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穆蘭

讓·穆蘭1899年出生在大學教授家庭，從小受列良好的教育。早年在法國蒙彼利埃學習法律，後來進入政界。1930年，穆蘭成為法國最年輕的區長。

1936年法國人民陣線執政時期，穆蘭出任空軍部長皮埃爾·科特辦公室主任。1937年，穆蘭成為法國最年輕的省長。

西班牙內戰時期，穆蘭同情和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慕尼黑協定簽訂後，穆蘭極力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擴張政策和英法奉行的綏靖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穆蘭正在法國北部厄爾-盧瓦爾省任省長。1940年6月當德軍進入沙特爾城時，穆蘭以極大的勇氣和膽識堅守領導崗位，沉着冷靜地指揮當地居民的疏散，有條不紊地安排沒有南撤的羣眾的生活。同年6月17日，穆蘭被德軍逮捕。德軍企圖利用他來侮辱法軍、但最終沒有得逞，這位省長什麼也沒説。後來穆蘭被投入監獄，受到毒打，但他並不屈服於敵人。他當時曾想引頸自殺，以身殉國。敵人終於無計可施，遂將他釋放。

穆蘭曾在1940年11月被監禁過。當時，他正任巴黎西南部一個縣的文職長官。他拒絕簽署一項塞內加爾士兵犯有謀殺罪的聲明，而這次謀殺實際卻是德國人乾的。一個德國士兵寫道：“我很欽佩你那種維護你們國家榮譽的精神與力量”。 ^[4] 

1941年9月，穆蘭偷越國境，取道西班牙、里斯本，然後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到達倫敦。英國情報部門對穆蘭極為重視，花了6個星期的時間，試圖爭取他返回法國為英國服務。但穆蘭決心已定：投奔戴高樂將軍，效力自由法國。正因為如此，穆蘭到達倫敦不久便得到戴高樂將軍的重用。

如果説戴高樂是在倫敦高舉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和貝當投降政府的大旗，那麼以左翼激進黨人、前厄爾-盧瓦爾省長讓·穆蘭為代表的法國本土抵抗者則是在德國納粹統治的北方“佔領區”和維希政府統治的南方“自由區”展開抵抗鬥爭。為了抵抗組織的發展壯大，讓·穆蘭從1940年10月至1943年初期間，同南北地區的主要抵抗組織進行聯絡和促進聯合的工作。他曾兩次秘密前往英國，會晤“自由法國”領袖戴高樂。1941年9月，戴高樂親自聽取了讓·穆蘭關於本土抵抗組織情況的彙報，贊同他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武裝力量，以便同“自由法國”軍隊和盟軍一道解放巴黎的規劃。戴高樂還任命讓·穆蘭為他的代表，回國後擔負聯合南方地區三大抵抗組織的重大使命。1943年2月，戴高樂在倫敦再次會見讓·穆蘭，賦予其成立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和組建“秘密軍”的新使命。

1941年蘇聯和美國參戰後，1942年發生的戰勢變化使許多以為德國已取得勝利的人認清了形勢。盟軍的勝利對民眾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們開始意識到戴高樂將軍對形勢預計準確。1942年11月8日盟軍在北非登陸之後，德國對法國南部自由區的入侵，以及停戰軍隊的解散促使曾以為貝當在使用兩面手法的"軍隊抵抗運動組織"成員與早期的抵抗成員聯合在了一起。

1941年12月31日晚至1942年1月1日，時年43歲的穆蘭作為戴高樂和自由法國的代表，隻身傘降到法國南部薩龍地區。穆蘭肩負的使命是：建立自由法國與國內抵抗組織的聯繫，協調這些抵抗組織的言行，在法國南部三派主要抵抗組織（“戰鬥”、“南方解放”和“自由射手”）的基礎上，組建一支秘密軍，並使之直接服從戴高樂將軍的領導。這是一項困難重重而又極其冒險的使命。除了德國佔領軍的搜捕和維希政權的干擾之外，這三派抵抗組織彼此存有成見，互相爭吵，地方遊擊習氣嚴重，在對敵鬥爭方面時常表現步調不一，各行其是，往往干擾了國內的抵抗運動。他們將駐倫敦的戴高樂將軍當作一種名義或象徵，根本不願讓他直接領導各自的抵抗力量。面對這種形勢，穆蘭以不屈不撓的決心和出色的組織才能，經過長期艱苦的思想工作，最終説服H·弗雷內（戰鬥派領導人）、E·維熱裏（南方解放派領導人）和J·萊維（自由射手派領導人）等人，成功地使他們接受戴高樂將軍對各自抵抗力量的直接領導，並將各自的準軍事力量納入統一的抵抗運動，共同建立起一支秘密軍，從此結束南方各派抵抗力量之間的激烈爭沙。在此期間，穆蘭還為抵抗運動建立了一些聯合組織：“研究委員會”（旨在為未來的和平談判作準備）、“新聞出版局”（負責地下刊物的編髮）、“團結委員會”和負責空投與登陸的機構。

