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梅葉

讓·梅葉（Jean Meslier或Mellier,1664—1729）,空想共產主義者，法國十八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先驅，著名的戰鬥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者。

埃特列平是一個遠離省會，只有150户居民的小村莊。直到逝世為止，梅葉40年一直默默無聞地同自己的幾百個農民教徒生活在這個地方。他同情本教區的窮人，自己異常節儉，總是把收入的剩餘部分送給他們，在執行聖禮時也不收酬金。梅葉認真地執行自己的神甫職務，誰也沒有看出他象在他的《遺書》中所表現的那樣，是一個革命的思想家和無神論者。但是，這種違反自己信念的職務使他痛苦極了，他在《遺書》中對教徒們説：“我必須向你們宣傳那些極其愚蠢的謬論和荒唐無稽的迷信，而這些都是我內心所痛恨、痛責和痛罵的”。

在梅葉平凡的一生中，也曾同現實環境發生公開衝突。大約從1711年始，由於反對當地一個封建領主對農民的殘暴無道，他就同這個領主和裏姆的大主教——梅葉的頂頭上司形成了持續多年的敵對關係，後者聯合起來對他進行迫害。他們藉口梅葉在自己的教堂內沒有設懺悔室，並且違反慣例，在只供封建領主坐的席位後面擺了給農民坐的板凳，把他幽禁了一個月。釋放時，大主教還強迫梅葉號召教徒為他們的領主祈禱。梅葉對此十分憤怒。他在教會講壇上，當着到會的領主向教徒們説道：這就是可憐的鄉村神甫的命運。大主教們本身就是封建領主。他們雖然都有耳朵，但只是為貴族老爺而生的。我們只請求上帝叫我們村子裏的封建領主不再虐待農民，不再掠奪孤兒。這件事是梅葉一生中直率地斥責現存制度不公道，保護窮人，反對壓迫者的唯一激烈而公開的行動。

梅葉晚年逐漸喪失視力，趨向厭世。他在一封信中説：“現在對於我來説,最好是不再活下去，我甘願而且毫不憐惜地拋棄生命，雖然我一生無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都過得平安寧靜（如果我沒有現在所經受的可能完全喪失視力的苦惱的話。因為對我來説，喪失視力比喪失生命要痛苦得多）”。後來，他甚至拒絕進食，連一杯葡萄酒也不願喝，來加速自己的死亡。逝世前，他説：作為一個正直的人，我不應當信仰上帝。根據梅葉以神甫身份簽署的最後一個文件和他的繼任人的任命狀來看，他逝世的時間大概是1729年5月，享年65歲。

梅葉生活在十七世紀後半葉和十八世紀初。這時，法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內部有了一定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喪失土地成為出賣勞力的僱傭無產者，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遭到破壞。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機，路易十四採取各種措施來加強王權，把法國變成歐洲的典型封建專制國家。由於經濟剝削、政治壓迫的加深，僧侶、貴族階級與被統治的第三等級之間的矛盾尖鋭化了。特別是連年不斷的對外戰爭和宮廷的揮霍無度，使國家財力消耗殆盡，統治者加重了對人民的壓榨。在幾次大的自然災害之後，更是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勞動人民、尤其是受苦最深的農民，不斷起來反抗封建專制制度。這些，首先是農村的貧困和苦難，成為梅葉思想的形成和他的《遺書》的著述的社會政治背景。

《 遺書》集中反映了梅葉的哲學、社會和政治思想。在它的《序言》和末尾的《告讀者》中，梅葉向教徒們談了自己寫作的目的和原因：“我的目的，是要盡我的力量使你們睜開眼睛（雖然晚了一點），看一看我們所有的人（我們有多少人啊。）不幸地誕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謬誤。”“真理本身的力量使我説出真理對不公道、招搖撞騙、暴政以及其他一切不法行為的仇恨才促使我不得不這樣説！”

梅葉在留下的手稿中，沒有註明《遺書》的寫作日期，但可以肯定，他寫這部著作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即失明的威脅趨於嚴重的時候，完成它則在他臨終前不久。他在《遺書》中就曾寫道：死後毫無疑義將會有人誹謗我,侮辱我，……這些一點也不會使我苦惱了，我差不多已經不過問世事了。死人是沒有什麼可以苦惱和耽心的。而我現在快要和他們在一起了。

梅葉的《遺書》手稿共366頁，分訂三冊。內容包括99節。其中80節用來揭露和批判宗教迷信，旗幟鮮明地宣傳唯物論和無神論；其餘19節用來批判社會不平等現象和論述所向往的未來社會。從《遺書》中引用的文獻來看，梅葉的學問是十分淵博的。當然，他研究最深和引用最多的首推《聖經》。除基督教各種文獻和傳道書之外，他閲讀並引用了大量的古希臘羅馬、中世紀直到當代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詩人、作家的著作。

