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緒愷

從事控制理論教學與研究。在線性系統穩定性方面，提出實係數、復係數多項式穩定性的判據和分散控制大系統能穩、能控、固定模式的判據。

謝緒愷是四川廣漢人，194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電機系無線電專業，被安排到上海民航局工作兩年。1949年5月到廣州，恰好是國民黨大潰退，本來應當去台灣的他無意間看到了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瞭解到國民黨的昏庸與腐敗，於是毅然決然地留了下來。應聘來到東北後，謝緒愷曾任大連工學院電信系講師，1952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來到東北大學（當時為東北工學院），歷任電氣工程系講師，數學系副教授、教授，是當年東北大學控制理論“第一人”，並編著有控制科學早期教材之一《現代控制理論基礎》。　據謝緒愷介紹，在自動控制科學領域，控制系統的穩定性研究是一個繞不開的課題。穩定性是控制系統最重要的特性，控制系統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總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外在和內在因素的干擾，例如運行環境的變動、控制系統參數的改變等。因而，自動控制理論的一個基本任務就是研究控制系統的穩定性問題，並且找出措施來保證控制系統的穩定運行。經過大膽假設和縝密論證，謝緒愷打破常規，給出了線性控制系統穩定性的新代數判據。此時，他剛剛32歲。

所謂“謝緒愷判據”，用謝老自己的話説就是“穩定性是系統能夠工作的首要條件，就好像人走路不穩就要摔跤，我就是要嘗試用一個代數判據來描述系統的穩定性，分別給出穩定性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這樣的判據較之經典判據計算量要小得多，因而使用起來更方便，工程的實用價值更大”。

1957年早春，中國第一屆力學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謝緒愷主動提交論文，並破天荒被邀請參加。開會當日，錢學森、周培源、錢偉長等眾多力學界大師悉數到會，盛況空前。提起這次半個多世紀前的會議，謝緒愷仍然記憶猶新：“我所在的小組共5人，一位哈軍工的老教授講完後，我第二個發言，步入會場時不覺眼前一亮，錢學森先生在第三排正中赫然就座，其後一排偏右的是著名數學家秦元勳先生，我內心非常激動，在彙報自己在線性系統穩定性方面的一些探索時，漸漸進入角色。”

令年輕的謝緒愷驚喜的是，錢學森先生高度肯定了他另闢蹊徑的創新思路，還點撥他説：“可以將你判據中的常數改為隨機變量，這項工作尚無人開始研究，肯定能出成果。”不久後，秦元勳先生在北京主持了一個微分方程討論班，並邀請謝緒愷參加，繼續深造。其間，秦元勳先生高興地告訴謝緒愷：“我已向華羅庚先生彙報了你的成果，華老一聽，馬上拍桌子説：‘成果太漂亮了’！”前輩的期許令謝緒愷備受鼓舞，激勵着他在學術的道路上策馬揚鞭。

1959年，復旦大學數學系主編的教材《一般力學》中，將謝緒愷在力學學術會議上所報告的成果命名為“謝緒愷判據”。10餘年後，瀋陽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聶義勇改進了判據中的充分條件，於是有了“謝緒愷-聶義勇判據”。清華大學教授吳麒、王詩宓主編的教材《自動控制原理》將“謝緒愷-聶義勇判據”與世界公認的兩大判據——“勞斯判據”和“赫爾維茨判據”並列，將原有的兩大判據變成三大判據，從而在穩定性方面開始出現以中國人命名的研究成果。 ^[2] 

正當謝緒愷在學術道路上意氣風發時，卻被錯打成右派分子，到昌圖農村掃馬圈改造。在常人看來，這無異於命運的一次“滑鐵盧”，卻不料成為謝老一個人生的新起點。

“回首我的人生，應該以1958年我下放到昌圖勞動為轉折點。到昌圖勞動之前，我每個月能領到149.5元的工資。有一年假期，我翻譯了一本書，就賺了3000元。就當時的消費水平而言，可謂高收入，可是我還不滿足。到昌圖農村後，我看到農民生活極度貧困，卻無怨無悔，質樸善良，在自己都吃不飽的情況下，還分土豆給我吃，這對我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震撼。”謝緒愷説，人生有兩條道路，一條路是追名逐利，追求物質享受。第二條就是我最終所選擇的，滿腔熱血地為人民服務，勤勤懇懇，將自己融入人民羣眾。想通這些，我不再患得患失，把全身心都融入教學工作中，雖然後來也遇到過很多困難，但始終能夠笑對人生。

在接下來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中，謝緒愷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中。橫跨自控系、數學系，涵蓋本科生、研究生的近20門課程，他給數萬名學子留下汗濕衣襟的背影。這位温和而堅定的老人説，就像大樹離不開泥土，自己離不開學校和學生。

“他為我們講的第一堂課是拉普拉斯變換，一下把所有學生都給鎮住了。課後答疑時，不管被多少學生重重包圍，不管問題有多難，謝老師都能對答如流，我們發自內心地佩服他！”原瀋陽市人大副主任、東北大學校友宋鐵瑜是謝緒愷的學生，回憶起當年上課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文革”開始後，學生開始停課鬧革命，謝緒愷焦急萬分，卻又無可奈何。1970年，有學生在路上偷偷叫住謝緒愷：“老師，能不能為我們補補課？”正在遲疑的當口，學生又發話了：“老師，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我看過您的檔案。”這句話讓謝緒愷熱血沸騰，冒着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風險，在由幾個學生輪流“放哨”的宿舍裏，偷偷給學生們補課，成了“文革”期間學校“復課第一人”。

