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祖堯

譚祖堯，1902年生於四川省江津縣高佔鄉。父親譚家祿，母親劉氏，一家8口人以仙耕土地為生，家境清寒。譚祖堯與李初梨同學，受業於周墊師。由於他勤奮好學，受到老師的稱讚，同學的尊敬。他長相英俊，大方，性情耿直豪爽，同情貧苦大眾，增恨地主豪紳。

1920年考入江津中學，一年後轉學到重慶聯中，在親朋的資助下，1922年入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學習。當時，中華民族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內受封建主義壓迫。譚祖堯和許多進步青年一樣，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 ^[2] 

1924年，譚祖堯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當時是中共北方區的負責人，又是國民黨左派在北京市黨部的執行委員。譚祖堯兼任這兩處的秘書，成為李大釗的助手。

此際，《新青年》雜誌早已停刊，譚祖堯為了團結進步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建立“新軍社”，創辦《新軍》雜誌，時人譽為《新青年》雜誌再現。 ^[3] 

1927年春，廣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勢如破竹，下長沙，取武漢。日本軍國主義者垂誕東北已久，便慈惠張作霖出兵驅逐馮玉祥，從而佔據北京、廊清華北，把東北三省讓給日本。這一陰謀激起了廣大人民和北京學生的憤怒，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羣眾大會，譚祖堯同志是這次大會的重要組織者。會畢，八千多人蔘加遊行，赴鐵獅子衚衕段祺瑞政府請願，要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議，不準千涉中國內政，並制止張作霖發動內戰。段祺瑞竟用武力鎮壓，向羣眾開槍，當場死者四十餘人，受傷者不計其數。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後，段祺瑞遭到全國輿論的遺責，被迫下台。

1927年4月3日，一位姓秦的海軍部科長兼上海申報駐京記者，偶然的機會，透露出張作霖不久將實行大逮捕，大屠殺。我得知這一消息後，深夜即赴東交民巷蘇聯使館通知譚祖堯同志，他立即決定，必須前往轉告李大釗先生（大釗先生當時住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一所房子裏）。祖堯同志勸李立刻離開北京。李先生在室裏渡了幾步，以堅定的語氣説：“我認為張作霖不敢冒此大不韙”，接着又説：“離開北京，北方的黨組織會解體，至少黨的工作會停頓。我無論如何不能離開！”我和祖堯同志肅穆地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最後終於依依不捨地離去。路上，我悄聲對祖堯同志説：“你們住在蘇聯使館，儘管按辛丑條約，中國軍警不得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但必須提高警惕。”他答：“沒關係，我們白天從不外出，即使有重大任務，我們化裝，並且在深夜行動。”

4月6日，北京全城戒嚴。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對革命者下毒手，逮捕了李大釗、譚祖堯等80餘人。

1927年4月28日上午，在京師第一監獄絞殺了李大釗、譚祖堯、吳平地等二十人。當時各大報紙，如《北京展報》、《世界日報》都登載了二十位烈士的姓名，有的還刊出了烈士行刑前的照片。 ^[3] 

譚祖堯慨然就義之後，龔燦濱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會館中謀事的鄉人吳清漢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購置兩具棺木，兩匹白綢，前往京師第一監獄領出譚祖堯和另一位同時殉難的江津籍烈士吳平地的遺體，僱車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義地安葬。

譚祖堯犧牲不久，李婉玉因悲傷過度而神經失常，拒絕醫治服藥，時常怒目圓睜高呼：“我必殺張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買來一把匕首藏在腰間，渴望殺死張作霖為祖堯和遇難的同志報仇；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獨自離家出走，來到座落在西城的順承王府（張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條小衚衕口，徹夜未歸，第二天天亮後，她巳經凍死在雪地裏，裝斂時，家人才發現她的腰間別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3] 

1984年10月，由鄧小平題詞的李大釗烈士紀念碑在北京香山落成，豐碑錈刻着譚祖堯、吳平地烈士的英名，譚祖堯的名字靠排在李大釗名之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