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政王大臣會議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之後，又置議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與諸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協議國政。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爾哈赤命四大和碩貝勒按月分值，國中一切機務，俱令值月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努爾哈赤又諭令八旗旗主貝勒共議國政。

至天聰年間（1627～1636），除宗室貴族中被封為貝勒者充當議政的成員外，八旗固山額真（見都統）也兼充議政。至此，在天命及天聰年間，這種由宗室貴族及八旗中的五大臣、固山額真等組成的議政制度，雖無議政王大臣會議之名，實際上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的早期形態。

崇德元年，皇太極正式稱帝，改國號為清。將原來的旗主貝勒封王，並令除八旗固山額真繼續兼議政大臣外，每旗另設議政大臣三員，在清代歷史上正式出現了“議政大臣”的職名。皇太極有意識地抑裁大貝勒們的權力，並逐步提高議政大臣們的地位，當時奉諭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的人，當然還僅限於滿洲貴族，但其爵秩資格已經降低為可以委派貝子級的貴族充任。這顯然是為了吸收較低級的貴族參與軍國大政以削弱八和碩貝勒的勢力，並便於控制。

此後，清王朝宗室貴族中的王與八旗固山額真、議政大臣共同議政的形式，即稱為“議政王大臣會議”。因參與議政的宗室貴族除親王、郡王以外，還有貝勒等人，故又稱“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會議的成員雖由上層貴族及八旗大臣所組成，但不是所有上層貴族、大臣都可以出席。“議政”是一種正式的職銜，代表着一定的權力和地位，必須經過皇帝的任命。同樣，在必要時，皇帝也可以撤銷某一貴族及大臣的“議政”資格。

清王朝統一全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成員有較多的增加，皇族中除親王、郡王、貝勒參加議政外，貝子及公一級也有參加議政的。議政大臣除滿洲八旗的固山額真和大臣外，八旗（見八旗制度）的固山額真及六部滿、蒙尚書也列為議政大臣。其他如皇帝的侍從官員——內大臣、侍衞，以及王、貝勒府中的長史、旗下閒散等，也有被列為議政者。漢軍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寧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參預議政。當時在內廷還專設“議政處”，作為議政王大臣的辦公處所。凡軍國重務，不由內閣票擬者，皆交議政王大臣會議。其議政形式有二：一為廷議，一為交議。在清王朝統一全國過程中，用兵頻繁，軍情險急，議政王大臣會議對重大決策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隨着國家的逐漸統一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加強，象徵着親貴權力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必然與皇權產生矛盾。議政王大臣會議人數的增加，較低級別的宗親、貴族和大臣的參加議政，實際上降低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與地位。順治、康熙年間，由內閣處理政務。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設立南書房，由皇帝親自挑選某些經過精審確定的親信文人入南書房辦事，組成自己直接控制的機要秘書班子，許多重大政務已不再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改為徑由南書房傳渝或遵旨起草上諭，甚至收納來自各地的密奏小折，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權。

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制度源於努爾哈赤晚期設立的五大臣議政王佐理國事制度。伴隨着滿族的發展和軍政力量的擴張，亟需研討和處理日趨複雜的事務，努爾哈赤在八大貝勒（旗主）會議的基礎上，增設若干名理政聽訟大臣，或稱議政大臣，責成他們與八旗旗主一同議政，並負責初步的鞫間工作，以供貝勒和汗參考。

當時議政大臣的地位遠在八旗主之下僅是作為一種襄助的力量。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出現，顯然是受奴隸制末期軍事民主合議制的影響，在其存在的155年中，本身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重大的演變。

康熙十六年，在乾清宮西南角設立南書房，起初是與大臣們研討學問，吟詩作畫之所。之後逐漸演變成具有一定內閣作用的議政機構，康熙帝選用親近大臣入值南書房，向大臣諮詢政事，瞭解民情，入值大臣也有機會“直達天聽”面陳政見，有利於加強皇權。而康熙十六年，正是“三藩之亂”之時，南書房又起到了“戰時內閣”的作用，與雍正時設立軍機處的背景相似。

雍乾時期，皇帝專政集權體制已經發展到頂峯，作為軍事民主合議制殘留物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當然已無存在的必要。它的趨於衰敗以至最後披裁撤，乃是必然的。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又設立軍機處，作為贊襄皇帝決策的機構，使權力日益集中於皇帝。議政王大臣會議雖然繼續存在，但所議之政，已只限於軍務、皇帝出巡、旗務、少數民族事務及重大刑審案件等具體事務，無關乎軍國大事。議政王大臣會議變成一些不當權的貴胄世爵掛靠之地，或是給予一些大學士、尚書之類官僚例兼虛銜的部門。

至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諭旨稱：“國初以來，設立議政王大臣，彼時因有議政處，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辦理。自雍正年間設立軍機處之後，皆系軍機大臣每日召對，承旨遵辦，而滿洲大學士尚書，向例俱兼議政虛銜，無應辦之事，殊屬有名無實。朕向來辦事，祇崇實政，所有議政空銜，著不必兼充，嗣後該部亦毋庸奏請。”（《清高宗實錄》卷1389，頁26、27）取消了議政王大臣職名，自此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也隨之消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