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

《譜牒》是古代記述氏族世系的書籍。《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即專記帝王諸侯世系的史籍。魏、晉、南北朝時特重門第，有司選舉必稽譜牒，譜學成為地主官僚保持門閥的工具。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子孫相傳，號為賈氏譜學。梁王僧孺因賈弼舊本，改撰《十八州譜》等書，號為王氏譜學。北魏太和中，詔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名“方司格”。唐時路敬淳、柳衝、韋述等都講明譜學。太宗、武后時曾修訂《氏族志》。五代以後，譜學漸衰。鄭樵《通志》著錄譜系六種、一百七十部；至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時，所存者不過數家。明清地主階級仍多編修族譜。 ^[1] 

早在先秦時，就有專記帝王、諸侯世系的史籍。魏、晉、南北朝時，重門第，選舉官吏必查考譜牒，譜學遂大盛。直到唐代，太宗、武則天都曾修《氏族志》或《姓氏錄》。此後，譜學漸衰。清明時，編修族譜之風較盛。 ^[2] 

譜牒是伴隨着家族制度而來的記錄家族血緣關係的文獻，那麼它的產生就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家族制度已經形成，需要譜牒來記錄它內部的血緣關係；二是文字已經產生，並且有了簡單的書寫工具，如簡冊等，這樣才能形成一種文獻。因此、那種認為原始社會已經產生譜牒，並把譜牒分為口述家譜、結繩家譜、文字家譜的種種説法，是不正確的。當然，譜牒的起源也有一個從簡單到繁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們對自己家族世系的記憶，最初總是口耳相傳，當懂得結繩記事時，就會利用這種方法來幫助記憶，但這種東西不是我們所説的譜牒，它不會成為一種文獻、簿籍。關於中國譜牒的產生過程，根據能見到的材料和研究狀況，我們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小的階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階段與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階段。商代已有一些簡單的世系表，是家譜的雛型。較為完備、成熟的譜牒形成於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從夏禹立“國”到夏桀滅亡，在《史記·夏本紀》中有很詳細的記載。由於夏朝已有文字之説還只是推論，並無實物證明，《夏本紀》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後人們根據傳説追記的，而不是當時的實錄。《史記·殷本紀》所記湯建國前的先公世系和盤庚遷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類似的情形。至於《大戴禮記·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片斷世系，則可以斷定是戰國以後人們根據傳説追記的，不能視為信史。我們今天可以準確無誤地視為商代世系表的東西，是甲骨文中的幾片刻辭和商金文中的幾件彝銘。

宗法式家族是一種血緣組織，內部的血緣關係必須十分清楚，這種組織才能夠維持和發展。即使他們的家族分裂成許多新家族，各家族之間的血緣關係也必須十分清楚。一個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誰？始祖如有幾個妻的話，誰是嫡，誰是庶？他們各有幾個兒子，名叫什麼？他們的妻又是誰，又各有幾個兒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樣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的？現在眾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誰？誰和誰是堂兄弟？新家族始祖是從舊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來的？它又怎樣一代一代地傳到現在？總之，家族所有成員的各種複雜的血統關係必須清楚。在沒有文字的時候，血緣關係靠一代一代的口耳傳授，儲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有差錯。當文字產生以後，人們就用文字把這種血緣關係記錄下來。這就是譜牒。

商以前還沒有較為完整的譜牒，連司馬遷也沒有見到過。司馬遷説的《譜牒》、《牒記》都是周以後的東西。到春秋時，譜牒相當盛行了，不過由於這種東西並非專門著作，不能登大雅之堂，傳到今天的連一種也沒有。

周代譜牒雖然亡佚乾淨了，但漢朝人看見過，對它的內容和形式作過一些描述，戰國以後成書的《周禮》、《禮記》對它有片斷的論述：關於譜牒的內容，要記錄族眾的忌、諱。諱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族眾生子，要記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還要記是誰之子。族人有諡者要記其諡。有諡的族眾，當然只能是諸侯、卿大夫了。關於譜牒的形式，從桓譚説的“旁行邪上”一句話來推測，應是一種表格，父輩名諱居一格，子輩名諱居一格，子子孫孫按輩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父統諸子，子繫於父，誰是誰之子，誰是誰之父，一目瞭然，叫做“邪上”。在各人的名諱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諡號等等。這樣，就把一個家族從始祖到現在的所有血緣關係都記載得清清楚楚了。

譜牒是有文字以來，始終伴隨着家族組織的一種文獻，是家族組織的構成條件之一。什麼時候家族制度發達，什麼時候譜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形成後，人們根據家族的門第來選官、品人、聯姻。門第不同，政治權利和社會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麼多，人們怎麼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麼知道誰出身琅玡王氏，誰出身太原王氏？魏晉南北朝時戰爭連綿，家族遷徙頻繁，怎麼防止庶族遷到新地方後冒充士族高門？這就需要有一種文獻把天下的士族記載下來，人們根據這種記載來確認誰是士族，誰是庶族，誰是高門，誰是卑門。這種文獻就是譜牒。

1．譜牒的興起及其形式

譜牒在歷史上曾經興旺過一陣子，後來隨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東漢末年到魏晉之際（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後，譜牒又再次盛行起來，不過從內容到形式都與西周春秋時的譜牒不同了。這時稱之為“譜牒”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家傳”，這是最初級的形式。一個家族之所以在一個地方興旺發達起來，必有幾個人對家族的發展作出過傑出的貢獻，或者做過朝廷要員，或者做過封疆大吏，他們的子孫就為他們立傳，表彰他們的功績，顯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傳》、《袁氏家傳》（汝南）、《裴氏家傳》（河東）、《褚氏家傳》（陽翟）、《謝車騎家傳》（陳郡）等。

