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管見

《讀史管見》（內府藏本） ^[1] 

是編乃其謫居之時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前有嘉定丙寅其猶子大壯序，稱“書成於紹興乙亥”，又稱其父安國受知高宗，奉詔修《春秋傳》。宏綱大義，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於五代。司馬光所述《資治通鑑》，事雖備而立議少，實因用《春秋》經旨，尚論詳評云云。案，胡安國之傳《春秋》，於筆削大旨雖有發明，而亦頗傷於深刻。是以《欽定春秋傳説彙纂》於其已甚之詞，多加駁正，以持褒貶之平。寅作是書，因其父説，彌用嚴苛。大抵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名為存天理，遏人慾，崇王道，賤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卒至於窒礙而難行。

王應麟《通鑑答問》謂，但就一事詆斥，不究其事之始終。誠篤論也。又多假借論端，自申己説，凡所論是非，往往枝蔓於本事之外。趙與旹《賓退錄》曰：“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於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見也。如桑維翰雖因契丹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敵以自重，劫國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案，寅以不持本生之服遭劾，見《宋史》本傳，其自辨之書則見所撰《斐然集》中），考漢宣帝立皇考廟，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於漢哀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籲，甚矣！首卷論豫讓報仇，曰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著書者歟？”則在當時論者，亦有異同者矣。至國朝朱直作《史論初集》，專駁是書。其間詆訶之詞，雖不免於過當，然亦寅之好為高論有以激之，至於出爾反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