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鴻燾

謝鴻燾，字一塵，1873年出生於棲霞縣杏家莊村一個家境殷實、詩書傳家的門第，自幼聰慧過人，詩書琴棋一觸即通，厭惡繁文縟節的封建禮教。年長以後，對清朝政府腐敗昏庸的政治嫉惡如仇，矢志以改變社會現狀為己任。當時出國留學之風日盛，只要條件允許，有志青年無不心動。1904年，滿懷報國之志的謝鴻燾偕妻馬肅貞（也稱馬淑禎）一道東赴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夫妻雙雙出國留學，當時在棲霞縣唯此一例，全山東也不多見。久居封閉落後國土的這對志同道合的夫妻，到了人才雲集的異邦眼界大開。他們很快結識了我國留學日本的一批有志之士，如黃縣人徐鏡心、日照人丁惟汾等。1905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創建中國同盟會。謝鴻燾夫婦與徐鏡心、丁惟汾等53人成為首批會員，積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活動，謝鴻燾還是山東主盟人之一。

馬肅貞是棲霞縣馬家窯村進士馬桂芳之女，可謂大家閨秀，幼年隨父親在台灣宜蘭縣知縣任所居住數年，所受教育和視野不比丈夫遜色。當時，馬肅貞對同期加入同盟會的浙江主盟人併兼任女子部、評議部宣傳、評議工作的秋瑾非常敬重。一身俠肝義膽的秋瑾，很快成為謝鴻燾夫婦無話不説的戰友。秋瑾創立“天足會”，宣傳女權，提倡女學，謝鴻燾夫婦均給予積極支持。1905年11月，日本政府出台《取締清朝留日學生規則》。秋瑾極其氣憤，當即與至友們呼籲中國留學生罷課，但沒發揮多大作用，便毅然決定回國，並號召我國留日學生歸國抗議。謝鴻燾夫婦深表贊同，並與之相約回國後“辦學校以鼓吹革命”。

1905年底，謝鴻燾夫婦告別早稻田大學，乘船返回祖國。

歸國後，秋瑾與易本羲等在上海創辦中國公學，繼而創辦《中國女報》、主持紹興大通學堂等，宣傳婦女解放，鼓動革命。

與此同時，謝鴻燾夫婦併力聯絡留日同學徐鏡心、鄒秉綬等人在煙台創辦東牟公學。學校所需經費悉由謝鴻燾夫婦籌措，所聘教員幾乎全是革命黨人。他們在學生中秘密傳授“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思想。東牟公學對外是一所學校，對內則是中國同盟會會員南來北往的聯絡點，實際已成為膠東革命的中心。為了進一步擴大影響，謝鴻燾夫婦又着手創辦“端本女校”。在經費捉襟見肘的情況下，馬肅貞毫不猶豫地將父親遺留下來的田宅家產以及個人首飾、嫁妝變賣，以資學用。女校成功創辦以後，夫婦倆各執一校，師生勠力，和衷共濟，砥礪前行。謝鴻燾同時還在某報兼職，發揮輿論陣地作用，宣傳廢專制、立共和，與秋瑾南北呼應。

天有不測風雲。1907年，秋瑾與徐錫麟策劃浙江與安徽同時起義。由於情報泄露，徐錫麟被捕就義。秋瑾本可暫避脱險，可她堅信“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而凜然面對，留下“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遺言後英勇就義。噩耗傳來，謝鴻燾夫婦悲憤不已。馬肅貞從此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馬秋儀”，以示仰慕楷模形象和繼承秋瑾遺志、矢志繼續奮鬥的革命精神。