譜牒的第二種形式是“家譜”，或叫單姓族譜，每姓每族一本。家傳是傳而不是譜，只能記載家族名人事蹟，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記上去，光有家傳還是無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緣關係的，於是有人以家傳為基礎，以家族的世系為脈絡，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眾貫串起來，註明他們之間的血緣關係，這就是家譜了。如：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譜》（博陵）、《郭氏譜》（太原）、《陳氏譜》（頒川）、《稽氏譜》（譙郡）、《阮氏譜》（陳留）、《王氏譜》（太原）；《世説新語》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玡）、《袁氏世紀》（汝南）、《王氏家譜》（東海）、《荀氏譜》（潁川）、《謝氏譜》（陳郡）、《羊氏譜》（泰山）、《顧氏譜》（吳郡）、《陸氏譜》（吳郡）等等，都是這樣的家譜。

譜牒的第三種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狀譜牒”，後來又叫作《百家譜》、《東南譜》、《十八州譜》、《天下望族譜》、某郡望族譜等等。家傳、家譜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須有一種得到朝廷認可的官撰的譜牒，才能據以確定誰是士族，誰是庶族．才能據以選官、論人和通婚。官修的譜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譜，而是全國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譜的彙編或選編，所以叫作“百家譜”（百是約數）等等。在這種官撰的譜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進去，每姓士族又都詳細列其成員的名字、官位及血緣關係，這就是簿狀譜牒。所謂“考之簿世然後授任”（《太平御覽》卷二一四引《晉陽秋》），“有司選舉必稽譜籍”（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這種官修的譜牒。官修譜牒不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關，而且是一項十分繁雜的工作，要對所有自認為是士族，並將其家譜上之於官的家族進行甄別、認定，還要根據情況的變化不斷修訂與重撰，所以朝廷設立專門的常設機構圖譜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來執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載沈約語），並汲收對譜牒有研究的學者參與其事。

2．譜學和譜家

東晉南北朝時門閥士族制度充分發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據譜牒來確認，人們入仕做官要根據譜牒來認定門閥的高卑，所以譜牒之學就成了一種專門學問，有專門的人從事研究。天下那麼大，士族那麼多，它們之間的關係又那麼複雜，每個家族的歷史，近的興起於魏晉之際，遠的則要追溯到東漢中葉，少説也有幾百年，要搞清楚他們內部和他們之間的各種關係（如：血緣關係、名諱、官位、姻親等等），確非易事。再加上許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譜牒，而許多庶姓大族還採取冒名頂替、偽造家世等手段企圖擠進譜牒，這就進一步增加了譜牒修撰的艱鉅性。東晉初年蘇峻之亂，把原來的譜牒焚燬了，後來重修，稱為“晉籍”，其分量之大競有東西兩庫（《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這樣繁雜的工作，沒有專門學問，不作專門研究，的確是不行的。所以從西晉以後，到南北朝時，畢生研究譜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孫幾代從事譜牒研究，從而出現許多著名的譜學家。

西晉（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譜學家是摯虞。摯氏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僕卿。摯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認為漢末以來天下喪亂，許多世家大族，雖子孫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蹟，辨其家族的由來，於是撰《族姓昭穆》十卷，進於朝廷（《晉書》卷五一摯虞傳）。此書早巳遺佚，我們不能確知其內容了。所謂“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謂“昭穆”即父子祖孫的血緣關係，這是現在所知道的當時第一部記載天下士族血緣關係的正式譜牒。因為它“定品違法”，大概是觸動了一些顯赫的大族，為人們彈劾。它有沒有成為官書，我們也不得而知，從晉武奇特詔原諒其“違法”的過失來看，大約是被欽定為官修譜牒了。

東晉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譜學家有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祖孫三人和王僧孺。賈氏為南渡的平陽大族。賈弼之在東晉太元年間由朝廷委任撰修譜牒，於是“廣集眾家，大搜羣族”（《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撰成《十八州士族譜》百帙，共七百餘卷，繕寫抄定，藏在秘閣，另抄別本藏於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淵，世傳其業。齊永明中，賈淵與王儉共同參撰《百家譜》，又撰《氏族要狀》、《人名書》等譜牒，並行於世。譜牒研究成了賈氏世傳的家學。王僧孺出身於東海王氏。他在梁代繼續賈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當是修訂賈弼之之書）、《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傳》）。此時的譜牒之學，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譜牒，大抵均屬集體撰述，故不見研究譜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詔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為選士的依據，似乎還沒有把全國士族的譜牒統到一起來。北齊的《類例》以甲門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士族，似乎是他們那個小國的統一的譜牒，除《類例》知道是浮屠曇剛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體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譜牒是選官和通婚的依據

門閥士族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在門閥士族內部選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選拔人才和連結姻親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幾等的士族。怎麼查呢？查譜牒（又叫簿狀）。只有官修的譜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為根據，所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鄭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這個意思。選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門第，那麼負責選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員和州郡中正，必須對全國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況瞭如指掌，否則很可能因為把寒門列入上品或把高門貶為下品而犯錯誤。因此不熟悉譜牒的人是不能當吏部尚書的。如南齊時，齊武帝擬用蕭鸞為吏部尚書，王晏反對説，鸞不熟悉譜牒，恐不可居此官，齊武帝只好作罷（《南齊書》卷四二王晏傳）。又如陳朝時，陸瓊作吏部尚書，人們認為很稱職，就因為他“詳練譜牒”（《陳書》卷三〇陸瓊傳）。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譜牒，以免“婚宦失類”。尤其是發生婚姻糾紛時，譜牒就是解決糾紛的根據了。如王源與滿璋之兩家通婚，媒人劉嗣之稱滿氏為高平舊族，後“索璋之簿閥”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約《奏彈王源文》，《文選》卷四十），搞不清楚了。這説明士族連姻，確實是要先查譜牒的。

