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慶雲

謝慶雲(1900-1949)，又名卿雲，字天祥，山東鉅野大謝集鎮謝集村人。謝慶雲出生於鉅野縣一個較富裕的農民家庭，幼年在村中讀私塾，後來在鉅野縣城中的公立鉅野小學讀書。

1921年初，其與同班同學郭楚材一起投筆從戎，跟着谷良友(本縣谷莊人，曾任馮玉祥部旅長)加入到馮玉祥部隊。在河南信陽經新兵營訓練後，分配到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團孫良誠營當兵。1922年被提升為團部上士文書，1924年任旅部上尉軍需，1926年任第二師師部少校軍械員。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通電誓師，馮部國民軍加入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並參加國共兩黨領導的北伐戰爭。翌年初，部隊進駐漁關，謝慶雲先後在援陝總司令部、第二軍軍部(總司令、軍長均為孫良誠)任上校軍務處長。1927年夏，謝慶雲在馮玉祥部興辦的鞏縣孝義兵工廠任廠長，不久又調任河南省煙酒税務局局長(馮玉祥兼任河南省主席)。1928年秋，調任山東省煙酒局局長，後任公路局局長(孫良誠任省主席)。1929年春，馮蔣決裂，部隊移駐河南陝州一帶討伐蔣介石。謝慶雲任討逆軍第二路汽車管理局局長(第二路總指揮孫良誠；政治顧問宣俠父，中共黨員)。由於蔣介石用重金收買了馮部將領韓復榘、石友三，討蔣失敗。抗日戰爭爆發前後，謝慶雲先後任宋哲元部開辦的天津造幣廠廠長、熱察綏冀四省統税局石家莊分局局長、宋哲元軍部參議。謝慶雲投軍報國的政治抱負、機智果斷的軍人氣質，很受馮玉祥的賞識。而與中共黨員宣俠父的多次接觸更對他的政治立場產生了重大影響，為其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3] 

1942年春，孫良誠部改屬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孫任該集團軍副司令兼魯西行署主任，謝慶雲任該部總參議。這時，由於國民黨排斥異己，歧視非嫡系部隊，加上當時日軍為擴充偽軍、達到以華治華的罪惡目的，對孫部加緊了軍事打擊和政治收買，逼其投降。孫良誠為了保存實力，決意暫投日偽。為此，謝慶雲和師長趙雲祥、王清瀚等人多次找孫面談，堅決反對投降日軍當漢奸。謝慶雲反覆思考後，決定仍留在孫部，待機而動。孫良誠於4月22日，在豫魯交界的商丘和曹縣、定陶一帶率其第三十九軍、新編第十三旅及特務旅共2．5萬餘人，通電投降日軍。所部被編為和平救國軍第二方面軍，孫被委任為總司令兼駐開封綏靖公署主任，謝慶雲任該部第四軍副軍長兼駐南京辦事處少將處長。辦事處初建伊始，因社會接觸面廣泛，謝慶雲工作比較繁忙。1942年3月，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派中共黨員徐楚光到南京多方位開展爭取抗日力量的工作，獲取軍事情報，物色策反對象。在此期間，謝、徐相遇，謝正處於愁苦困惑之際，向徐表達了跟共產黨抗日的願望。1944年，經過多方考察，徐楚光發展謝慶雲為中共秘密黨員，並決定謝慶雲仍留孫良誠部。 ^[3] 