此時，謝鴻燾與革命黨人在煙台開拓的革命陣地日益壯大，煙台革命志士雲集。這不僅使煙台本埠革命活動發生明顯變化，而且帶動鄰近各縣革命活動風起雲湧。此事引起當局的恐慌和敵視，他們明察暗探，將謝鴻燾等被列入緝拿亂黨重點人物。一時間，港城煙台陰風四起，恐怖萬狀，革命中堅力量面臨危機，謝鴻燾被迫出走濰縣（今濰坊市區）。他們夫婦雖脱離險境，但辛苦創辦的東牟公學和端本女校都隨之被迫解體。

謝鴻燾夫婦到濰縣後，通過朋友關係，分別謀得在廣文書院和崇實女校執教的工作。此時，革命黨人與清朝統治者之間已形成劍拔弩張之勢，處於不同階層的各種人物也粉墨登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謝鴻燾從種種社會亂象中，看清了革命之不易、前途之艱險。他後來在《懷虛詩草》中的詩句“磨礪心益堅，豪氣自磅礴” “從此着長鞭，不負平生約”，正是當時心境的寫照。不久，謝鴻燾的革命宣傳工作就藉助在書院任職的機會重新開始了，廣文書院也成為革命黨人新的聯絡點。

1911年10月（農曆辛亥年八月），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濰縣，剛因宣傳革命被廣文書院奉命辭退的謝鴻燾備受鼓舞。他對妻子説：“清廷迨覆矣，當促其終！”於是夫妻倆立馬收拾細軟，率女兒蘭畹、蘭馨趕赴濟南，參加山東獨立活動。

11月12日，50餘名同盟會會員在濟南大明湖歷下亭秘密集會，議決成立保安會，並推舉謝鴻燾為會長。13日，在濟南各界商討山東獨立問題的聚會上，謝鴻燾慷慨陳詞，對山東巡撫孫寶琦的推諉和狡辯進行有力抨擊，令孫寶琦理屈詞窮。接着，謝鴻燾嚴正聲明：如不同意，就武力解決！最後，孫寶琦不得已接受了民軍“都督”頭銜，當即宣佈脱離清廷，並通電宣佈山東獨立。

數日後，武昌方面通電邀請獨立各省派代表前往商討建立民國中央政府事項，謝鴻燾以山東代表的身份動身南下。他先去武昌，後轉至上海，於12月29日出席選舉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會議。三天後，他又在南京出席了孫中山先生的就職典禮。南方各省革命的大好形勢鼓舞人心，謝鴻燾興奮不已。他以“河山今還我，建國資賢勞” “直抵黃龍日，會飲醉醇醪”，抒發此時的情懷。

謝鴻燾離開山東赴武昌商討建立全國共和政府之際，清廷遺臣孫寶琦重蹈舊轍，乘機宣佈取消山東獨立，並對革命黨人大肆搜捕，恐怖陰雲再度籠罩省城濟南。馬秋儀積極聯絡革命志士，共同倡言繼續革命，不遺餘力，同時教導兩個女兒一起投入革命宣傳工作。

此時的煙台，因有留日回國的同盟會會員徐鏡心、欒鍾堯、李鳳梧等先進分子併力活動，以及兩校（東牟公學和端本女校）一報（《渤海日報》）前期的孕育影響，緊步武昌起義後塵，舉戈易幟，成果斐然。然而，事過不久，煙台革命權力旁落，形勢日趨緊張。欒鍾堯等人赴上海請求援助，並邀請謝鴻燾回煙台主持大局。謝鴻燾推辭説：“我不願為都督名義與同志相摩擦。若為革命成功計，未若請胡瑛任山東總督。彼接近黃克強（黃興），可有利於請派海軍助戰也。”此建議得到孫中山先生贊同，於是以胡瑛為首的山東軍政府在煙台正式成立。謝鴻燾與徐鏡心同時擔任都督府高級顧問。煙台軍政府初創，財力薄弱，運轉艱難。馬秋儀出面發動女子國民捐運動，籌集資金。在她的動員下，胞弟馬寶鱗變賣莊宅一處和土地、山嵐數百畝，支援新軍之用。