4．合族與通譜之風盛行

人們的出身門第不同，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而門第又主要是根據譜牒來辨認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圖通過權勢和金錢，脅迫或買通士族中的某些人，與士族合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將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譜牒中去，從而擠進士族的行列，這就是所謂的合族和通譜。這種採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譜的事例，史不絕書。

如宋時劉延孫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劉氏雖自雲出身彭城，但實系庶族，與延孫本不同宗。宋文帝為了攀上士族，與延孫合族，並使諸子同延孫序親。對於皇帝來與自己合族，延孫也只好接受（《宋書》卷七八劉延孫傳）。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陽，要改葬於鄴。杜豹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營護葬事，結果找到京兆杜銓。葬事營畢，杜銓遂與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銓傳）。這些是皇室、貴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於民間的合族通譜就更多了。皇室與士族合族，可以公開進行，而一般的庶族要與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與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還要買通撰修譜牒的官員，否則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賈淵掌修撰譜牒，有一個叫王寶泰的人，買通賈淵，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門琅玡王氏的譜中。事未成而被告發，按律賈淵當處死，由於其子向皇帝叩頭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可見當時這種買譜、賣譜的事件也是有的。

隋唐廢中正、興科舉，朝廷用人主要根據考試成績，不再完全依據士族的門第出身，士族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權，士族這個頭銜只是一種社會身份的體現了。因此譜牒也不再具有從前據以選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還屢修譜牒，而且聲勢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圖以唐朝皇室和功臣為主要成份．培植一個新的士族集團，用以代替山東士族和東南望族的舊士族集團，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鞏固唐王朝的統治。這個新培植的士族集團，要取得社會的承認和法律上的確認，就必須寫到譜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屢修譜牒，不過是一種培植新士族、貶抑舊士族的措施或行為罷了。

1．唐初譜牒的重修過程

唐初大規模的修撰譜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貞觀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譜牒。高士廉等於是召集四方嫺熟士族門閥的官吏、學者參加，並廣泛蒐集天下的譜牒，參考史傳，辨其真偽，於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沒有領會到唐太宗命修譜牒的意圖，是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來的傳統，把山東士族崔、盧、李、鄭等姓列第一等，這就觸怒了唐太宗，發了一大頓脾氣，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舊唐書》卷六五高士廉傳）的方針重修，然而頒佈天下，依以為準。第二次是高宗時。此時武則天當政，中書令許敬宗以貞觀《氏族志》未載武氏的族望，吏部尚書李義府也以《氏族志》中沒有李氏的世系，於是奏請改修。顯慶四年（659年）下詔，任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職者均可入選，這就把士族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書成，改名為《姓氏錄》，頒行天下，同時將貞觀《氏族志》收繳焚燬（《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第三次是中宗復位之時。當時左散騎常待柳衝認為《氏族志》、《姓氏錄》頒行已近百年．士族興衰變化很大，於是上表請加以改修。中宗命衝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吳耀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新修撰，幾經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復又命柳衝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舊唐書》卷一八九柳衝傳）。此後唐代就沒有再修過譜牒了。唐初，士族還保持着虛假的高貴社會身份，所以那些新貴們還想用重修譜牒的機會擠進士族的行列，此後則已沒有這個必要了。

2．唐代譜學抑制舊士族的性質

如前所述，唐初屢修譜牒的目的是為了抬高新貴們的地位，培植一個以皇室和功臣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重修的譜牒中貶抑舊士族的地位，否則新貴們的地位是提不起來的。唐代譜學的這種抑制舊士族的性質，在太宗、高宗兩次修譜的過程中表現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準沿襲南北朝以來以山東士族為高門的慣例，而要以當今的官品作門第高低的根據，沒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盧也好，李、鄭也好，王、謝也好，都得把門第品級降下來。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幹，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這對於以門第高貴妄自尊大的舊士族，無疑是巨大的打擊。高宗時修《姓氏錄》，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為士族，許多一字不識的窮漢出身的人，因當兵有軍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這樣做雖然有點滑稽，但卻等於説當士族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舊士族的意義是十分明顯的。也正因為這一點，《姓氏錄》遭到了舊士族的瘋狂攻擊，説它是“勳格”（意思大約是一種職官品級的表格），他們自己反而認為被收進《姓氏錄》是一種恥辱。舊士族不願意被收入“勳格”，而修譜者卻偏要把他們收進去，讓他們同那些“兵卒以軍功緻五品”（《舊唐書》卷八二李文府傳）的人坐在一條板凳上，表示舊士族的地位也不過如此，故意使舊士族面子上難堪。

3．唐初的譜學和譜家

唐初的譜學雖然也很興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譜學完全相反，不是維護舊士族，而是貶抑舊士族，維護新士族了。因此，譜學家的任務就變成了論證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維護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譜學家中首先要介紹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時人，勤學不倦，對於歷代譜學素有研究，對於各個士族的門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記》十卷行於世。史稱“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舊唐書》卷一八九路敬淳傳）。另一名家是柳衝，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錄》，“好學多研”，是路敬淳以後的第一人。唐代譜學為柳氏家學，後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論》，是對魏晉以來的譜學進行理論上的總結的第一篇論文，為後世研究譜牒的人所必讀（《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比柳衝稍後的有韋述，亦是唐代譜學名家。他雅好譜學，在秘閣見到柳衝等撰《姓族系錄》，非常喜愛，乃於工作之餘，親手抄錄，另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大約是《姓錄》的節本）（《舊唐書》卷一○二韋述傳）。柳芳《氏族論》“唐興，言譜者以敬淳為宗，柳衝、韋述次之”（《新唐書》卷一九九柳衝傳），應是不假的。