穆蘭堅信法國定將取得最後勝利。他不但把南方非佔領區的各派抵抗力量組織起來，而且還動員各黨派聯合行動。

1943年2月14日，穆蘭第二次抵達倫敦，其主要任務是向戴高樂將軍彙報那一年法國本土形勢和抵抗運動開展情況，聽取戴高樂將軍的指示，同時還考慮成立醖釀已久的、能代表整個抵抗運動的權力機構——民族抵抗委員會。該委員會統管現有的非佔領區和佔領區的兩個協調委員會，是法國抵抗運動的最高權力機構。穆蘭擔任該委員會的首任主席，並於1943年5月27日親自在巴黎主持召開第一次會議。民族抵抗委員會的成立不啻是穆蘭對法國民族抵抗運動的重大貢獻。

1943年3月21日，穆蘭返回法國，根據戴高樂的指示精神，立即投入到新的鬥爭。他組織召開種種會議，接見各派組織與政黨的領導人，解決各派抵抗運動力量之間新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研究和部署下一步的工作，積極開展法國南方和北方的抵抗運動。出於工作的需要，穆蘭還擔任過秘書、聯絡員，經管過來往人員的住宿、戰地電台。穆蘭還為一些抵抗組織募捐、分發活動經費和武器裝備。可以説，穆蘭的生活離不開抵抗運動，抵抗運動也離不開穆蘭，“在讓·穆蘭到來之前，法國曾有一些抵抗者。在讓·穆蘭到來之後，法國有了抵抗運動”。

在戴高樂的高度信任和堅定支持下， 1943年5月27日，讓·穆蘭在巴黎成功地召開了有“南方解放”、“北方解放”等八大抵抗組織，激進黨、社會黨、共產黨等六大政黨和法國總工會及法國工聯兩大工會代表參加的秘密會議，正式成立了“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這是一個與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的《告法國人民書》同樣重大的歷史性事件。在廣大抵抗者心目中，戴高樂是著名的“六·一八”歷史人物，讓·穆蘭則是著名的“五·二七”歷史人物。

穆蘭極能適應秘密的生存環境。他精明謹慎，多次躲過敵人的搜捕。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剛剛在1943年5月成立，抵抗運動的“秘密軍”司令德萊斯特蘭將軍就在6月9日因叛徒出賣在巴黎地鐵站被捕。自從他所信任的同事德萊斯特蘭將軍被捕後，穆蘭時刻處於危險的境地。穆蘭的同事曾多次提醒他去倫敦躲避以保證安全，但都被他拒絕。穆蘭仍堅持留下來，按期完成自己的工作。6月21日，由於同一個叛徒的出賣，正當穆蘭與其他12位同事一塊在里昂郊區卡路爾的一個醫生的家裏舉行會議時，蓋世太保逮捕了他們。穆蘭先被關押在蒙呂科堡。他的戰友曾設法幫助他越獄，但沒有成功。不久穆蘭又被押往法國的訥伊。當地的蓋世太保頭子克勞斯·巴比下令對他施以酷刑。面對敵人的毒打，穆蘭守口如瓶，保護了自己的同志和抵抗運動力量。在他生命彌留之際，德軍把穆蘭送往德國的法蘭克福，7月8日他即死在那裏。

讓·穆蘭的犧牲使法國抵抗運動失去一位最有魅力和權威的領袖。但是，他的犧牲精神鼓舞着成千上萬的抵抗者踏着讓·穆蘭的足跡繼續前進。從1943年10月到1944年底，以抵抗運動全國委員會新主席喬治·皮杜爾為代表的法國本土抵抗者堅持讓·穆蘭同戴高樂結成的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維護戴高樂作為臨時政府主席的領導地位，制定戰後社會經濟改革綱領和發展武裝力量，建立一支相當於正規軍的“法國內地軍”。

後來穆蘭的屍體被運回法國，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火化。為了紀念這位法蘭西抵抗運動英雄，戴高樂總統1964年12月19日親自在巴黎舉行隆重儀式，將讓·穆蘭的骨灰從拉雪茲神父公墓遷入法蘭西偉人長眠的所在地先賢祠。

1983年6月17日他逝世40週年時，法國舉行了極其隆重的紀念活動，凱旋門懸掛他的巨幅圖像。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親往先賢祠向他的墓地獻花 ^[2]  。

入圍2017年傅雷翻譯出版獎、2016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發行、讓·穆蘭的親密戰友羅貝爾·尚貝隆所著的《法蘭西抵抗者》 ^[3]  ，回憶了戴高樂將軍的親密戰友——讓·穆蘭所領導的法國本土反法西斯運動的戰鬥歷程，以及那些鮮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生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