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代大名

德川氏的前身松平氏起源於三河國，從德川家康上溯八代，其初代松平親氏初為三河國松平鄉的地方豪族。從親氏起至三代松平信光，松平氏從地方豪族發展成為“佔有三河國西部三分之一領地的強有力的在地領主，將居城遷往安城” ^[1]  。松平鄉以及安城階段，“松平氏分封了被稱為‘十八松平’（其中明確的有十四家，剩餘四家尙存有爭議）的一族庶流” ^[2]  ，並將“酒井、本多、大久保、內藤、鳥居、平巖、石川、青山、阿部、成瀨、渡邊、植村等諸氏編入其直屬家臣團” ^[3]  。通過分封一族庶流和吸收弱小領主使其臣服並強化與其主從關係的手段，構成了德川氏最初的譜代家臣即松平鄉譜代與安城譜代。此二者成為支撐德川氏權力的主要基礎。

大永四年（1524年），“以一族庶流松平信貞的叛亂為契機，德川氏將其居城從安城移往岡崎城” ^[4]  。永祿七年（1564年），德川家康成功統一三河國，並向東擴展勢力，同時開始着手家臣團的整編，以期擺脱以一族庶流家為主，譜代家臣為輔的家臣團組織形式，代之以譜代家臣為主的新的家臣團的組織形式。隨着德川氏的向東擴張，德川氏通過保證今川氏舊臣的固有領地的手段，將眾多遠江國的今川氏的舊臣編入德川氏的家臣團，這其中，值得注目的是這一時期成為德川氏的家臣的井伊直政，和大多數的今川氏舊臣所不同的是，井伊直政並沒有被配屬給德川氏的原有譜代家臣，而是成為了德川氏的直屬家臣團的一員，成為了德川氏的譜代家臣，作為與“酒井氏，本多氏等三河國德川氏舊譜代家臣不同的今川系譜代家臣代表” ^[5]  。井伊氏作為遠江國濱名郡井伊谷城主，原為今川氏的家臣，井伊直政的祖父井伊直盛與今川義元一同戰死於桶狹間，其父井伊直親則被今川氏懷疑內通德川家康而被殺。“天正三年（1575年），井伊直政十五歲時成為德川氏家臣，德川家康歸還其舊領井伊谷城，使其成為譜代家臣中的一員” ^[6]  。

天正十年（1582年），德川氏領有三河、遠江、駿河三國。同年六月，德川氏同時向甲斐和信濃兩國擴展勢力，成功的將甲斐國和信濃南部納入其勢力範圍，成為了領有三河、遠江、駿河、信濃、甲斐五個領國的戰國大名。隨着領國的擴大，德川氏的家臣團也隨之擴大，德川氏統治家臣團的方式亦隨之改變。一方面，德川氏對新編入的武田氏舊臣的舊有領地予以承認及保障；另一方面，打破其舊有編制方式，將新編入的大部分家臣作為“同心”“與力”配屬於德川家舊有的譜代家臣之下，強化舊有譜代家臣的力量。以井伊氏為例，井伊直政在天正三年（1575年）成為德川氏的家臣後，首先“將其舊有家臣的今川氏舊臣以及三河國的高橋氏配屬於其下，並且將德川氏的直屬家臣木俁氏、西鄉氏、椋原式作為輔佐配屬於井伊直政。其次，伴隨着武田氏舊臣的大量編入家臣團，將原土屋眾七十四名，關東、處士四十三名合計一百一十七名配屬於井伊直政” ^[7]  ，形成了井伊氏家臣團的雛形。德川氏正是以今川氏、武田氏舊臣編入家臣團為契機，通過對直屬譜代家臣的強化這一方式，實現了德川氏整體軍事力量的強化。

本能寺之變後，在豐臣氏統一政權的形成過程中，德川氏曾與豐臣秀吉發生對立，在經歷了小牧·長久手之戰後，德川氏在確保局部優勢的情況下，臣服於豐臣氏。當豐臣氏消滅關東地區的後北條氏後，“以論功行賞的名義，將德川氏移封北條氏的舊領關東地區” ^[8]  。關東移封初期，德川家康就確立了關於新領地分配的基本方針。一，德川氏的直轄領地應集中於江户城附近；二，關於家臣團的領地配置，中下級直屬家臣的小領地應在江户附近一晝夜就可到達的區域內，上級直屬家臣的大領地應配屬在遠方邊境區域。德川氏在移封關東地區時期，通過對以三河出身者為中心附加以德川氏舊領五國出身者組成的上級譜代家臣四十二名的分封，使其成為附庸大名。通過將其配屬於德川氏領國的各地或邊境地區作為防禦第一線的方式，使上級譜代家臣成為了德川氏權力的保障。通過對這些附庸大名“配屬一部分‘與力’，同時將關東地區原有的土豪階層附屬於其下” ^[9]  ，構成其各自的家臣團，以強化其各自軍事實力，增強作為整體的德川氏的軍事能力。從而實現了“附庸大名對各自的權力的強化，最終在其上創建了更加強固的統一的封建權力”。 ^[10] 