唐初譜牒的形式也同魏晉南朝一樣，分為私修的單姓族譜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譜兩種，前面説到的幾次重修譜牒，即是指後一種。隋唐的單姓族譜，如《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和《通志·藝文略》中提到的許許多多某氏某姓家譜，我們至今只發現了兩件原件的殘片（見《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第64，180-184頁），都是用方框、線條、箭頭表示的世系圖表，詳細註明每人的血緣關係、名諱、官職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圖畫清晰，抄字工整，人們看去，一目瞭然。官修的望族譜，卻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幾種殘卷，其中以題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的最為完整和典型。它的內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區劃，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該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涼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參見王仲犖：《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均載《㟙華山館叢稿》）：多賀秋五郎：《中國宗譜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據我們看，這大約是官修譜牒的一種提綱，而不是修成的譜牒。因為光列每郡的幾個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個人是不是屬於這個望族，是起不到譜牒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與通譜

隨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沒落和門閥士族制度的衰頹，舊士族的政治特權雖已消失，但卻還保持着相當高的社會聲望。新士族中的一些無恥的人，並不以家族列入士族為滿足，仍然趨附舊士族的這種聲望，想方設法同舊士族合族、通譜，追求舊士族社會身份高貴的虛榮。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長期做吏部尚書，三次娶妻都是山東士族，仍嫌門第不高，而與趙郡李氏合譜（《舊唐書》卷八一李敬玄傳）。李義府官至吏部尚書、中書令，也嫌自己門第不高，謊稱自己出身趙郡，與趙郡李氏敍昭穆。給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趙郡李氏，迫於李義府的權勢，只好答應。後李義府犯罪遭貶，李崇德即削除其譜牒。不久，李義府再為宰相，於是銜根在心，使人誣陷李崇德，竟至下獄自殺（《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杜正倫雖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隨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還硬要擠進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諸杜不同意，於是他向皇帝建議開鑿杜固（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書》卷一○六杜正倫傳）。王鍔官至同平章事（宰相）。為了得到一個虛假的門望，竟無恥地認太原王為從父，甘願去做人家的兒子，並以提拔王子弟多人為“名宦”作交易（《舊唐書》卷一五一王鍔傳）。可見他們為了換到一個山東士族的假門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評舊士族“無禮”、“無恥”，其實新士族在這一點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譜牒是適應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門閥士族制度的需要而興起的，在唐末五代，隨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的瓦解，譜牒徹底衰絕了，專門研究譜牒的譜學也消失了，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已經徹底瓦解。

1．譜牒衰絕的過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葉，維繫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門閥士族制度的譜牒，還在不斷地重修，譜學還相當興盛，譜學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葉以後，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後，情況就完全變了。這時譜牒已經散亡，譜學已經衰絕，我們甚至已無法舉出一個有影響的譜學家來了。這説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組織徹底瓦解之後，維繫它們的統治的譜牒和譜學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而被送進了博物館。那種專門記載士族門第高下、研究人們血緣世系的官修的譜牒，藏於官府的正本，即人們據以選官和聯姻的天下望族譜，因為長期戰爭和頻繁的改朝換代，大多毀於戰火。後唐時豆盧革説，朝廷選官，據以考查世系的“文書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盧革傳），就是指的譜牒已經殘缺散佚了。至於藏於私家的副本和單姓譜，或者毀於戰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莊園一齊被消滅，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時，豆盧革一次問侍中郭崇韜：“汾陽王（指郭子儀）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門，是不是他的後人？”崇韜回答説：“經亂失譜牒。曾聽先父説：去汾陽王已經四代。”（《舊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韜傳）可見在戰亂中喪佚譜牒是普遍現象。由於譜牒在當時已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對於它的散亡人們已不怎麼關心，也沒有必要進行重修。譜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沒有什麼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沒有多大價值，譜學和譜學家自然也就跟着絕跡了。從北宋以後，許多學者曾經一再談到過譜牒衰絕的這個過程。如蘇洵説，自唐朝衰亡，譜牒就廢絕了（蘇洵：《蘇氏族譜譜例》，《嘉佑集》卷十三）；胡應麟説，自五代以後，人們已不崇尚門閥，譜牒之學，遂絕而不傳（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庚部卷三九）；歸有光説，魏晉以後，根據門閥高下來選官，所以譜牒之學特別興盛，直至李唐，還十分崇尚，五代衰亂，譜牒就蕩然無存了（歸有光《龍游翁氏宗譜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們説的譜牒衰絕的過程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後人們均已不知自己的統系來處

譜牒是記錄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緣親疏、門第高下的簿籍，是用來區別人們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的依據。一家士族幾代以至十幾代的發展、繁衍情況及履歷宦績，都在譜牒上記載下來，所以他們對自己家族從始祖以下（一般是從魏晉以來）的歷代祖先，叫什麼名字，任什麼官職，都瞭如指掌，家族內部支派分析的發展脈絡，清清楚楚，人與人之間的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也十分明確。當譜牒衰絕之後，到五代北宋時期，情況就完全變了。歷代皇室以至達官顯宦大都出身於庶族地主，還有不少貧窮士子通過科舉爬到高位，他們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誰，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數，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幾位宰相，範質、王溥的家世，只能數到他們的父親，魏仁浦幼時孤貧，父親叫什麼名字，史書上都沒有記載，趙普的世系雖然能數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這種情況均見《宋史》本傳）。他們都是靠中進士這條路爬上高位的，並非由於家族的蔭庇。由於沒有了譜牒的記載，家族的世系脈絡只能靠口耳相傳，時間一久，誰是誰的祖先，誰是誰的子孫，在世的人相互間是什麼血緣關係，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筆糊塗賬，即使那些確實出身於歷史上的門閥士族的人們，也搞不清自己的來歷了。這就是張載、程頤等人説的人們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統系來處”的意思。（張載：《經學理窟·宗法》，《張載集》第258頁；程頤：《伊川先生語》，《二程集》第179頁。）

