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楨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謝國楨生於河南安陽。 ^[6]  在安陽謝氏家族中，謝國楨的一支是頗受排擠的。不甚寬裕的家境，使他無緣清末民初時興的“洋學”。 ^[5]  謝國楨小時未進正式學校接受教育，由善書能文的祖母撫養長大。祖父謝愃（xuān），嗜書成癖，插架甚豐。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文史產生興趣。 ^[3]  謝國楨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私塾中度過的。 ^[5] 

民國八年（1919年）春，18歲的謝國楨離開家鄉求學北京，就讀於北京匯文學校大學預科。投考北大，三年未中。 ^[6]  後隨吳北江（桐城派大家吳汝綸之子）學習古文詩詞，併兼做家庭教師，半教半讀。 ^[3] 

民國十四年（1925年），以頭名考取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在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諸先生教誨、指導下從事史學研究，對明清史和目錄學用力尤多。清華園的學習，對其一生教學與科研影響極大。其間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了《明季奴變考》一文。 ^[3] 

民國十五年（1926年），謝國楨於清華國學研究院結業，名列第一。民國十六年（1927年）隨梁啓超到天津，在其家教授梁氏子女讀書。在梁啓超指導下，他研究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和蒐集明清之際的資料，飽覽了梁家藏書。經梁啓超介紹，謝國楨又遍覽了朱希祖、倫明、傅增湘等名家藏書，併成為梁啓超的得力助手。梁啓超逝世後，他到北京圖書館擔任編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長達十餘年。在北京圖書館，他大量閲讀館藏及故宮博物院、東方文化會等處藏書，還南下江浙，北上大連、瀋陽，甚至東渡日本訪求書籍。 ^[3] 

民國十七年（1928年），經梁啓超介紹，謝國楨應聘到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工作，並在那裏先後完成了《清初三藩史籍考》《晚明流寇史籍考》和《清開國史料》等史籍考證研究成果，在其基礎上，謝國楨完成了一代史學名著《晚明史籍考》。 ^[6] 

民國二十年（1931年），他完成了80萬字的《晚明史籍考》20卷。柳亞子稱詡：“這部書，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晚明史籍考》被譽為“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參考書”。 ^[3]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謝國楨經胡適、傅斯年介紹，到南京擔任中央大學專任教師，教課之餘，著成了《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1934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問世。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謝國楨來到長沙，供職西南聯合大學圖書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應中華文化基金會之邀，謝國楨回北平典守北平圖書館的金石圖書，曾為中日庚款基金委員會所辦的東方圖書館編寫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後受周作人延聘到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 ^[3]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謝國楨在北平臨時大學任教。1946年，他返鄉省親，途中偶遇范文瀾，受其委託去上海為華北大學採購圖書。1947年，供職於上海大中銀行，兼在開明書店編寫書稿，校輯《鮚埼亭集校注》，編著《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 ^[7] 

1948年秋，由錢穆介紹到昆明雲南大學和王華書館講學。擔任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授。 ^[7]  1949年，遵范文瀾之意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10月被推薦到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 ^[3]  講授明清史、目錄學與歷史文選。 ^[7] 

新中國成立後，謝國楨更加勤奮教書、著述。1957年底，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為止。反右運動掀起後，謝國楨調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科院），在歷史研究所一邊接受思想改造，一邊繼續明清史的研究。 ^[7] 

1957年，謝國楨的舊著《顧亭林學譜》再版，並推出新著《南明史略》和《清初農民起義資料輯錄》。1960年又出版了專門介紹明清筆記史料的《明清筆記談叢》。 ^[3] 

1964年，在四川大學紀念顧炎武延辰35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謝國楨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明末清初的學風》。這是剛主師對於明清史研究學術思想的集中體現，是其“生平研治學問旨趣的所在”，也堪稱是先生學術論文的代表之作。 ^[5]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謝國楨受到殘酷迫害，在艱難的條件下編成了《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初稿，他又從漢代石刻畫像中受到啓發，完成了《兩漢社會生活概述》初稿。 ^[3] 

1982年9月4日，在北京住院治療的謝國楨因病情惡化、搶救無效而去世。 ^[7] 

在這些史學實績的形成過程中，特別是自解放後，謝國楨對明清筆記小説類型的資料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箇中妙處和光景只有他個人才能領悟。先前，人們在歷史研究中，最看重的和主要使用的是正史的記載，對不登大雅之堂的筆記小説很少給予過多的注意；這和當時社會的發展水平以及社會對史學研究的需求是相一致的。

從上個世紀20年代始，人們已開始注意到文化學和基層社會的研究，並因此意識到為建立新史學必須拓寬資料的範圍，然而對筆記小説資料的大量利用和價值的系統認識卻步履遲緩。研究明清歷史，單取資於“事多隱諱”、“語焉不詳”、人物傳記寫得“呆板枯滯”的正史是遠遠不夠的，而補充正史材料之不足的文獻類型也有多樣，“那只有從當時遺留下來的明清兩朝‘實錄’和我們鄰邦朝鮮李朝‘實錄’等書以及當時地方政府所儲存的檔冊、情報、公文、閲件等史料入手，還有當時地方當局所編修的地方誌書和每一時代有心人士所記錄下來的野史筆記以及所作的詩文集，我們亦應當從中求之”。

而謝國楨對其中的筆記小説則情有獨鍾，正如他自己所説，“我研究歷史，側重於明清交替之際，並着眼於古代文獻和社會經濟這一方面，而搜輯史實，研究問題，想從人所不甚注意的野史筆記當中尋找滋補的材料。”

因此，謝國楨對明清筆記小説的介紹、利用和出版以及對明清筆記小説的價值認識，是他史學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他對明清史學的重要貢獻。

在清華期間，謝國楨與與梁啓超的師生情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曾館於天津“飲冰室”，擔任梁家的“家庭教師”，教梁先生子女梁思達、梁思懿等人。在“飲冰室”期間，謝國楨除了教思達、思懿諸人讀書習字外，隨梁啓超從事研究，努力深造，也是重要的內容。他回憶道：“當時我還年輕，要教育兒童，從事科研編纂的工作，真是慄慄畏懼，不知從何處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對待學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餘飯後，他最喜歡談天，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使人聽了忘倦。”（《我的治學經歷》）“先生著述之暇，尚有餘興，即引楨等而進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講，有時吸紙煙徐徐而行，楨與思達等坐而聽。……每飯餘茶後，茗碗之間，為楨講研究歷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際史蹟，楨輒筆記之。”（《梁啓超先生少年逸事·後記》）從這些記述中能夠感受到當日“飲冰室”中他們師生朝夕相處，情同父子，相與論學的怡然之情。在梁啓超講授和指導下，謝國楨開始研究明末清初的學術思想並蒐羅相關資料，動筆撰寫《晚明史籍考》一書。柳亞子稱讚此書“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謝國楨也由此奠定了其在學術界的地位。 ^[6] 

謝國楨撰寫了《明季奴變考》《清初東北流人考》《南明史略》 ^[1]  《清開國史料考》《晚明史籍考》（解放後又兩次出版了增訂本）《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等重要著作和大量學術論文，編纂了《清初農民起義史料輯錄》《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等資料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