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和賡

謝和賡當過許多人的秘書——馮玉祥的秘書、吉鴻昌的秘書、李宗仁的秘書、白崇禧的秘書，甚至是蔣介石大本營國防會議的秘書，以及國民黨中央軍委的秘書等等。謝和賡的卧底經歷受到二哥謝鐵民影響很深。謝鐵民是廣西中共黨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廣西學生愛國運動的領袖，在1927年蔣介石實行“清共”時英勇就義了。二哥謝鐵民的影響和遭遇讓謝和賡很早就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謝和賡早年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1932年底，面對“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國難，他毅然投筆從戎，奔赴察哈爾抗日前線。翌年3月，他經馮玉祥部隊中的中共人士宣俠父的介紹，秘密加入共產黨。在抗日同盟軍中，謝和賡是一個三等兵。由於表現出眾，他被吉鴻昌委任為上尉秘書兼司令部教導隊教員，還先後擔任過馮玉祥和吉鴻昌的秘書。

察綏抗日同盟軍失敗後，黨組織派謝和賡潛回廣西，打入桂系勢力的上層，宣俠父也隨同謝和賡去對桂繫上層進行統戰工作。行動之前，中共北方局向謝和賡交代了工作原則：一、站穩腳跟，調查和研究桂繫上層的軍政情況；二、設法爭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三、秘密開展發動全國抗日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四、每月或兩個月寫信給天津吉鴻昌（其時已秘密加入共產黨）的飯店經理，隨便説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不用真名，作為與組織的聯繫方式。當時謝和賡的代號是“八一”，他只與宣俠父保持單線聯繫，直接受周恩來和李克農的領導。

在南下前，謝和賡手持吉鴻昌的信函，上泰山拜見了馮玉祥，馮玉祥也為謝和賡寫了一封介紹信。馮玉祥還答應給李濟深寫信，請李濟深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薦謝和賡和宣俠父。此前桂系在崛起和反蔣的過程中曾得到過馮、李的支持和幫助，於是看了他們的介紹信之後，李宗仁和白崇禧便對謝、宣有了一定的信任，決定留用二人。

1934年冬，謝和賡被派任廣西省工商局研究員及建設廳工商科一等科員。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計劃和章程，其內容基本迎合了當時桂系標榜“自治、自衞、自給”的所謂“三自”政策，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許。隨即，謝和賡被授予一枚第五路軍總部的特別出入證章，憑此無須經崗哨通報，便可隨意出入李、白的住處。謝和賡感到時機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薦同來的宣俠父，稱其此前在黃埔軍校以文武雙全著稱，又擅於做聯絡工作。於是，宣俠父被委任為廣西綏靖公署上校諮議。謝和賡和宣俠父在桂系站穩之後，常常在工作之餘去邕江江畔的臨江花園秘密接頭，彼此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商量應對之策，並向中共黨組織彙報有關情報。

1937年8月2日，蔣介石電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計。當時鑑於桂系與蔣介石嫡系的歷史恩怨，以及對形勢的判斷，李宗仁等反對白崇禧應邀前往，白崇禧舉棋不定。謝和賡則感到時不我待，連夜寫信報呈白崇禧，直言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蠶食中國的政策只會加快，絕不會改變，且國共矛盾將降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將上升為主要矛盾。逢此全國抗戰的局面，抗日救亡必將成為國家生活中的主題，此時蔣介石不會也不可能一意孤行，與全民抗日的大局背道而馳。他建議白崇禧應以民族利益為重，摒棄成見，順應民心，迅速赴京，如此才能實現全面抗戰，而桂系也如此才能打出廣西，並提高在全國民眾中的聲望。白崇禧讀信，深覺其言之有理，遂決定如約飛赴南京，並要求謝和賡一同前往。

中日大戰在即，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謝和賡則被白崇禧任命為其身邊的中校機要秘書，職責系處理日常文件和函電。不久，白崇禧又推薦他就任大本營國防會議秘書，其職責為在秘書長張羣手下進行國防會議記錄和辦理相關事務。是年10月，戰局愈加險惡，日軍業已開始向南京迂迴靠近。謝和賡根據敵我綜合情況，總結抗戰以來的正反經驗，寫成一份建議書——《全民性全國軍事總動員綱要》。建議書寫就後隨即通過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李克農將文章轉呈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時報呈白崇禧。白崇禧讀後大加讚賞，並採納了其中的一些意見，將其歸納為後來流傳為抗戰名言的“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李宗仁得知後也讚不絕口。不久，謝和賡又被破格提升為上校。