每個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組織，必有一部以至數部家譜。家譜又有宗譜、族譜、家乘等不同的名稱。人口眾多的大家族的家譜，同他們的祠堂一樣，還分為通譜、支譜、總族譜、分族譜、大同宗譜、小宗譜等等。宋以後，隨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譜的風氣十分盛行。到了明清兩代，在農村中，可以説既沒有無譜之族，也沒有無譜之人。

1．家譜的內容

家譜是一種簿籍性質的東西，其基本內容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緣關係圖表，這是家譜的主要內容，一般佔90%以上的篇幅。世系圖表中詳細記載着全族男子的名諱、字號、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幾女、子何名、女適何地何姓等，“至於諱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處，壽若干、鹹備載於後，庶幾可示後昆。”（宋濂：《符氏世譜記》，《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九）有進學中舉、為官作宦者還要記其簡歷。每一代每一人都這樣詳細記錄，不嫌其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家族血緣關係的清楚。世系圖表的基本形式有圖式和表式兩種。圖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繪成簡圖。把主要內容注於圖中，使人一目瞭然，表式是將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將世系的內容用小字注于格內，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載本族有史以來制訂的各種家法族規、家訓家範、祖宗訓誡子孫的言論等。“譜列家箴、家禮、庭訓，立宗法實伸國法也。”（《康熙潛陽吳氏宗譜》卷一凡例）如果一個家族有幾百年的歷史，歷代制訂的家法族規就很多，家譜不惜篇幅羅列上去。只有少數興起不久的家族，修譜時還未制訂成文的家法族規，它們的家譜才缺少這部分內容。這類東西是封建家族組織的形態結構的特點之一，載入家譜的用意是便於平時向子孫宣講，要求族人永遠恪守，並使族長能依據此類家法來懲罰不服統治的族眾。

三是祠堂、祖塋、族產公田的坐落方位、形勝地圖，以及義田記、墓誌銘、買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條規、祭產地圖，亦宜詳載，以見報本追遠之意，並使後便翻檢”（《道光吳江王氏宗譜》卷首載乾隆間訂《續修家譜凡例》）。祠堂的基本輪廓，幾進幾重、門户窗欞、圍牆設施。都要繪製清楚，刻入家譜。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購置的異姓土地上，還要在家譜中記載購置過程，並附刻地契，以防一旦發生產權糾紛時有案可查。一個家族的祖塋往往有多處，大多錯雜在異姓田地之間．拋棄在遠郊鄉野之外，且無專人經管，經過日曬雨琳風蝕，歷年久遠，就會樹折碑殘，失去標記。所以必須在家譜上詳細記載每一墓地的方位、坐落和四至，並刻上略圖。“祖塋，或繪形勝地圖，或書世系格內，某山某向，坐落某處，庶免侵佔．志不忘也。”（《康熙潛陽吳氏宗譜》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歷史。每個家族的家譜，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淵源”的小序冠於譜首，敍述本族姓氏的由來，始祖的淵源，遷徙的經過，興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蹟等等。家族歷史既是家族勢力向族眾進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統源流確有依據。一般説來，一個家族的來歷清楚，遷徙分析脈絡分明，血緣關係也必然清楚。清 袁賦正《睢陽袁氏(袁可立)家譜·序言》：“正（袁賦正）生也晚，歷身為十世孫，慨譜牒之失傳，每恨識拙才短無能續承庥美。”

2．家譜的“行輩字派”

這也是家譜所包含的主要規矩。行輩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並區分輩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輩字派在進入家譜以前就發展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起到了鞏固宗族作用的姓名範疇內的東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稱，每個人都用同一個姓，表示每個人都是這家族裏的人。後來種族繁衍，人口擴大，家族越分越多，於是出現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漢以後，姓、氏合一，同時門閥制度又興起，社會中很講門第觀念和家族出身，這個時候，人們就考慮用名字來表示行輩了。

首先人們是用來表示行輩的，尤其是表示排行。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長、次、幼、少、元等等。這些字同先秦時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樣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個字。長、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晉朝王悦字長豫、桓温字元子，他們都是長子。此外字中用長、元的還有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徐庶字元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東漢時的祭彤字次孫。幼和稚都是小兒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東吳主孫堅字文台，而其幼弟孫靜字幼台，東晉葛洪字稚川，三國蜀馬謖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東漢之時許荊就上有兄長，他的字是少張。此外也有用某一個不是表示排行的字來給家裏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紹的兒子們的字一律都以"顯"為第一個字。下層人民常以數字為名來表示排行。

魏晉以後，人們逐漸又把表示行輩的字從字轉向名，這就是現在的家譜中一般的行輩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兩個兒子分別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蘇中蘇軾與蘇轍是兄弟。他們也代表了行輩字派的兩種主要形式。

一種行輩字派是對各輩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輩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輩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輩字派從思晦開始，他規定下一輩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輩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彥、承、弘、聞、貞、尚、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詳、令、德、維、垂、佑、欽、紹、念、顯、揚等等。現在在台灣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77代孫。

行輩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訂的，很多都編成幾句吉祥話，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寫成詩。比如浙江《唐氏宗譜》的行輩字派是"福祿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寧聰"。湖北《汪氏宗譜》的行輩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於後，世澤延長，齊家有猷。"

行輩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頭一個字，有的用在後一個字，以前一種居多。考慮行輩字派，既要考慮其意義，又要照顧讀音，字形適宜人名，而且還可以與大量的字組合成名，不致於因人多而重名。行輩字派快要用完的時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長再次將其延長。