梅葉在《遺書》中斷言，世界是真實存在着的。他認為，存在就是物質。物質是永恆的，它的存在不依其它任何存在為轉移，它是一切存在的起因。物質是可以分割的，而且是運動着的。自然界的一切是按照物質運動的自然規律產生的。一切起源於物質各部分的不同結合、配置和變化。物質自己在運動，不存在任何引起物質運動的外部原因。《遺書》告訴人們，宗教神學所謂存在一個全知全能的精神實體“上帝”和上帝創造世界的説法完全是虛妄的，沒有任何理智上的根據。誰也不能證明上帝的存在，誰也無法克服上帝創造世界假設中的重重矛盾。

梅葉堅持人的認識來源於感官對客觀事物的感覺，即意識是物質的產物。宗教神學宣揚靈魂是非物質性的，説它沒有廣延性，既不能分割，也不會被破壞，永遠保持原樣，因此靈魂不會死亡。梅葉説，這是“空洞可笑的臆想”。他認為，所謂靈魂，就是人的思想、認識等精神活動，是一些很細、很輕、很活動的物質的量，是“物質的變形”。它和肉體構成一個統一的生物體。“砍去頭顱，意識也就隨之消失”。

梅葉指出，宗教是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宗教統治者和世俗統治者象兩個小偷一樣互相勾結起來。宗教支持最壞的政府，政府維護最荒謬的宗教。封建制度支配人們的肉體，宗教神學控制人們的靈魂。他説：僧侶們總是用靈魂不死的教條麻痹和恐嚇勞動人民,為鞏固封建統治效勞。他們所謂的“來世”幸福，進入“天堂”以及“地獄”生活之類的無稽之談，就是要誘騙和威脅勞動羣眾安於現實的苦難生活，不要反抗剝削和壓迫，放棄爭取人間的平等、幸福的鬥爭。

梅葉認為，和現存社會制度相同，宗教產生的根源是無知。最初的宗教概念僅僅是一種迷信，並無嚴重的意義。後來，出現了一些好名貪財的人，他們利用別人的輕信來達到自私的目的。他們冒充神或神的使者，強迫人們服從他的命令如像服從神的命令一樣，用這種方法騙取權力、榮譽和金錢。因此，梅葉主張應當全力以赴地對羣眾進行教育，以消除他們的無知無識，從而達到消除宗教偏見之目的。同梅葉唯物論和無神論哲學思想緊密相聯的，是他反映了早期無產者和貧苦農民思想要求的社會政治觀。他尖鋭地揭露了現實生活中各種罪惡現象，探討了它們的根源，並尋求克服它們的方法。

他在《遺書》中説，現存社會有許多禍害。其中，首要的是“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們之間的極不平等的現象；一些人彷彿生來就只是為了橫暴地統治別人，永久享受生活的一切幸福，相反地，另一些人生來就彷彿是為了作貧窮、不幸、受人鄙視的奴隸，畢生在貧困和沉重的勞動中受苦。”“這種不平等現象曾把整個權力、一切福利、一切享受、一切使人愉快的東西、財富、甚至遊手好閒都交給世上的強者、富人和貴族，而把一切最不快的和難堪的東西：依附、憂慮、不幸、不安、驚惶，一切勞動和一切累人的工作都交給貧民。”梅葉也是一個“天賦人權論”者。他説，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有在地球上生活和行動，享受天賦自由和利用地面上若干財富，以及從事有益勞動，以獲得生活所必須的一切的平等權利。人們之間的上述相互關係是不公道的，是最可痛恨的，它違反了天賦人權。

梅葉認為,國王和貴族都是些嗜血的、殘酷的壓迫者、暴君、陰險的叛徒、法律的破壞者和強盜，是“一羣令人髮指的暴徒”。他説：人民不是為統治者而生的，而統治者是為人民而生的。可是，事實上統治者卻在自己的國家裏為所欲為，任意壓迫受他們統治的人民。獨裁製度使國王像個小上帝，對臣民的生命財產有絕對支配權。他們既不憐惜人民的生命，也不愛惜人民的財產；他們把這一切作為自己的虛榮心、野心、貪慾和尋求報復心的犧牲品。梅葉還指責國王、貴族、僧侶、以及一切不勞而食和遊手好閒的人，貪婪地掠奪窮人的財物，就像寄生蟲折磨患腸蟲病的人一樣折磨着勞動羣眾。他憤恨地説：畫家們把想象中的魔鬼畫成醜惡難看的怪物是錯誤的，應當把它畫成漂亮的老爺，或者畫成奇裝豔服，傅粉捲髮、金銀閃爍、珠光寶氣的漂亮太太和小姐。他們才是真正的魔鬼，他們比想象中的魔鬼給貧苦的人民造成更大的禍害。