民國建立兩個月後，孫中山先生以“清帝退位”為條件，讓總統位於袁世凱。袁世凱藉機宣佈取締國民黨，解散國會，又於1914年5月公佈《中華民國約法》，使原來謝鴻燾等人起草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成為廢紙。其間，同盟會會員掀起的“二次革命”很快失敗。熱心於議會鬥爭的謝鴻燾只好離開南京，避禍於濟南。是年末，他見到老朋友于洪起，曾發出“處世皆夢幻，風塵何僕僕”的消極感嘆。

1915年12月，袁世凱倒行逆施，眾叛親離，天下人羣起而攻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年號。6月，袁世凱病逝。7月，國會重新召集，謝鴻燾還短暫心存希望。但是，此後軍閥混戰給全國造成的動盪不定局勢，使他無力兑現“我欲乘六龍，飛向崑崙巔”的豪言壯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謝鴻燾雖然保留山東省議會議員的頭銜，照例履行應盡的職責，但已無法左右局勢。1922年，國民黨山東省第三屆議會選舉，謝鴻燾以元老資格被提名為議長候選人。為了競選獲勝，他支持“天壇”派（當時山東省議會分四個派系）議員為自己拉選票。結果，由於被一些違背正常選舉秩序的舉動所幹擾，謝鴻燾落選了，其威望也隨之下降。想不到的是，隨後靠賄選登上大總統職位的曹錕，竟以“賄選罪”通緝謝鴻燾。

1925年，孫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國民黨內部分裂，全國形勢更加複雜和險惡，謝鴻燾無奈發出“坎坷悲伏櫪，愴懷憂家國”的喟嘆。他心灰意冷，只好攜家眷退避故里，以吟詩、撫琴打發時日。1926年至1928年，賦閒在家的謝鴻燾目睹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搞反革命政變，各地陰風暗流、甚囂塵上；地方國民黨重組，新老派之間明爭暗鬥，非常痛心。新派年輕頭領不但不尊重謝鴻燾等元老，還處處進行刁難和打擊。面對如此環境，謝鴻燾不得不移居煙台，住在二馬路東12號。此後的十多年時間裏，他與妻子馬秋儀主要做慈善等公益事業。夫婦倆先後成為煙台紅十字會的主要成員，謝任會長，馬任董事兼芝罘女中董事。謝鴻燾還忙於籌辦孤兒院、養老院等慈善機構，閒暇時彈琵琶、古琴和寫詩、練書法。

謝鴻燾雖報國無用武之地，但初衷未改，氣節未變。煙台毓璜頂上小蓬萊有他揮毫寫下的“海天一色”，以抒胸懷；個人詩作，經過精挑細選，選40首編成《懷虛詩草》，付梓寄意。1934年，他曾通過親屬關係，營救過清華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宮尚行出獄。1937年“七七事變”後，煙台淪陷。謝洪燾因年事已高，家口又大，無法外遷躲難，只能原地隱居。日本人得知他的社會威望和留日背景，曾三番五次登門，許以厚祿，請他出來做事。當時謝家經濟來源已斷絕，一家九口生活拮据。面對軟硬兼施的説客，謝鴻燾死活不應，並裝出一副老態龍鍾、病弱不堪的樣子，隱身斂跡。

從此以後，謝鴻燾夫婦不問政事，率一家大小在房屋周圍種菜養雞，沒錢花了就變賣傢什、衣物，就這樣艱難地度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謝鴻燾夫婦隨女兒先後定居上海、蘇州。

1954年，謝鴻燾病逝於蘇州，享年81歲。謝鴻燾去世後，女兒將他使用的琵琶捐贈給了上海音樂學院。1960年，90歲的馬秋儀亦在蘇州病逝。章太炎先生曾撰文稱讚她：“夫人初適先生時，資裝甚備，後設學校及謀倡議，皆斥賣田宅以奉之。光復事成，其夫婦亦耦俱無等差矣。”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