這種行輩字派對人名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使雙字名增多，因為這種行輩字派只能起雙字名。但是由於其中一個字屬於行輩字派，家族內的同輩人都用這個字，而且社會上可入行輩字派的字並不很多，所以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雙字名，只是帶上了家族標誌的單字名。行輩字派還限制了名字的另一個字的使用，這一方面是由於字派的字不多，可與之組合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是由於很多人喜歡讓另一個字也互有聯繫，比如杜周的三個兒子分別名叫延壽、延考、延年，壽、考、年都表示壽命，但這種字畢竟不多，如果這一輩有十幾個人，可就十分難辦了。所以行輩字派又往往會造成文意不通的名字和冷字僻名，這是由於宗譜既強調行輩關係，又十分重視名諱，不允許出現重名。

另一種行輩字派是用人名字的偏旁作出規定。像在《紅樓夢》裏，賈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比如賈代善--賈敬--賈珍--賈蓉，這種行輩字派的選擇用字範圍似乎更寬泛一些，但是一代一代用下來，為數有限的偏旁也就所剩不多了，而有一些偏旁仍舊是字少或意差，如"犭"旁。

宗譜的行輩字派由於是加強宗法制度的工具，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這一目的，主要有三類。一類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亮、全、有、忠、誠、孝、禮、福、祿、吉、祥、賢、良等等。第二類是希望宗族延續和昌盛的，如：永、傳、昌、盛、興、延、繼、承、世、多等等。第三類是懷念先祖和歌頌皇天恩德的，如：澤、祖、顯、榮、恩、錫、啓、先等等。這也限制了行輩字派的用字。

宗譜在宋元（公元1000-1200年）以後在中層以上的家族中大為風行，甚至影響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輩字派是兩種方法並用，像雍正皇帝一輩的名的第一個字都是"胤"，後一個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輩都是"弘"字，後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豐皇帝還分別規定了四個行輩字派：永、綿、奕、載、溥、毓、垣、啓、燾、豈、增、祺。

3．續修家譜的間隔時間

一個家族的家譜，必須定期續修。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家族中總要新生孩子，娶進媳婦，增加人口，還會逝去老人，新增墳墓。族產公田雖不準買賣，但興旺的家族還會購進公產，破敗的家族，族產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孫偷着出賣，發生變化。所以家譜必須定期續修，把上述種種新的變化反映到家譜上來，這樣才能確保家族血緣關係上的清楚準確。續修的間隔時間，絕大多數家族規定為三十年或三世。“譜必三代一修，恐世遠年久，無不散失，乖離之弊，其所失為不小。”（《光緒春谷東溪王氏宗譜》卷首載乾隆間訂《續修舊譜總綱》）許多家族還規定家譜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譜重修刻板後，每十年匯稿，三十年續倍，補刻刷印，附裝譜後，以免久遠難稽。”（《道光香山黃氏家乘》卷一《族規》）一個家族三十年不修譜，即被認為不孝，“修譜不宜歷年久遠。古人云：譜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屬不孝”（《民國浦城高路季氏宗譜》卷一《譜訓》），出現了這種情況，對族長及族中執事人員要律以不孝之罪，給予國法和家法的懲治。家譜三十年一修，大體上可以把家族中的兩代人銜接起來。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長時間。每隔三十年續修一次家譜，就能趁老一輩還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長的時候，將三十年裏家族中的親緣關係的變化準確記錄下來。如果間隔時間過長，老人陸續死去，族中人丁變化就會記不準確，勢必引起血緣關係的混亂。

4．修譜的義例

所謂“義例”，類似我們今天説的指導思想。家譜能不能起到維繫家族制度的作用，關鍵在於遵循什麼義例去修纂。如果指導思想不明確，該寫的不寫，不該寫的又寫了，或者兼收幷蓄，有文必錄，非但不能鞏固家族統治，還會適得其反，削弱和渙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譜的最基本的義例是什麼？就是“隱惡揚善”、“為親者諱”兩句話。這是近代封建家譜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總結出來的一條基本原則。一是揚善，寫好的，“譜以正宗派，篤恩義，故獨以書善也”（《嘉慶桐城黃氏宗譜》卷一《凡例》）。二是隱惡，不寫壞的，祖先族人做了壞事，不準寫進家譜，“凡有幹譜例，當削不書，違者許房長（即族長）鳴祠處治”（《道光無為查林徐氏家譜》卷首載乾隆間訂《規條》）。

5．家譜的保管

家譜刻印出來，要分發給族人保存，以備必要時查詢，發揮它的作用。家譜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譜人由房長充任，也有的家族規定推本房之賢能者為掌譜人。掌譜人領取、保管家譜時，要在族長處登記造冊，註明所領家譜字號，這樣便於檢查家譜保存好壞，有無破損、失落現象，而且可以分清責任。一個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規中對家譜的收藏、保管提出嚴格的要求。如必須將家譜裝進特製版木匣，供於祖龕之上，或藏於書室之中，不得隨意亂放，以致褻瀆家譜。木匣不準移作他用，家譜不準鼠蝕蟲蛀、污損油浸、腐敗黴爛、遺失散落、私自謄錄或借給外姓人觀看，違者依家法處罰。如果領譜人敢於瞞眾覓利、鬻譜賣宗、出賣家譜者，則視為不孝，從重懲治。為掌握家譜的收藏、保管情況，家族每年要檢查一次或數次，檢查時，由領譜人攜帶原發字號的家譜，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領譜人相互檢查，後由族長評判，保管好者表揚獎勵，保管不善者批評處罰。

從湘潭陳氏和平越楊氏對家譜收藏的規定，可以看出家族對此的重視：“凡領譜者宜各什襲藏之，慎勿瓻借。即被水火之災，亦須急為搬出，以譜之重，無異於契券也。……議定三年一會，公同勘驗，若有污穢、添改、散遺、鼠齧及以箱作別用者，重行責罰。”（《宣統湘潭白沙陳氏支譜》卷首《家規》）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見譜即見祖、父也，理宜敬謹收藏，毋得褻瀆。莫如用木匣裝載，置於香火之上，或藏之書室之中，每逢伏日曬晾，勿使少有蛀爛，所以妥先靈，垂久遠也。歲時祭祀之日，各帶原本，到祠會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壞字跡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飭，並憑眾罰銀三兩，歸入祠內，以作後日修譜之贄，搞者不得與祭。更有不肖子孫，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眾覓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亂支派者，眾共黜之，不許入祠。”（《咸豐平越楊氏重修小宗祠譜》卷十《原刊條規》）