另一方面，作為豐臣政權下的一領主的德川氏，以移封關東為契機，分封了諸多附庸大名，強化其自身權力的同時，這種附庸大名與德川氏之間的關係也成了江户時期各藩與幕府之間關係的一種借鑑。可以説德川氏移封關東時期，正是德川氏最終霸權確立的準備期，而對於附庸大名的分封則是江户時代幕藩體制的雛形。這一時期，即是譜代附庸大名開始成為德川氏權力柱石的過程，同時，也是其自身逐漸向幕藩體制下的大名這一新身份轉變的過程。

豐臣秀吉死後，豐臣領國體制下的諸大名間爆發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關原合戰後德川氏取得了事實上的霸權。“慶長八年（1603年）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受封為徵夷大將軍，於江户開創幕府。兩年後的慶長十年（1605年），退隱於駿府城稱“大御所”掌握政治實權，其子德川秀忠繼承將軍職。” ^[11]  德川秀忠同樣在元和九年（1623年）七月，退隱稱“大御所”，其子德川家光繼承將軍職。在近世前期的幕政史研究中，德川氏前三代即家康、秀忠、家光三代政權可以看作是“江户幕府的支配體制的基礎形成和確立的時期” ^[12]  。其中，“德川家康的政權轉讓是為了向世人展示江户幕府政權的世襲性，而德川秀忠的政權轉讓是為了實行其大名統治政策，進一步穩固德川氏政權” ^[13]  。這一時期譜代大名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作為德川氏政權的軍事基礎及作為幕府政權的擔當者這兩方面。關原之戰後，實際上已經掌握了霸權的德川家康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以對關原之戰論功行賞的名義，對全國領地進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其中對於敵對大名“除封八十七家，總石高數四百十四萬六千二百石；減封三家，總石高數二百零七萬五千四百九十石” ^[14]  。

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大量無主空白地，一方面用於論功行賞，對關原之戰時從屬於德川氏的東軍的諸大名進行加封，另一方面則用於擴大德川氏的直轄領地以及譜代大名的加封與新設。這一時期的譜代大名主要有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戰前依附於德川氏的附庸大名，此時獲得獨立大名的資格，另一部分則是上述第一類譜代上層的同族作為分家取得大名的地位，其與第一類譜代大名形成了門閥譜代階層，如：“酒井（忠世、忠利）、本多（康俊）、大久保（忠佐）、奧平（忠明）、久松（定勝）、大給（一生）各氏” ^[15]  或關東時代領地在五千石以上，一萬石以下的中上級譜代家臣如：“户田（尊次、一西）、青山（忠成）、阿部（正次）、土井（利勝）、西尾（吉次）、天野（康景）、山口（重政）、成瀨（正成）、稻垣（長茂）、土屋（忠直）、秋元（長朝）各氏。” ^[16] 

獲得加封而形成的新的譜代大名，被大量配置於關東地區以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對重臣井伊氏的封賞。井伊直政被封於近江國佐和山城，領地共十八萬石。近江國作為聯接近畿地區與東日本地區要衝，商業發達，生產力較高，而佐和山城則是關原之戰時與德川家康敵對的石田三成的封地所在地。井伊直政被封於此，不但負有鎮守京畿地區的職責，更擔負着監視朝廷動向的任務。彥根藩井伊家經過歷代加封，最終成為擁有三十五萬石的龐大封地及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大藩，在整個江户時期都被稱為譜代第一藩，同時其藩主直澄，直興，直幸，直亮，直弼六次就任幕府“大老”的職務執掌幕政；此外，在近畿地區的伊勢國，則因為是過去豐臣系大名受封較多的領國，於是將另一譜代重臣本多忠勝封於伊勢桑名十萬石；在“陸奧磐城平分封了譜代大名鳥居忠政（鳥居元忠次子，因父戰死，兄早亡而繼承了家督）與上野館林的榊原康政及下野宇都宮的奧平家昌一同負責守備監視東北諸大名” ^[17]  。這一時期的譜代大名配置，更多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通過將譜代大名分封於各地要衝的方式，德川幕藩領國體制初步形成。

