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信

重視讀者來信，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一個好傳統。馬科斯、恩格斯在創辦第一張無產階級報紙《新萊茵報》時，就親自處理讀者來信。列寧更把報紙的讀者來信稱之為“最好的政治晴雨表”。我黨抗日時期的《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也都注意用讀者來信來傳遞信息，反映輿論。到了今天，這個優良傳統更得到了發揚。翻開大大小小的報紙，不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都設有讀者來信的專欄或專版，讓人民羣眾反映情況，發表意見。讀者來信專欄既成了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個園地，又成了黨和政府聯繫羣眾的紐帶。

讀者來信作為一種報道形式，主要是便於以第一人稱揭露矛盾、提出問題，也用於反映羣眾的呼聲和建議，有很強的針對性。它和採訪札記、工作研究一樣，是記者主體意識高揚的結果。

讀者來信既然也是一種新聞體裁，一種信息傳遞的方式，而不是普通的家書，不是朋友之間的問候與酬答，在內容選擇上就必須講究新聞價值，選擇那些有普遍意義的、有針對性的問題，講究時效性，而且新聞要素要齊全。其次，它雖是新聞，卻用書信的形式來寫，而書信在寫作上是很靈活的，非常親切自然，怎麼想就怎麼寫；它在風格上是記者與讀者的平等對話、執手交流；使人樂於接受。

新聞媒介的來信，常見的可以分為幾下幾種類型：

在報紙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輿論監督，是我黨傳統作風在辦報工作中的體現。讀者來信中，批評揭露性內容佔有最大的比重，以1992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第五版《讀者來信》專版為例，整版共發了8篇來信，其中批評監督性稿件佔了7篇，僅有的一篇新聞照片也是批評性的。其中有批評少數企業生產部門與一些個體商販勾結，用工業用鹽擠到碘鹽，使湖北孝感地區缺碘病重新流行；有批評湖南武岡縣不法商販將偽劣稻種大量投放市場，使數萬農户受害，等等。又據統計，1986年全國好新聞評選中，有9件讀者來信獲獎，其中批評性來信佔了7件。這説明，讀者的公民參與意識正大大加強，讀者來信在輿論監督中，正起着重要的作用。這也説明讀者來信這種形式，有着獨具的優勢，因而受到羣眾的歡迎。

在來信中，還有不少是表揚性的。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在我們身邊，好人好事層出不窮，許多直接受益者或被感動者，就把這些人和事寫下來，投寄報台，表示自己的感激或讚賞，張揚社會的新風。還有一些來信，又批評，又表揚，把兩種情況對比起來寫，既鞭撻了落後與腐敗，又讚揚了先進與光明。

我們正從事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社會在突飛猛進，但在同時，問題也不斷出現。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冒出來。事業前進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不斷地解決問題的過程，便成了來信的一個重要方面。例如《光明日報》1992年4月16日的記者來信《計算機軟件開發的問題急待解決》，記者丁炳昌在來信中説：由於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計算機保有量已經突破50萬台，而且每年仍以五萬多台的速度遞增。但是計算機軟件發展相對緩慢，致使大多數計算機用户應用水平低下，甚至把計算機當打字機使用，造成極大浪費，制約了計算機的開發與應用。原因何在？來信分析道：首先，是存在着“重硬輕軟”的思想。一項軟件成果鑑定會，往往也就成了它的“追悼會”。其次，銷售渠道不暢。許多用户信息不靈，買不到需用的軟件，只好自行開發。低水平的重複開發，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再次，宏觀管理不力，以致引進軟件缺乏甄別和控制，一些色情淫穢的東西乘虛而入；銷售管理混亂，造成計算機病毒蔓延；軟件出版工作尚有許多問題沒有理順。這些問題如不解決，不僅會障礙計算機事業發展，還可能會釀出亂子，後果不堪設想。這封來信，雖未提出如何解決問題的建議，卻指出瞭解決問題的方向，對有關部門所起的提醒作用是顯然的。

前面説過，讀者來信專欄與專版本是一個民主園地，因此，常有讀者利用這一園地，結合所見所聞的具體事例，論是非，辨善惡，邊述邊評。例如《人民日報》1992年2月22日《給西安古城以和諧的環境》的來信，通過列舉所見種種事實，認為西安是舉世聞名的古都，然而街頭許多廣告、牌匾。建築裝飾，卻與這座歷史文化名稱的格調不想和諧，提出了現代化建設中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問題。

有些報紙的《讀者論壇》，基本上也屬這一類。

這也是人民羣眾行使民族監督權利的一種形式。這類來信中，有對關係國計民生的問題提出建議，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發出呼籲，有反映人民羣眾某些方面的實際要求。例如《解決水荒覓良策》（《人民日報》1992年2月22日），就是江蘇洪澤縣自來水廠一位讀者的來信，敍説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澤湖，近年來由於上游的一些企業向湖內大量排放污水，導致湖水中有害物質由原來的幾種上升到二三十種……居民飲水只好依賴地下水源，使地下水位每年以60釐米的速度下降。來信呼籲結合國慶水況，開展以計劃用水、提高水的重複利用率為主要內容的保護水資源的活動，大力推進節約用水的工作。這一呼籲受到編輯部的重視，以《水資源警報》為題，配發了“編者的話”。

這一類的諮詢、求援來信雖然常常是從個人或單位的際遇出發，但又反映了一部分羣眾的願望與要求，反映了社會運行中需要解決的某些環節上的問題。這裏頭，有屬於精神領域方面的，也有屬於物質領域方面的。例如，《光明日報》1988年5月20日的《辦學受挫，我該咋辦？》，這是河南淮濱縣農民吳金安寫給編輯部的信。他在鄉里義務辦教育，因為只有一顆好心，不懂教育規律，盲目擴大規模，背了一身債，教師工資發不出，教學進行不下去。他到處躲債，臘月三十才敢回家。來信問道：“我該咋辦？”編輯部發表了“調查彙報”，充分讚揚他為鄉親子弟義務辦教育的精神，又對他辦學受挫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並引出了教育領導部門和關心教育事業的人們共同思考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