6．家譜對於維繫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譜的作用，在於防止因年代久遠或異姓及同姓異族者遷入本地而造成家族血緣關係的混亂，從而達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譜首先是確認族眾的血緣關係親疏、防止血緣關係混亂的依據。家族既然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合而成的社會組織，那麼族人在家族中與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血緣關係中所佔的地位。一般説來，在三四代以內，誰是誰的父祖，誰是誰的子孫，人們是不會搞混的。但是時間一久，族大人多，人們之間的血緣關係就不容易記得很準確。加上族眾中有過繼族人子為嗣者，有養異姓兒為子者，有隨妻帶來異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遷居本村者，時間一長，就會搞不清楚他們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這些情況在家譜的世系圖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據此確定族眾的地位，賑濟貧困族眾，解決世系糾紛，防止血緣關係的混亂。

其次，家譜在歷史上曾是向族人宣傳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課本。宣傳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讀譜。通過祠堂讀譜這種家族的重大活動和盛大典禮，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觀念在族眾的思想上紮下根來，達到團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譜在歷史上還是懲罰族人的一種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農村，族人的名字列進了家譜，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準入譜或削去譜名，在人們的觀念上認為是一種奇恥大辱。封建家族勢力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觀念，把不入譜和削譜作為隨意處罰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為竊、玷辱家聲、逆倫傷化者，一慨不準入譜，如果在修譜之後發現了這些“罪名”．還要從家譜上削去名字，嚴重的株連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雖有親近的血緣關係，但也不準上譜。

在世界上，很多其它國家也有編制家譜的習俗，但他們大都只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家譜在中國延續了三千多年，已成為中國的三大文獻（國史，地誌，族譜）之一。僅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家譜就有一萬二千多部（九萬餘冊），是目前世界上收藏民間家譜原件最多的圖書館。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圖書館顧廷龍館長率領一批年輕人跑遍了全國的紙漿廠，從化漿爐前搶下了六千多種家譜收藏。

由於家譜是族人血緣關係的記錄，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軌跡，是以特殊形式記載的關於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遷徙分佈、發展興衰的重要史籍，凝結着華夏文明的形成、發展、傳播及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各種內容，藴藏着豐富的文化遺產；由於家譜記載的內容又可反映當時的一些重要事件及經歷，往往可補充史料的不足，屬珍貴的人文資料。它對研究中國的人文發展，及其構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價值。

今天，炎黃子孫遍佈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華人超過5500萬。每年大批華人不辭艱辛，來到中國祭拜祖先。中國人的這種尋根追祖情結，不能不説與延續數千年的家譜有關。家譜維繫的不僅是一個家族，更是一個民族。

現代人續編的家譜，吸取了歷史上編制家譜的精華、棄其糟粕，將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學歷、專業、經歷、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記載下來，還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將家譜記載的內容加以了發展，成為家族中維繫血緣關係及記載家族歷史的珍貴人文材料，代代下傳。

近年網絡更為分佈世界各地的族人提供了快捷、方便的聯絡手段。“數字家譜”的出現；“姓氏網站”的不斷誕生；家譜在網上的“動態更新”和在網上瀏覽家譜已成為新時尚。用計算機網絡彙總“炎黃子孫的脈絡”就有了可能。

現代家譜的續編，應逐步趨向於網絡化和適度的公開化，從而給家譜材料的真實性和可利用性創造條件。

近數十年中，因族內人員遷移頻繁，往往聯絡疏遠。幾千年家譜形成的記載，正處在青黃不接時期，一旦中斷，則無法補救。續編和銜接即將中斷的家譜，實為當代人義不容辭和責無旁貸的事。

近年，尤其在南方，中國修家譜之風又再興起。

中國古代皇帝的族譜，稱為玉牒。它在中國起源很早，殷商時代的甲骨譜牒中，即有殷王世系的記錄，爾後修譜綿延不斷，尤其唐代以後，歷朝均十分重視纂修和保管玉牒，其目的不外乎為了“正名分、別遠近”，保持皇族血統的純正，作為承襲爵位及財產的檔案憑證，所以，中國玉牒的纂修，不僅歷史悠久，且極為發達，是高度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產物。

需要説明的是，玉牒和其他形式的檔案一樣，清以前的多已不存，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朝玉牒2600餘冊，乃中國惟一完整系統保存至今的皇室族譜。中國滿族修譜歷史源遠流長，受到全族高度重視，入關後，清統治者為了明確劃分皇室宗族的封爵等級，維護皇族內部團結，穩定皇族各支派的襲封秩序，定期分配俸銀和俸米以及劃分其他方面的權益，並加強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尤其提倡修譜，出現了幾乎一族一譜的現象，其玉牒更是細緻入微地反映了愛新覺羅家族的歷史。伴隨着八旗制度之始終，纂修玉牒在有清一代經久不衰。

家譜、族譜、宗譜：家譜、族譜和宗譜是一種明血統、序昭穆、記載家族歷史的譜牒，它有着自己特定的記錄格式和內容，諸如族姓源流、世系譜表、郡望支派、移住始末、恩榮表述（如制誥、族節、恩例、進士）、祠堂家墓（如族規、祠產、義莊）、家傳著述和家訓等等。家譜、族譜和宗譜之組成，還應當有表、牒、圖、傳，而且表、牒、圖、傳在家譜中的作用很大。章學誠在《家譜雜議》中説：“修譜本為家史，體例自有一定，豈得出入任情，茫無成法歟！”“家譜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譜舊式，後史所本者也。”

