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野作太郎

1936年6月出生的谷野作太郎，1960年從東京大學法學系畢業後，進入日本外務省，歷任內閣總理大臣秘書官、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和日本駐印度大使。1998年至2001年，谷野出任日本駐華大使。

1960年東京大學法學系畢業，同年進外務省工作。

1995年至1998年任日本駐印度大使，

1998年至2001年任日本駐華大使，

現任日中友好會館副會長、早稻田大學客座教授、東芝股份公司董事長。

“從1960年進入外務省的那一刻起，我就決心將中國問題作為一生的研究課題。學習中文也是從那時開始的。”但谷野回憶説，他真正開始與中國人接觸，卻是在進入外務省9年之後。“1969年至1973年，我在莫斯科工作時，就和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的官員有過一些交流。不過，我真正認識中國，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後不久——1973年秋天，作為一名年輕的外交官，我帶着妻兒從莫斯科趕赴北京，參加日本駐華使館的開館工作，成為使館裏的第一批工作人員。”

提及1973年第一次到中國的往事，谷野樂呵呵地回憶説：“當時還是‘文革’時期，北京街頭到處都是‘造反有理’、‘批林批孔’、‘鬧革命’以及‘自力更生’等大標語。我們這些外交官被叫作‘洋鬼子’……那時的中國很不方便，許多地方都不對外國人開放，一般老百姓也不敢和外交官隨便交談。一次，我隨日本使館官員準備去廣州辦事。按規定，我們必須提前一個星期向中國外交部打報告，但後來他們通知我們説，‘你們週末抵達廣州不方便’，活動便只好取消了……”

25年後的1998年，谷野作為日本派駐中國的大使，再度赴中國工作。回憶起這段時光，谷野非常高興：“當我再回到中國時，日中關係已大大加深和擴大了……我的每一天都過得異常忙碌，但也收穫頗豐……我還作為日本代表，參加了1999年新中國建國50週年的盛大慶典，那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中國朋友眼裏，自稱“老頭”的谷野，看上去更像是一位睿智的學者。他“中文説得棒極了，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擔任駐華大使期間，他每週都要抽出半天時間，組織使館裏的工作人員學習中國文化。2001年，即將卸任回國的谷野，在談及“退休生活”時曾説：“退休後，我對日中關係的關心是不會減退的。只是退休後，我有更多時間來看我喜歡的中國電影和電視劇，比如《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另外，我還買了《三國演義》和唐詩等中國古典作品，準備回國後繼續學習漢語。”

回國後，谷野對日中關係的關注確實沒有減退。2004年11月，當日本國內拿日本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一事攻擊中國時，谷野通過媒體呼籲日本民眾注意：“中國現在還給日本的ODA貸款，遠比日本借給中國的資金多得多。日本也是ODA的受益方之一。”2005年，“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畫卷”圖片展在東京隆重開幕時，谷野寄語説：“通過多年來與中國人的交往，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之一就是對未來的樂觀主義態度。和中國人交談時，你常常能從他們那裏聽到‘問題不大’之類鼓勵性的話語。他們都對未來抱有光明、積極的態度。”

福田就任日本首相後，有分析人士發現，谷野的“中國觀”正在對他產生不小的影響。

歷史問題是中日兩國間不可迴避的問題。谷野曾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歪曲歷史甚至顛倒歷史，只會讓國際社會看輕日本。對於日中關係中那段不幸的歷史，日本人不應再逃避……對於過去日本在錯誤政策下，給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物質損害和精神痛苦，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要由衷地進行反省。”人們注意到，福田首相不久前訪華時曾説：“只有認真地看待過去，勇敢而明智地反省該反省之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這兩位好友的表態何其相似！

在敏感的台海問題上，谷野也曾表示：“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的不斷髮展，統一台灣是早晚的事。日本不欣賞所謂‘兩個中國’的説法，台灣一個小島，‘獨立’根本沒有前途。”而此次訪華期間，福田以首相身份反對台灣搞“入聯公投”，表達了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四不”態度，為他贏得了不少讚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