1994年，東北大學理學院組建，各項工作千頭萬緒。謝緒愷受校黨委之託，69歲擔任理學院首任院長。這位早可以退休在家、含飴弄孫的老人每天早早來到辦公室，很晚才回到家中，認真思考並規劃着理學院的未來。學科發展離不開人才支撐，謝緒愷非常注重人才引進，方肇倫院士就是他任理學院院長期間，從中科院生態所引進的優秀專家，連同此後引進的10餘位博士生導師，共同撐起了理學院的人才大廈。“站得高才看得遠”，他大力倡導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使理學院形成了用高水平科研成果反哺教學的傳統……短短3年時間，謝緒愷帶着理學院逐步進入良性運轉的軌道。

到1997年離開理學院院長崗位時，謝緒愷已經是72歲的老人了。可是他仍然沒有“回家”，又受聘到網絡學院，教了8年離散數學，直到2005年才徹底告別講台。謝緒愷開玩笑地説，其實我還能上講台，我就是怕死在講台上，給別人添麻煩。

“謝緒愷是我的老師。我1980年來校攻讀碩士學位，現代控制理論課程就是謝老師教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現東北大學教授柴天佑對記者説，他一直把謝老師作為學習的榜樣，謝老師身上有許多優秀品質。一是做學問精益求精。很多人做研究急於發表文章，真正把學問做深的人很少。而一個老師是需要把學問做深的，這樣才能把課教好、把人培養好。二是對教學高度負責，能把科研和教學密切結合。我記得當年上控制理論課的時候，謝老師講解的內容推導完全是用工程來解的，體現了他對控制理論的深入瞭解和深入掌握。三是謝老師對學生充滿了愛。老師一定不能忘了初心，只有以身作則、認真負責，才能培養出好學生來。 ^[2] 

2015年，已年屆90的謝緒愷，深感現行高等數學教材內容偏重演繹推理，學生學起來倍覺吃力。他有一個樸素的心願：寫一本通俗易懂的高數參考教材，讓學生儘快手握高等數學這塊工科“敲門磚”。

謝緒愷説，“如果説數學專業的學生學數學是‘鑄劍’，那麼其他專業的學生更需要‘用劍’。作為一名老教師，想到許多學生還沒有拿下高數這個‘攔路虎’，心中總覺得不安。”

手寫22萬字書稿，手繪100多張圖表，10餘次校稿……2016年12月，《高數筆談》出版了，讓人感覺沉甸甸的。

這本書，受到如潮的好評：“深入淺出，非常棒的高數科普讀物，適合成年人閲讀”“這樣的高數教材，請給我來一打”……

而正當此書在各大書店、網上書城都供不應求之際，謝緒愷又悄悄開始了《高數筆談》姊妹篇《工數筆談》的寫作。

“數學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它的簡潔之美和邏輯力量，這給人以追求真理的勇氣。複雜問題説簡單，並不是水平就低了；簡單問題説複雜，也不是水平就高了。”為學生解決學習數學的難題，讓學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是謝緒愷“乘勝追擊”、完成《工數筆談》的動力源。

謝緒愷在書中把很多生產實際情況精煉成數學問題，或把數學定理還原成現實場景，努力讓學生產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讓他們一掃壓在心頭的困惑和陰霾。

據謝緒愷介紹，他在書中講解卷積定理的時候，以吃饅頭為例，“饅頭在胃裏消化是按指數函數遞減的，那麼我講卷積定理就從這裏入手，很多工程實際問題同吃饅頭的例子如出一轍，卷積的重要性在於為分析和解決工程問題提供了明晰的思路。”

説到概率論時，謝老舉的例子就是國際乒聯改制，從每局21分制改成11分制。“這是國際乒聯有意為之，因為通過概率可以計算出來，比賽時間越長，中國選手技術好的優勢就越明顯，勝率也就越高。”

“清朝範西屏和施襄夏都是圍棋國手，兩人的棋藝均臻化境，難分伯仲，相約手談10局，試問每人各勝5局的概率是多少？”這樣妙趣橫生、語言古樸的例題，就出《工數筆談》的第五章“概率論”裏。“根據史實，把中華文化的精彩通過數學的問題呈現出來，一點也不會牽強附會。”謝緒愷眼裏含笑對記者説，本書的寫作完全出自自己55年的教學積澱，很多例題為自己親手編制。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給學生喝一杯水，自己要先準備一大桶水。謝緒愷寫書時，書桌上幾乎沒有參考書，功夫都下在動筆之前。他説：“圖書館裏相關的書基本都要讀一遍，弄懂吃透，裝在腦子裏。寫書、教學都要厚積薄發 ^[3]  。

《現代控制理論基礎》，《高數筆談》三部曲

“高等數學是棵大樹，多少學生掛科掛在了這棵樹上。”一句調侃，卻道出了不少學生與高數交鋒的辛酸史 ^[4]  。

然而，一本僅184頁的小冊子——《高數筆談》，卻讓數學的世界不再那麼高深。這本由93歲的東北大學退休教授謝緒愷手寫的“網紅”高數參考書，出版社幾次加印售罄，微博上的求購留言多達400餘條：“老教授像拉家常一樣讓你走進高數世界”“深入淺出，非常棒的科普讀物，適合成年人閲讀”。　“這樣的高數輔導教材，給如何與時俱進地進行教學改革提供了示範。”謝緒愷的學生、中國工程院院士柴天佑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