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書彙編

正如它毎期的簡要章程揭示的那樣，《譯書彙編》“所刊以政治一門為主”，大概是因為編者深信“政治諸書乃東西各邦強國之本原”的縁故。起初以譯介歐美及日本的政治學説為主，亦涉及法律、經濟、外交、歷史、哲學諸領域。知名的如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盧梭的《民約論》、斯賓塞的《政治哲學》、伯倫知理的《國法泛論》。此外刊載的日人著述有鳥谷部銑太郎的《政治學提綱》、有賀長雄的《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加藤弘之的《物競論》、井上毅的《各國國民公私權考》等。此處特別應該説明的是分四期刊載的伯蓋司的《政治學》。伯蓋司（J.W.Burgess,1844-1931）為“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一詞的首創者,享有美國政治學之父的榮譽,與當時的政治學者、後來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政治學界齊名。其重要著作《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出版於一八九〇年，一九〇二年出版日文全譯本。其間曾有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東京専門學校藏版、高田早苗講述的《政治學》講義，此講義是上述伯蓋司著作的節譯。《譯書彙編》從第一期開始連載的伯蓋司的《政治學》與高田節譯本內容基本相同，而其作為漢文行之於世卻早於日文。

至於《譯書彙編》的編譯者與高田早苗的個人關係，一時尚難以知悉，但此事可以反映出《譯書彙編》的編譯者對當時世界政治學界的關心程度，同時也説明他們的活動與明治期日本的政治學界有着密切的關係。

《譯書彙編》的編譯者之所以熱衷於憲政理論的介紹是因為一方面他們認為國家要改革“宜取法歐美日本之制度”，但他們又不滿足於只是皮毛地照搬，從而更加強調：“各國之制度，非可徒求諸形跡，要當進探乎‘學理’，否則僅知其當然，仍不知其所以然。蓋各種之經營結構，莫不本乎‘學理’之推定。而所謂學理者，蓋幾經彼國之巨儒碩學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諦也。”（《譯書彙編發行之趣意》）

《譯書彙編》後來改變體例，除繼續介紹歐美和日本的憲政學説外，亦刊載個人的獨立研究成果及部分政論文章。看一看毎期的目錄，便會發現如下的題目：《立憲論》、《論法治國》、《論國家》、《論公徳》、《創造文明之國民論》、《法典編纂方法論》、《論中國行政機關之缺點及其救濟策》……。有的論者認為研究政法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憲法之準備”，因為“憲法之發生乃各國曆史上治者與被治者相事之結果，憲法立而國未有不治者。此無他，法治國之主義以法為神聖無上，而憲法為諸法之冠，憲法立則諸法之完備可期日而待也。是故世界各國往往以憲法之有無為國家文野之別。”（《論研究政法為今日之急務》）有些文章指陳時弊，對某些“新黨”的做法不以為然：“彼所謂新黨者，震驚於外人的強盛，於是崇拝之；崇拝之不已，乃轉而為迷信……乃至借外人為護符，依外人為後援，得得然自以為得意。嗚呼，其開通可喜，其心醉可悲也。”與此同時，對盲目排外的舉動更是批判其“不知世界大勢，不知國際典禮，不知對外方策，蔑視人道，尤貽各國口實。”

強調民權是《譯書彙編》的又一宗旨，其特色又在於“力行”與“實踐”之精神：“民權雲者，不尚空言，而尚力行，不貴誇張，而貴實踐，否則其終不能顯耳。故支那之言民權者，亦既六七年於茲矣，基礎不立，勢力単薄，反授人以口實，而指為厲階。嗚呼，此無他，僅知空言，而不知力行，僅知誇張，而不知實踐者，不能辭其咎也。然則力行與實踐雲者何也？曰是貴乎有秩序有組織之機關，為吾人意志之所發表，羣力之所趨集，尤必有事業以樹立其基礎，而擴張其勢力。證諸東西各國國民組織團體之成敗昭然矣。”

清末的中國已病入膏肓，雖説戊戌維新由於種種原因成為泡影，但變革的大潮已不可阻。即使是統治者內部也開始逐漸分化，所謂抱殘守缺、不求進取者亦迫於內外壓力不得不做出某種姿態。而真正的變革決非空洞的議論所能代替，亦非以暴露醜聞為樂事者所能勝任。勵志會之強調“實學”、“公德”、“責任”，《譯書彙編》之重視“學理”，其遠見卓識在當時固屬罕見，其具體作法對後人也是不無啓迪的。當我們回顧總結清末憲政思想的時候，留日學生的功績是不該被歷史忘記的。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