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意識

無庸諱言，受歷史傳統和法律文化等的影響，我們中國人的證據意識是很淡薄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收取證據的意識淡薄。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比較重視人情，不太重視證據，對可能發生的糾紛缺乏證據準備。例如，張三借錢給李四卻不好意思讓李四寫個借條，似乎一寫借條就冷落了朋友關係，結果發生借貸糾紛，張三手中沒有證據，而導致了訴訟的失敗。這是典型的熟人社會的習慣做法。

第二，保存證據的意識淡薄。例如，有人對經濟交往中的往來函件不注意保管，出現糾紛時想找卻找不到了；還有人缺乏使用複印件保存原件或使用原件保存複印件的意識，一旦原件損壞或丟失，便沒有了證據。

第三，運用證據的意識淡薄。很多人在遇到法律糾紛時不知道運用證據去證明案件事實，而是千方百計找關係、託人情。這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司法活動，有時還喪失了自己本來佔優勢的證明機會。 ^[1] 

1．完善我國證據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設

我國現在尚無《證據法》，其證據的相關規定散見於訴訟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之中，這種不成體系的法律規定導致人們的證據意識比較散落，從而影響了系統的證據意識的形成。可喜的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國證據法草案及立法理由書” 課題組的建立後通過數次研討會，對一些基本的證據法制度問題達成了共識，對尚未解決的一些問題或爭議較大的一些問題繼續進行研究，並以之為本，進行分析論證，最終寫出了《中國證據法草案及立法理由書》，這對我國的證據法的建立將起到積極的作用，也使人們的證據意識有了一個完整體系的依託.。

2．變“以事實為根據”為“以證據為根據”

在司法活動中，我們強調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以事實為根據，儘管主觀願望良好，但在客觀上削弱了當事人的證據意識，無形中影響了公民及時收集證據的能力和習慣的培養；同時也影響法學研究者、司法工作者對司法證據採信規則和證據應用規則方面的重視和研究。“以事實為根據”，強調實事求是，這意味着法官負有發現案件客觀真實的義務。結果在司法實踐中常常造成某些案件久拖不決。它顯然與現代法治國家法官只對法律事實即證據負責，不承擔發現案件客觀真實的原則相沖突。筆者贊同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的觀點：“實事求是，我們司法活動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一種司法理想，但不能作為我們司法操作的標準。” 筆者認為，作為司法公正的操作標準只能是“證據充分，適用法律得當，訴訟程序合法”。隨着我國法制逐步健全，法院抗辯式審判方式的實行，我們應該提倡重證據，辦案“以證據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是法治進步的必然。因此，在司法活動中樹立“以證據為根據”原則，沒有證據不能勝訴成為公民的法律常識，促進公民證據意識的形成，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3．建立訴訟證據簽收制度和庭前證據交換制度

以往在審判過程中，當事人交來證據時，辦案人員收下就往案卷中一放，不給當事人任何手續；在開庭審理之前也不知道對方是憑什麼證據進行訴訟的。現在要轉變過來，要建立證據簽收制度，以免當事人事後推託訴訟證據不在了；要建立庭前證據交換制度，讓當事人明白所爭議的是什麼，對方有什麼證據，而自己又有什麼證據，這樣才能讓訴訟當事人明白勝訴勝在什麼地方，敗訴敗在什麼地方。這樣亦可明確爭議焦點，提高訴訟效率。4．樹立正確的證據意識觀念

首先是全民對訴訟證據意識問題的認識要不斷提高，對於自身從事的各種社會性活動要有一種證據意識觀念，要有一種做什麼樣的事情都説得清楚的法律警覺。這一方面有待於全民學習各種法律的自覺性，另一方面也有待於社會主義普法活動的深入開展。其次是司法工作人員從事司法工作時，要講求訴訟證據意識觀念，一切司法活動都要遵守訴訟證據活動的要求，不能只注重口供、證人證言，而且要運用訴訟法律的規定程序去偵查、去收集證據，在辦案過程中，只有偵查、收集到足夠證據後才能採取相關的司法措施，更不能採用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最後是法官要樹立正確的證據意識觀念，過去辦理案件遇到證據不足或證據模糊難以認定時，總是設法去調查收集有關證據，不是將收集證據的責任放給當事人。現在要轉變過來，辦理案件審查證據時，有證據且經過質證、認證後就判決支持訴訟請求人的訴訟請求；沒有證據或證據不足難以認定時就判決駁回訴訟請求人的訴訟請求，要學會掌握運用證據，來正確行使審判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