1944年11月，孫良誠部移駐蘇北揚州、鹽城一帶。孫任駐揚州綏靖公署主任兼蘇北16縣政務廳長，謝慶雲任政務廳副廳長兼貿易總公司總經理，並仍任第四軍副軍長、駐南京辦事處處長。此間，謝慶雲根據黨組織的指示，開始對孫良誠做策反工作。1945年7月，中共中央派第十八集團軍秘書長申伯純和中原軍區情報處主任餘義，持毛澤東勸孫良誠起義的親筆信到達揚州，擬與孫良誠談判有關起義事宜。謝慶雲負責談判的組織安排及申、餘二人的安全接待工作。申伯純、餘義二人秘密會見了孫良誠，轉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由於孫良誠對起義遲遲不下決心，談判沒有結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孫良誠部改編為新編第二路軍，孫任總指揮，軍隊駐守鹽城一帶，任務是“確保原防地，等待接收”。10月31日，中共華中分局和華中軍區集中了2萬人的兵力包圍了鹽城，並於11月1日先殲滅了第一軍三十九師潘子明部。謝認為這是策動四軍起義的最好時機，於是借路到達趙雲祥部。謝勸趙打消顧慮，決心起義。1945年11月11日上午，趙雲祥、戴心寬在鹽城四十師師部召集營以上軍官開會，宣讀反蔣反內戰起義通電，編入新四軍序列。鹽城終於和平解放，蘇北、蘇中兩個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在此關鍵時刻，謝慶雲終於完成了策反趙雲祥軍起義的任務。1946年7月，中共華中分局京、滬、徐、杭特派員周鎬與謝慶雲、郭楚材在南京秘密開會，傳達中共華中分局關於繼續策動孫良誠部起義的指示，進一步研究部署策反的步驟、方法和措施。此後，謝慶雲和周鎬、郭楚材多次與孫良誠會談，反覆做工作，但策反工作進展不大。1947年秋，謝慶雲和周鎬等針對孫良誠既腳踩兩隻船，討價還價，又害怕與共產黨聯繫起義之事被上峯發覺的矛盾心理，研究制定了對孫良誠採取一打一拉、促其起義的行動計劃。中共華中分局和華東軍區表示同意，並由華東軍區派部隊配合行動。1948年11月上旬，淮海戰役已經打響。根據中共華東分局的指示，謝慶雲與周鎬、郭楚材等加緊了對孫部的策反工作。中旬，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接近結束、黃百韜兵團及孫良誠部將被圍殲之際，謝慶雲、周鎬、王清瀚等在二六〇師師部，與孫良誠協商起義事宜。謝慶雲和王清翰等人對孫反覆勸説，終於使孫率國民黨一〇七軍軍部和二六〇師全體官兵5800餘人在江蘇睢寧縣境向解放軍投降，接受改編。孫玉田的二七〇師在向徐州逃竄時被殲。 ^[3] 

1948年12月，淮海戰役進入最後階段。謝慶雲、周鎬、王清瀚等對戰役的節節勝利，感到格外興奮。為了對奪取全國勝利多做些貢獻，他們向黨組織建議，通過孫良誠再做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司令劉汝明(原馮玉祥部，孫的把兄弟)的策反工作。中共華東分局和華東野戰軍經過慎重研究，批准了他們的策反計劃。嗣後，周、王便同孫良誠商議做劉汝明的策反工作。商談中，孫表示同意以其名義給劉汝明寫封勸降信，並提出由其副官給劉送信。孫暗中做了手腳。同月下旬，劉汝明一面把假降信息告知淮北，一面立即電告南京國民黨當局，並建議馬上逮捕謝慶雲。1948年12月25日下午，國民黨保密局特務將謝慶雲抓捕。謝慶雲等被捕後，中共南京市與上海市黨組織及其親屬多方營救，但未能奏效。保密局特務對謝施盡酷刑，終無所獲，1949年2月的一天將其裝進麻袋，拋入黃浦江中。 ^[3] 

1945年，謝慶雲、郭楚材又根據申伯純的指示，繼續做趙雲祥軍長的工作，動員第四軍單獨起義。為此，謝慶雲利用與趙雲祥多年共事結成的深厚友誼，多次找趙雲祥進行推心置腹的交談，強調共產黨對起義之舉的誠意和重視，機會難得；從“得天下者必共產黨也’’的道理到“人生一世應對社會進步有所貢獻’’的抱負……語出肺腑，情懷激切，終於促使趙雲祥下定了起義的決心。經過具體而周詳的策劃，同年秋，趙雲祥軍在蘇北鹽城宣佈起義，編入八路軍序列。此舉受到當地黨政軍的熱烈歡迎。在宣佈起義的頭天晚上，謝慶雲緊緊握住趙雲祥的手，激動地説： “太羨慕你了。趙兄先行一步，小弟不久會找你去的’’。 ^[4] 