11月，淞滬會戰國民黨軍失利，上海淪陷，隨即日軍急攻南京。就在南京淪陷之前，謝和賡隨指揮部開赴戰時臨時首都武漢。在武漢時，白崇禧又讓謝和賡寫了一份《軍隊政治工作與羣眾政治工作之關係》的講演稿。為此，謝和賡找到了李克農，請求黨組織提供相關的材料，隨後謝埋頭研究和起草，寫成後又經李克農轉交周恩來審閲。周恩來隨即認真審閲，並進行了較大的修改，主要是以白崇禧軍訓部長的口吻，避免了在政治訓練的原則和方法方面與中共過於相似。不久，根據這篇謝和賡起草、周恩來修改的講演稿，白崇禧向其部師以上幹部和師級政工人員進行了訓話，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謝和賡隨第五戰區司令部撤往廣西桂林，隨即李克農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此時，由洪深、金山率領的上海抗戰演劇二隊也來到桂系所轄的第五戰區宣傳，而此前該隊在南京時，謝和賡曾奉命探望，他對演劇二隊的人員已非常熟識，特別是對隊中的女主角王瑩，更是別具情懷。王瑩是20世紀30年代活躍於劇壇、影壇、文壇的三棲明星兼作家，15歲時加入共產黨，又曾在上海藝術學院、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等校讀書，還遠去日本留過學，因主演了夏衍創作的國防戲劇《賽金花》而聞名上海灘。

此時，李宗仁與夫人郭德潔邀請該隊來桂林演出，還打算由廣西省政府資助他們赴南洋演出，通過向華僑宣傳抗戰，募集抗日資金和物資。演劇二隊來到桂林後，更名為“中國救亡劇團”，他們的演出，深受廣西各界好評，而謝和賡更加成為追星一族。謝和賡曾與白崇禧夫人馬佩璋的表妹杜榮結婚，但兩人沒有感情基礎，所謂志不同道不合，結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僅僅維持着一樁婚姻關係。謝和賡接觸到王瑩之後，心有所屬；而王瑩也鍾情於這位英俊的青年軍官，並十分同情他的境遇。謝和賡和王瑩陷入熱戀後，在社會上和黨內，許多不知內情的人們卻對他們提出了非議。

此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為了爭取美國支持中國抗戰，國共兩黨都向美國派遣了一批留學生，以便對美國各界開展外交和統戰宣傳，謝和賡和王瑩兩人也被推薦到美國留學。行前，周恩來分別與謝和賡、王瑩談話，周恩來説：“你們的戀愛關係完全正當，到了美國後，希望你們相依為命，互相學習，真誠相愛。但為了工作，小謝還不能解除舊的婚約，在舊關係解除之前，（你們）暫時不能結婚，也不能同居。這是中央的規定。”

1942年，謝、王兩人分別以國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視察員、學習員的身份赴美留學，其間他們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相處。新中國成立後，謝和賡收到家人寄來的其與前妻離婚的判決書以及刊登有前妻與他離婚通告的《桂林日報》，才於1950年2月和王瑩正式結婚。

在美國，謝和賡先後在美國世界事務學院、美國西北大學、費城州立大學研究院學習。王瑩則先後在貝滿學院、耶魯大學學習，另外她還去鄧肯舞蹈學院學習過舞蹈。其間，謝和賡曾接辦了美國華僑報紙《紐約新報》，任代總編輯一職，負責翻譯和撰寫社論的工作，並充分利用這個輿論陣地，廣泛宣傳中共抗日救國的方針政策，爭取廣大愛國華僑和美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鬥爭。王瑩則被推選為中國代表參加了世界青年學生代表大會，曾到美國各地的工廠、學校演講，並用英文演唱中國的抗戰歌曲，大大激發了華僑的愛國熱情。她還組織一箇中國劇團，並首先應羅斯福總統夫婦的邀請，專程到白宮演出，隨後又率團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

1954年冬，美國掀起了一股反動的“麥卡錫主義”風潮，謝和賡和王瑩此時的身份已經暴露，他們被美國移民局扣押，並被投進哀離思島的監獄，當時美國當局還威逼他們加入美國國籍，受到兩人的嚴斥。