除了皇室玉牒外，中國絕大多數民族內部，上至達官顯貴，下及升斗小民，一般都有家譜、族譜或宗譜，記載同一家族或宗族的人物世系和事蹟，三者在記載內容、規格、形式上無根本差異，只是記錄對象的範圍不同。根據家譜、族譜、宗譜的記載對象，可細分為：

1．一家一房之譜：此類家譜所記內容起止時間較！短，代系延續不長，記事也較簡單，是一種小型家譜，通常稱作房譜、家譜或家乘。

2．一支之譜：記載宗族中一個分化出來的獨立支'派的人物世系和事蹟的家譜，一支，有大於一家一房的概念，這一支派可能仍然同族而居，但更多的是遷居外鄉，另闢新地。例如孔氏在曲阜以外各地的孔氏支譜，都屬於此類家譜。

3．一族之譜：通常稱作統譜、通譜、世譜、會譜、大成譜等，是記載同一宗族人物世系和事蹟的家譜，它包括了分散在各處的支派，是各支譜的總彙。“會千萬人於一家，統千百世於一人”，是對這種家譜最好的概括。

4．異姓合譜：即集兩個以上眾姓於一譜的譜書，此乃唐朝以前各代家譜之主要形式。相傳周朝史官曾經撰寫《世本》，是異姓合譜的祖本。這種譜書，除了表明“萬木一本，萬派一源”、“聯天下為一家”之原始用意外，其重要目的，就是在重門第的思想驅使下，區分族和族之間的高下等級，以為選官出仕和聯姻服務，尤以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明顯。唐後，私譜大量湧現，它依然繼續流行。

《現代漢語小詞典》對“家譜”的解釋為：“封建家族記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蹟的書。”《辭海》的解釋為：家譜是“舊時剝削階級記載其一姓世系及顯赫人物的譜籍，目的在於炫耀門第，維護反動的族權統治”。可見長期以來，人們多以譜牒是封建社會的產物而簡單地加以否定，正是在這種錯誤思想的影響下，將家譜和“變天賬”聯繫在一起，“文革”中無知的紅衞兵更是將家譜當作“四舊”加以焚燬。

科學地説，譜牒實質上是一個家族歷史和現狀的記錄，不為封建家族和剝削階級所獨有。更符合歷史事實的觀點是，譜牒的出現是中國人民尊重祖先的一種自然美德，記錄家族歷史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中指出，譜牒的性質屬於歷史範疇。他説：“中國鄉鄉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將來有國立大圖書館，能盡集天下之家譜，俾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也。”譜牒是歷史的一種記錄，是可以和歷史檔案中的奏摺、題本、信函、日記等等並列為一類的史料。誠然，由於歷史上文化多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只有他們才有可能為本族本家撰修家譜。如果這便成為否定譜牒存在的意義，進而對其採取消滅措施的理論依據，那麼，依照這種荒謬絕倫的極“左”理論演繹下去，絕大多數歷史檔案，均出自歷代統治階級之手，是否也要像對待譜牒那樣，採取徹底否定、“焚屍揚灰”的態度呢？很顯然，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完整的譜牒，記載了本家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不僅僅 “記載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蹟”，還記載和家族有關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與本家族相關的地方風俗習慣、名勝古蹟、年節來歷等，無疑具有難能可貴的史料價值。

中國國土遼闊，地理環境相對封閉，農村形態的特點是聚族而居、農業生產為主，農民世代在一塊土地上生活、勞動、繁衍，他們不但要依靠全體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而且還需要同族人的幫助。這樣，本來就擁有共同祖先的族人，有着天然的情感和心理上的聯結紐帶，加上生產活動中的共同利益，人們很自然地緊緊凝聚在一起，形成的譜牒則必然要反映鄉村活動中的人和事，而這些活動又是活生生的農村歷史。中國以前鄉村一級的檔案很少，譜牒中記載的大量村史內容，可以彌補檔案之欠缺。

宗族亦稱家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宗族是民族的組成部分，或者就是一個單獨的民族，也有多種民族同屬一個宗族的。民族雜居地區，不論是哪個民族，在明清兩代編寫的譜牒中，大都載有其先祖進入該地區世居後的詳情，譜牒的內容多記載了某一宗族起源、演變和發展的歷史。

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研究既要弄清楚歷史人物的史實，亦應瞭解他的家世，許多名人的成就與其家世的影響密不可分。譜牒中關於人物家世的記載，對史學研究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這種記載在譜牒中往往佔據重要篇幅。通過對本家族人物、家世的記載，可以體現該家族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從而對某一歷史人物有更科學的認識。

中國不少地區以本地的風景名勝自豪，許多家族的歷史就和本地名勝古蹟有關，譜牒中往往記下了名勝古蹟的歷史和現狀，有的譜牒還記載了本地的風俗民情。通過各家族在服飾、飲食、居住、生產、婚姻、喪葬、節慶、娛樂、禮儀等物質與文化生活中的習尚，可以瞭解一個地區、一個家族不同時期的歷史面貌。孫中山先生曾經就譜牒中記載的風俗民情講到：“有人事業文章可傳者，官史或不具，唯家乘所詳。”他認為，風俗民情是普通百姓在長時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習俗，官史不一定記載，但在家譜中卻可以見到。

此外，譜牒中還有關於家訓格言、排行字輩以及族規家法等記載。

近年來，海內外研究譜牒學之風開始興盛，這是維護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統一、發揚中華民族光榮傳統的一項有益之舉。不少學者苦於檔案史料不足，某些史學、社會學、人口學等課題無從下手，其實，這些在譜牒中都有大量詳細的記載，不僅開卷有益，且取之不竭。希望中國各級檔案部門加強對各種譜牒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弘揚中華民族這一寶貴的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