梅葉説，一些人把土地資源和財富據為私有財產是一種幾乎在全世界都流行併合法化了的禍害。他還進一步指出，這種私有制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不平等，併成為無數禍害和痛苦的根源。這就根本否定了後來即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他認為，在遠古的時候，土地和財富都是公有的，由所有的人共同享用，並沒有私有財產。在這種“自然狀態”下，人們平等相處，大家都富足，沒有貧困，也沒有奴役。這是人類的“黃金時代”。後來，由於人類的貪慾和極端的浪費，這種公有制被破壞了，土地、財富被私人佔有，剝削和壓迫也隨之而來。貪慾產生了私有，私有助長了貪慾。這時，人們都切望佔有的財富越多越好，因而不擇手段地來攫取財富。他們為發財致富而進行着殘酷的鬥爭。最霸道、最狡猾、最惡毒、最卑鄙的人總是獲勝，幾乎佔有一切社會財富。其餘的人則淪為一無所有的奴隸。於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現象出現了：應當享受天堂快樂的人常常在地獄中受苦，而應當受地獄之苦的人卻泰然自若地在享受天堂的快樂。“一切都弄得顛倒混亂了”。

梅葉在揭露、批判現實社會不平等和私有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關於未來社會的理想。他認為，在理想的未來社會，人人從事正當有益的勞動，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佔有和享用一切財富和土地資源。他説，一個城市或一個鄉鎮小教區的居民，應當組成象大家庭一樣的公社。他們相互友愛，共同生活，吃同樣的或類似的食物，住同樣好的住宅，穿同樣好的衣服。他們按照自己的專業、特長和工作的需要參加勞動，分配工作。為了保持和平和互助，各公社之間要締結聯盟。梅葉説，沒有互助，幸福繁榮就不會長久。

在梅葉看來，未來社會的平等並不意味着社會地位的完全相同。他説：“任何人類社會，即使將來組織得很好的社會，倘使它的成員之間沒有某種依附關係，彼此沒有從屬關係，那就不能自自然然地保持社會秩序。”但是，這種依附和從屬關係必須是適當的、公正的。按照梅葉的意見，公社應當由最賢明的、最有經驗的成員來領導。有時候，他説應由老年人來領導。他也擁護領導人應經過選舉的主張。

梅葉認為，只要他的這個以集體所有制代替私人所有制的理想社會實現了，就會出現驚人的奇蹟。那時，人人都不會感到有任何不足，都可以從公社裏獲得自己和兒女們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和住所。人人勞動，沒有寄生蟲。欺詐、盜竊、搶劫、謀殺等一切犯罪行為也將絕跡。

為了人類這種“黃金時代”的再次來臨，梅葉大聲疾呼，號召法國勞動羣眾團結起來，奮起革命,“驅逐世上所有的國王，打倒一切壓迫者”。他認為，只要是反抗暴君，無論採用什麼方法，直到殺死暴君都是正當的。

梅葉的唯物主義具有樸素的性質，其中也摻雜着大量的猜想和臆測的成分。在認識論方面，也混淆了思維和存在的質的區別，不懂得兩者的辯證關係。對產生宗教的社會歷史和階級根源沒有弄清楚，從而沒有找到消滅宗教的正確途徑。他描述的他理想的未來社會，帶有明顯的平均主義和消費共產主義的傾向。他把公社社員的相互關係説成是取決於“兄弟之愛”的道德準則，還認為羣眾對領導人應保留一種封建的依附和從屬關係。他美化和嚮往原始社會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是要使歷史開倒車。這些，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並替他的空想共產主義深深地打上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烙印。

梅葉所處的時代既然是資本主義正在興起，封建主義正在走向崩潰、但仍然佔居統治地位的時代，他當然無法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發展規律，不可能真正懂得階級鬥爭，不可能認識到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和新社會締造者的偉大歷史使命，因此，也就不可能從理論上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個客觀規律。這是一百多年以後的事了。他的共產主義只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空想。

梅葉死後的第二年，即1730年，《遺書》的手抄本問世，在法國各地秘密流傳，許多人不惜重價購買閲讀。現在，許多當時流傳的手抄本還保留在巴黎各圖書館裏。

梅葉作為法國十八世紀最早的空想共產主義者，對法國後來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他無疑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共產主義者，1796年高舉爭取平等起義旗幟的巴貝夫及其戰友們的先驅者。

作為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以及社會不平等的反對者，梅葉的《遺書》在十八世紀中葉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作了思想輿論準備的啓蒙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戰鬥作用。梅葉是當之無愧的最早的啓蒙思想家。《遺書》對宗教神學、封建專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曾引起了著名的啓蒙思想家伏爾泰、霍爾巴赫等人的高度重視。伏爾泰就曾稱讚《遺書》是真正的寶貝，是一本很罕見的書。他説：“讀它的時候,我嚇得發抖。神甫死時請求上帝饒恕他在基督教方面所教導人民的一切，他的這個供詞可以給自由思想家們一個很大的幫助。”他們曾分別在1762、1772年編印了《遺書》的摘要本，當作最好的啓蒙讀物，極力推薦給讀者。自然，他們的摘要本均刪去了梅葉的許多異常激進的社會政治觀點，特別是他的消滅私有制、實行共產主義的思想。這一思想是資產階級絕對不能接受的。1793年11月17日，法國國民公會通過為梅葉建立雕像的提案，就只承認梅葉在抨擊宗教迷信方面“對人類立下了莫大的功勳”。直到1864年，《遺書》的全文才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出版。這時，梅葉已逝世13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