他們的狀況被周恩來得知後，周恩來馬上指示中國外交部通過第三國向美國進行交涉，並以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國戰俘來換回兩人。1955年元旦之夜，謝和賡和王瑩終於回到了北京，隨即受到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的親切接見。周恩來説：“你們夫婦倆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你們的使命，對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歸國後，謝和賡曾任《世界知識》雜誌的高級編輯兼歐美組組長等職，還曾被調到外交部工作；王瑩則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擔任編劇一職。

1957年，謝和賡因在“鳴放”期間提出“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勞改。由於周恩來和董必武的出面干預，一年後他得以重返北京。1966年“文革”爆發，此前因江青早年在上海時曾與王瑩爭演話劇《賽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對王瑩有積怨。不久，王瑩、謝和賡以“美國特務”的罪名，被關入秦城監獄。1975年春，當時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得知了他們的情況後，遂指示有關部門將謝和賡釋放出獄治病（在被關押了8年之後，謝和賡已兩耳失聰，不能言語，又喪失了思維能力）。此時，王瑩已死於獄中。謝和賡和王瑩的冤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平反，此後謝和賡仍在外交部工作，直至2005年去世。 ^{[3]  [6]} 

台兒莊大捷，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共禦外侮取得的重大勝利；是前線廣大愛國官兵眾志成城、浴血奮戰的結果；是各級地方黨組織發動民眾踴躍支前的結果；也是戰鬥在隱蔽戰線上的中共秘密黨員積極努力的結果。當時，有一批中共秘密黨員奮戰在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部中，為戰役決策出謀劃策，甚至直接參加戰鬥，在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3月，台兒莊戰役開始後，在武漢的白崇禧幾乎每天都要與在徐州的李宗仁通電話，交流前後方的情況，重點是通報前方戰事，兩人談話往往要持續到深夜。謝和賡一直陪伴在白崇禧的身旁，做好電話記錄。為了保密，李宗仁、白崇禧在通話時喜歡用地方方言和暗語。白崇禧讓謝和賡與另一位秘書一起研究擬定了暗語，如稱蔣介石為“趙小姐”、汪精衞為“李娘”、中共方面為“錢先生”等。一天夜裏，周恩來和葉劍英來到白公館會見白崇禧，商討津浦路防禦戰的作戰策略。周恩來建議説，在津浦線南段，由李品仙、廖磊兩個集團軍在新四軍第四支隊的配合下，採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於遼闊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線南段的日軍時刻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支援南下日軍。而在徐州以北，則使用主力，採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白崇禧聽後大為讚賞，他立即用電話將周恩來的建議轉告李宗仁。會談結束後，為了不走漏風聲，白崇禧讓謝和賡用自己的專車把周、葉二人送出白公館。謝和賡藉機把參加台兒莊戰役的中國軍隊番號、人員、裝備和駐防地點等情況報告給了周、葉，以便二人在研究戰役動態時使用。

1938年3月24日，蔣介石偕同白崇禧、林蔚、劉斐前往徐州視察戰事，謝和賡跟隨前往。下午，他們一行在李宗仁、李品仙等人的陪同下，乘坐鋼甲車到台兒莊前線巡察。此時，台兒莊戰事正酣，為不暴露目標，鋼甲車在台兒莊南車輻山站停下，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等下車徒步來到位於台兒莊南站橋洞內的第二集團軍第三十一師指揮所。謝和賡為他們3人拍了一張著名的合影照，蔣介石居中，李宗仁站在右邊，白崇禧站在左邊。在師指揮所，蔣介石瞭解情況後，決定繼續抽調部隊增援第一、第五戰區。第五戰區應更大地消耗敵人，爭取更多的時間，以利全局。並令隨行的白崇禧、林蔚、劉斐等組成臨時參謀團，留在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

在台兒莊前線，作為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經常跟隨白崇禧到前線視察戰事，對參加台兒莊戰役的各級軍官也很熟悉。當王銘章在滕縣以身殉國的消息傳來後，謝和賡異常悲痛，寫下了詩《悼王銘章師長》：“風蕭蕭兮易水寒，猛將銘章不復還。率師三千戰萬敵，犧牲換得危局安。” ^[4] 

謝和賡早在1926年便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説《永遠在初戀》，專著《半殖民的中國經濟概觀》《全民總動員綱領及發動全國游擊戰爭方案》《王瑩、謝和賡詩文選集》《國共關係中的我》，電視劇劇本《王瑩謝和賡》，論文《論美國傾銷政策對中國經濟之影響》《論廣西的出入口貿易》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