

以《府兵制度考釋》為界標，以前所寫的相關論文如谷霽光自己所説，雖然考訂較為嚴密，但主要還是探討事物的“是什麼”、它在當時起着何種作用。但在《府兵制度考釋》中，以及在此後的相關論文中，則不僅僅是探討事物的“是什麼”，而且在此基礎上，自覺地探討事物“為什麼”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探討事物和當時的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繫，探討事物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處的地位。

谷霽光對府兵制度與其他兵制和兵種的關係進行了清晰的論列，同時對岑仲勉、楊志玖、唐長孺三先生的相關成果進行了討論。既採用了岑先生對唐代邊兵和府兵數的估計，用以證實自己的論點，也對楊先生論唐代兵制只説府兵而不及其他、唐先生將禁軍宿衞和府兵宿衞相混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無論是表示贊同還是表示異議，均建立在對整個唐代兵制、對府兵制度從起源到解體的全過程進行全面考查的基礎之上。

何茲全先生讚揚谷霽光的這一研究成果用豐富的材料分析説明了府兵制和魏晉以來軍府領兵制度以及拓跋部族制兵制的淵源關係，使府兵制的出現和漢族皇朝的兵制聯繫起來，和鮮卑拓跋氏的兵制聯繫起來，使府兵制和當時的社會聯繫起來，“使府兵制成為歷史發展中相互聯繫的一環而不是孤立的現象。”同時又指出，由於史料缺少，有關府兵制度的許多問題一直沒有弄清楚，但其中不少問題在《府兵制度考釋》中得到了解決。1935年論文《補魏書兵制》、《唐折衝府考校補》載入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補編》。

主要著作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78年再版、台灣弘文館複印出版的《府兵制度考釋》；198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經濟史論集》；還有《史林漫拾》、《谷霧光史學文集》4卷本等着作；主編了《中國兵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