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侖仙

1911年夏，謝侖仙從金陵兩江督標巡警學校畢業之後，身着長衫，肩負行囊，沿着長江流域開始了一次數千裏行程的漫遊。數月之後，作為這次行程的重要收穫，一冊題為《擊築狂吟草》的詩集在故鄉沭陽縣被人爭相傳閲、抄錄乃至翻印。

長江流域的漫遊，可以説是謝侖仙實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廣泛接觸社會實際，磨鍊自身品格意志的一次實踐。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辛亥革命的前夜。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亡國慘禍已迫在眉睫，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的思潮愈益深入人心，而相對強大的封建勢力和因循守舊的社會心理卻又極盡摧殘和扼殺新事物之能事。旅行途中，青年謝侖仙目擊時艱，心潮起伏，憑着詩人特有的敏感，滿懷時代的苦悶，從心靈深處迸發出一聲聲悲憤的吶喊。目睹西方列強對我國領土的瓜分豆剖，他感到憂憤無比，報國無門：“風潮陡起亞洲東，聞道瓜分淚欲紅。願乞黃沙埋傲骨，憑誰青眼識豪雄”；對那些貪鄙誤國的封建權貴切齒痛恨：“中原事業消胡馬，當代衣冠總沐猴”，“愴神怕看殘山水，罵賊羞存碎齒牙”，“留得步兵狂眼在，看他蠅狗獨全軀”。從“無涯喪失緣株黨，絕代功名付議和”等詩句，可以看出他對戊戌政變以來清廷黑暗政治的強烈不滿；而“消愁慣向東門嘯，狂病而今勝昔時”，又透露出一場革命風暴即將來臨的訊息。殘破的祖國山河激起他深深的憂患意識：“河山剩有興亡感，羈旅何堪家國憂”；聯想到地方黑暗勢力的猙獰面目，他不禁感嘆：“故里淮陰久冷齒，他鄉王粲怕登樓”。而更多的時候，一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渴望為國家民族利益英勇獻身的激情湧動心頭：“秋雨檐前孤影寂，楚歌聲裏熱潮來”，“共君且奮同仇志，不上新亭作楚囚”，“沙漠立功豪傑志，快心原不在封侯”。

謝侖仙的詩歌，充滿時代氣息，飽含愛國激情，風格熱情奔放，音調鏗鏘有力。它以戰鬥的姿態，匯入了南社為旗幟的進步詩歌潮流，不僅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引起強烈共鳴和由衷喜愛，而且博得了許多以舊學為根基的人們的擊節稱賞。當時有人形容自己的閲讀感受是：“如遇電氣治病，壘塊悉消，神經愉快，不可名狀”，當非虛語。

辛亥革命後至大革命前夕，謝侖仙曾先後在沭陽縣立小學、中學、師範任國文教員，並曾擔任縣教育會副會長。這段時期，他與地方上的進步知識分子馬如驥（同盟會員）、孫德培、吳谷峯、劉葵中等人志趣相投，過從甚密，並以同仁書店、讀書會、《沭聲》刊物為陣地，努力傳播“五四”新文化，積極投身各種社會政治活動。在地方進步力量與以程廉泉為首的土豪劣紳勢力的長期鬥爭中，他被人們視為“智多星吳用”式的智囊人物，一直髮揮着中堅作用。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真理，他閲讀了大量進步書刊，特別喜愛中共早期黨員肖楚女編輯的《中國青年》刊物，先後讀了肖的許多文章，並與之長期通信，由此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薰陶。這一階段，他還寫有《讀史心論》、《時事評論集》等著作，並曾更名“能先”，以示在民主革命的潮流中奮勇爭先之志。

1926年，在大革命形勢的鼓舞感召下，他與好友孫德培一同赴武漢，參加國共兩黨合辦的黨務訓練班學習。在此期間二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數次聆聽毛澤東講課。“四·一二”政變後，謝侖仙逃出魔爪，潛回沭陽。當時沭陽的土豪劣紳勢力仍很強大，舊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遠未完成。他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利用自己多年形成的影響，以國民黨沭陽縣臨時執監委員會秘書的公開身份，團結地方國民黨組織的左翼力量、進步青年和開明士紳，在異常複雜的環境中繼續堅持鬥爭。不料老奸巨猾的程廉泉等土豪劣紳以金錢為後盾，巧妙地利用了國共分裂的政治形勢和國民黨軍政之間、寧漢之間的派系鬥爭，在1928年初依靠國民黨新軍閥勢力製造了震驚一時的“一·六”慘案，殺害進步人士，將謝侖仙等人逮捕入獄。同時入獄的還有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的王潔予、李祥麟、吳強（《紅日》作者，時名汪大同）等人，其中王潔予系謝侖仙的學生，後來成為“左聯”首批成員。謝侖仙在獄中遭受嚴刑拷打，堅貞不屈，作詩明志：“北極有星遵大路，臨明黑暗漫嗟愁，志同義合斯民濟，埋骨何妨共一丘。”

由於地方各界民眾和友人的奔走援救，謝侖仙等人入獄月餘後獲釋。此後，他曾赴南京申訴。又曾輾轉于山東、上海等地，意在尋找黨組織。後來居住上海的亭子間辦小報，由於經濟窘迫，生活艱苦，染上肺結核病，不幸於1932年初在沭城家中溘然長逝。臨終前，他諄諄勉勵探望自己的青年自強不息，為抗戰、救亡、興國事業而奮鬥。家鄉的人們沉痛悼念這位為國家民族的振興奉獻了一生的精英人物。有兩副輓聯對他的生平作出高度概括和恰當評價：

學古學今器識文章堪啓後

愛民愛國操行節概最能先

平生無私仇恨惟民賊

當前深國難痛失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