德川秀忠與德川家光時期，德川家康強化門閥譜代階層和擴大譜代大名數量的政策得以延續。這一時期的譜代大名的產生方式依然和德川家康時代大致相同，一部分是譜代上層的同族作為分家取得大名的地位，另一部分是封地不足萬石的直屬幕臣即譜代家臣通過加封獲得萬石以上的領地，取得大名的地位。但是不同之處在於，德川秀忠所新封的譜代大名“青山忠俊、井上正就、永井尚政、內藤忠重、稻葉正勝、酒井忠勝、森川重俊、青山幸成等皆為幕政的實際擔當者” ^[18]  ，即幕府的上層官僚階層。其中酒井、內藤、青山等是門閥譜代層的同族，井上、永井、森川等是新加封成為譜代大名的。

這一時期的譜代大名的形成特徵之一是，因行政職務而受封的大名相對於德川家康時代因軍事職務而受封的大名在數量上開始佔據優勢地位，一部分的譜代大名開始專業官僚化。這可以看成是德川氏對急速獲得的權力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德川幕府通過將一部分譜代大名的官僚化即強化了幕府自身的組織機構又實現了對大名的統制，使幕府統治體系成為了名實相符的封建統一權力體系。德川秀忠死後，“寬永十年（1645 年），家光命令側近的譜代大名松平（長澤）信綱、阿部忠秋、堀田正盛、三浦正次及小姓組番頭太田資宗、阿部重次六人，凡遇小事可協議裁決，當時稱為‘六人眾’，這就是若年寄的起源” ^[19]  。隨後明確了若年寄和年寄（老中）的職務範圍與權限，這之後，更是設立了大老、大目付等職，將各職務間的職責權限明確化，將各譜代大名根據家格安置於其中，確立了作為統一政權的幕府政權的組織形式，這一方面強化了幕政的中樞機構，另一方面將譜代大名的任職和老中合議制制度化，一直延續到了德川幕府滅亡為止。在德川家光一代，譜代大名配置上亦與前代有所不同，如“大老酒井忠勝的領地在其遠離幕政中樞之後，從江户附近的武藏國川越移封往若狹國小濱”， ^[20]  松平信綱在成為譜代大名時並沒有特定的城池，而是封地分散於各地，在期就任老中時，移封武藏國忍，隨後又移封同國的川越；阿部忠秋在就任老中後移封下也過壬生城”。 ^[21]  這説明處於幕政中樞的譜代大名的領地逐漸被被集中在江户城周圍，而遠離幕政中樞的譜代大名則被移封遠離江户的地域。以譜代大名為基礎的封建官僚體制拱衞將軍統治是這一時代幕藩政治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

譜代大名這一羣體的核心主要由德川氏早期五領國出身者構成，其中，又以德川氏最初的領國三河國出身者為主。由於較早與德川氏結成了主從關係，因而使得他們實際上處於與德川氏榮辱與共、共同發展的地位。這就使得這一羣體一方面得到德川氏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其本身也不會輕易背叛德川氏，而是自覺與德川氏榮辱與共、共同進退。由於這樣的關係，譜代大名這一羣體根據德川氏在不同時期的需要，以不同的形式成為支持德川氏政權的基礎力量。在德川氏取得霸權的過程中，譜代大名在軍事上作為德川氏的軍事基礎力量而活躍；在政治上，作為德川氏的附庸與幕臣，協助德川氏完成日本政體體系的建立，從而使自身在德川氏的內部統治架構中獲得一定的地位，而這也令德川氏找到了有效統制大名的手段。在德川氏取得霸權之後，這一羣體一部分隨着德川氏成長壯大至分佈於日本各地，守備要衝，監視朝廷與外樣大名；另一部分則充任政治上的官僚，構成幕府政權的中樞。在幕藩體制中，無論是作為守衞幕府政權的“藩”，還是作為幕府運營者的官僚，譜代大名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核心作用。 ^[22]  應該看到，正是由於有了譜代大名這樣一個羣體，江户時代的幕藩體制才會更多地顯示出其作為統一政權的統一性，縱觀整個江户時代二百餘年，並無出現過一起由封建領主階層發起的叛亂。這較之日本以往的分封體制如鎌倉幕府時期的承久之亂及後期的北條氏專權與室町幕府時期將軍權威的式微，最終導致了各地軍閥混戰的戰國時代；或世界其他地方如西歐的封建制那樣由於主從關係的複雜與混亂，長時期因為領地繼承權和主從關係的歸屬問題而處於一種割據混戰的狀態，所展現出來的分離性是有較明顯的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