抗戰勝利後，孫良誠部被國民黨收編為暫編第五縱隊，又先後改編為暫編第25師、第一綏靖區第107軍，孫任綏靖區副司令（司令劉汝明）兼107軍軍長，謝慶雲任107軍副軍長兼該軍駐南京辦事處中將處長。1946年7月，中共華中分局京、滬、徐、杭特派員周鎬（公開身份揚州公署總參議、國民黨將級軍統特務）與謝慶雲、郭楚材在南京雲南路西橋7號—107軍駐南京辦事處秘密開會，傳達中共華中分局關於繼續策動孫良誠部起義的指示，進一步研究部署策反的步驟、方法和措施。策反的重點對象是孫良誠和中將副軍長兼260師師長王清瀚。孫良誠在國民黨軍內一直受到歧視和排擠，尤其蔣介石對1945年趙雲祥軍的起義耿耿於懷，總想把孫部“分化瓦解”掉，這就使孫有着率部起義、投向人民陣營的可能性。王清瀚比較主張正義，思想也較為進步，從1926年起，謝、郭二人一直與王共事，關係較深，王和謝慶雲又是連襟關係，只要做好工作，他的起義該是更有把握的。經多方面分析，最後決定，由郭楚材以運銷大通煤炭而經常出入孫部防區作掩護，加強與孫良誠及親信的交往。會後，郭便以談生意、作買賣為名，常去孫良誠家中，因勢利導，在孫面前時常説些共產黨守信用、講交情、夠朋友的話。並利用國民黨中統大特務梁醒黃(負責山東省特務工作)和孫子願向孫敲詐2000萬元(舊幣)之機，促使孫儘快與共產黨聯繫。10月的一天，孫良誠約謝慶雲在蚌埠南爐橋車站會面。一見面孫就罵蔣介石“欺人太甚”，是要“騎在脖子上拉屎”。接着便説明，為留條後路，要謝慶雲負責繼續做好對共產黨方面的接待和聯繫，又囑謝要摸摸周鎬的底：“看看他是否與共產黨有聯繫，能否為我所用。”謝慶雲機警順勢促進，表示一定為此盡心盡力。12月，謝、週二人通過華東軍區聯絡部長楊凡華，把孫良誠要求與共產黨聯繫的情況，向中共華中分局和華東軍區作了彙報。華中分局決定，由謝、周、郭負責此事，並指定周可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與孫秘密談判，加快對孫部的策反工作。孫良誠得知這一情況後，開始不相信，説什麼“一個國民黨的軍統大特務，怎麼竟成了共產黨的談判代表”，待確知後，他便交待謝慶雲和郭楚材，要通過周參議與共產黨上頭交涉，商定起義的條件和具體事項。此後，謝慶雲和周鎬、郭楚材多次與孫良誠會談，反覆做工作。但孫奸猾多疑，缺乏誠意，一直以當過漢奸、與共產黨打過仗為藉口，遲遲不下決心，再加上其親信(叔兄弟關係)二七O師師長孫玉田堅持反對，致使策反工作進展不大。1947年秋，謝慶雲和周鎬等針對孫良誠既腳踩兩隻船，討價還價，又害怕與共產黨聯繫起義之事被上峯發覺的矛盾心理，研究制定了對孫良誠採取一打一拉、促其起義的行動計劃，華中分局和華東軍區表示同意，並由華東軍區派部隊配合行動。10月上旬，謝慶雲、周鎬、郭楚材、田連熙(謝慶雲副官)一起到達宿遷孫良誠駐地。周鎬首先找到孫良誠，叫孫看了蔣介石要保密局調查他“通匪”的手令。孫看後嚇得直撓頭皮，來回亂轉，答應考慮一下再説。中旬，解放軍一部按計劃向睢寧孫玉田師防區發起猛攻，很快攻進睢寧縣城，殲敵近一個營，孫良誠見事不好，立即把謝慶雲、周鎬等召集到司令部，氣沖沖地問：“你們是怎麼搞的?共產黨想叫我起義，怎麼又打起來啦?”周首先説不知其因，隨後婉言催促起義之事應有個結果，如一味拖延會有不利。簡單商議後，由周鎬縫城而讓解放軍當晚撤出睢寧城。與此同時，謝慶雲繼續做孫良誠的工作，但孫只説：“看一段再説吧。”策反仍無結果，而謝慶雲、周鎬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的身份卻有所暴露。有些反動分子藉機散佈説進攻睢寧的解放軍是周鎬、謝慶雲勾引來的。甚至有一個營長帶着幾個逃兵賴皮，跑到南京辦事處鬧事，訛詐錢財。謝、周處境十分危險。華中分局得悉此情後，立即指示他們馬上躲避一下。周鎬原計劃由宿遷乘汽車經揚州、鎮江回南京，走到鎮江時接到通知，遂換車轉赴上海躲避起來。這時，謝慶雲已回南京。華中分局派人連夜趕到南京通知他，他便乘火車繞道上海轉赴北京，以“老母病重”為由暫行躲避，一個月後才返回南京。 ^[5]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已經打響，國民黨反動政府敗局已定。根據中共華東分局的指示，謝慶雲與周鎬、郭楚材等加緊了對孫部的策反工作。他們針對孫部的軍事支柱、為孫良誠格外器重的副軍長兼二六。師師長王清瀚易於爭取的情況，決定先做王清瀚的工作。不久，王被接受為中共特別黨員，這為進一步策反孫良誠準備了條件。中旬，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接近結束、黃伯韜兵團及孫良誠部將被圍殲之際，謝慶雲、周鎬、王清瀚等在二六O師師部，與孫良誠進行着決定孫部命運的談判。談判大廳四周崗哨林立，廳內死一般的寂靜，牆上掛鐘“滴達、滴達”的聲音聽得格外清晰。孫一言不發，低着頭，揹着手，不停地來回踱着。謝、周、王三人看着孫良誠，再望望掛鐘，急躁地等待着。十幾分鍾過去了，謝慶雲首先打破沉默，嚴肅認真地説：“大哥(指孫良誠)，周參議(周鎬)不是外人，咱一家人不説兩家話。我與清瀚全仗大哥栽培提攜。過去一遇到大事，都是大哥説了算。”他稍作停頓，把話鋒一轉説：“小弟有幾句心裏話不能不説。事情很明顯，擺在我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繼續抵抗，給蔣介石當炮灰，被消滅；一條是放下武器，投降解放軍，絕處逢生。我們撇開自己的名利不説，也要為一兩萬官兵的性命着想啊”。謝慶雲話音一落，王清瀚坐不住了，站起來大聲説：“大哥，我是個直性子，一向説一不二。不能再跟蔣介石幹下去了，再幹就是死路一條，內戰以來，戰場起義、投向共產黨的部隊接連不斷，既有雜牌軍，又有蔣介石的嫡系王牌。共產黨不計前嫌，熱情歡迎。我們過去雖然和共產黨打過多年的仗，但那時是各為其主，不得已而為之，共產黨不會計較的。”這時的孫良誠靠在太師椅上，眯縫着眼，還是一言不發，但眉心的疙瘩卻越皺越緊。周鎬掃了大家一眼，聲音低沉而有力地説：“共產黨與國民黨誰是誰非，誰勝誰負，是很能看分明的時候啦。一句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國民黨獨裁賣國，民心喪盡，能不失敗嗎，且看最近兩個月率部起義的國民黨將領就有濟南戰役中的吳化文軍長，遼瀋戰役中的曾澤生軍長和東北‘剿總’副司令鄭洞國將軍，等等。他們都得到寬大，受到歡迎。這充分證明共產黨是講信用的。” 孫良誠眼皮翻了一下，又眨了幾下，似乎頗有難處地説：“要説起義，棄暗投明，我比你們還急。但就是孫師長不同意，咋辦呢，兩個師起義，一個師不參加，我這個當軍長的也不好向共產黨交待呀。” “這個問題，已與清瀚商議過了，如果孫玉田不同意，二六O師就只好單獨起義啦。不過我們希望大哥一塊起義。”謝慶雲對孫良誠的拖延伎倆非常生氣，忍不住針鋒相對地説。孫良誠外迫於大軍壓境，內困於同事力促，實感別無他途，只好示意大夥稍等一下，把王清瀚拉到一邊，疑慮重重地説：“這次戰場起義，能否保證不出事，蔣介石安插的耳目怎麼處置，我在現場是否有危險”。 “大哥放心，這些事小弟早有安排，那幾個壞蛋已被‘保護，起來啦”。孫良誠返回客廳，猛抽了幾口煙，無可奈何地説：“好吧，既然大家把話講明瞭，我同意起義。馬上召開軍部和二六。師團以上軍官會議，宣佈就地放下武器，接受解放軍改編。”至此，孫良誠終於率國民黨一O七軍軍部和二六O師全體官兵在淮海戰役前線——江蘇睢寧縣境向解放軍投降，接受改編。而孫玉田師在向徐州逃竄時被我全殲。當時共產黨報刊山東《大眾日報》登載了孫良誠率部起義的公告，毛澤東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中也敦促杜等學此先例，早日投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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