諭中原檄

元朝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經過數十年的統治，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發了元末農民起義。濠州農民朱元璋崛起於亂世，定都金陵，自稱吳王，並先後平定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一方的勢力，據有東南。接着，朱元璋於1367年建年號為“吳元年”，決定北伐滅元，一統中國。吳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丞相徐達為徵虜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25萬人由淮河入河南，北伐中原。在這種背景下，朱元璋手下謀士宋濂起草《諭中原檄》，作為北伐的綱領性文件。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登基為皇帝，改國號為“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達的北伐大軍攻入大都，元朝滅亡，明朝確立了對全國的統治。《諭中原檄》作為見證元明更迭的重要政治文獻，亦永垂史冊，廣為傳誦。

《諭中原檄》最開始並沒有註明標題及作者，明代中葉程敏政所輯《皇明文衡》中冠以“諭中原檄”的題目，並署作者名為宋濂，為後世所普遍採用。但據《宋文憲公年譜》記載，宋濂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四月返金華鄉居，直至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復自潛溪還”；其間至正二十五年八月丁父憂，二十七年（1367年）冬“服闋”，並未有在吳元年（1367年）十月起草檄文的記載。另外宋濂的文集中也沒有收錄此篇，直到清朝宣統三年（1911年）金華府學教授孫鏘編的《宋文憲公全集》才補入《諭中原檄》。因此宋濂是否為《諭中原檄》作者尚存疑。

《諭中原檄》的核心觀點即朱元璋政權的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但其對象並非是整個中華，而是“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換言之即華北漢人。朱元璋政權在此之前從未公然以華夷之辨標榜，在發佈《諭中原檄》前一年所頒佈的《平偽周榜》中，朱元璋政權還痛斥投靠元朝的張士誠對元廷不忠；而在與北伐同時進行的南征中，明軍檄文也沒有以“恢復中華”相號召。可見《諭中原檄》中提出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僅是針對中原之民進行的政治宣傳。究其原因則是由於華北漢人被女真、蒙古等異族統治兩百多年（幽燕一帶更是處於異族統治四百多年），其華夷觀逐漸淡漠，甚至發生顛倒，反而認為南方為蠻夷，因此朱元璋政權才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向華北漢人灌輸華夷之辨的民族主義意識，以防止華北漢人“反為我讎，絜家北走，陷溺猶深”的狀況發生。 ^[2] 

具體而言，《諭中原檄》的政治訴求可歸納為三點，即“天命移轉”、“文化道統”與“招降勸誘”。首先該文並未否定蒙元的正統地位，甚至讚賞元初“君明臣良”的局面，但後來元室子孫不肖並且“天厭其德”，使天命移轉。然後又從種族和文化兩個層面來論述“天命”該由何人承受，從種族來説，“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而且“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因此必須是中國人（漢人）為真命天子；從文化來説，通過批判北方的“數雄”即李思齊、王保保等軍閥，指責他們不講綱常道義，“為生民之巨害”，甚至“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因此只能由以“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為己任的“聖人”——朱元璋來承接“天命”。最後又勸中原之民不要跟着元朝走，號召他們共同響應朱元璋北伐，同時又招撫蒙古人、色目人，以達到擴大自己陣營、分化孤立元廷的目的。 ^[3] 

《諭中原檄》被記載於官方文獻《明實錄》中，同時也被《續資治通鑑綱目》、《皇明文衡》、《皇明詔令》、《皇明詔制》等20餘種公私文獻所收錄。在其流傳過程中，其版本屢遭刪改，反映出時局及人們觀念的變化。

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變”以後，邊患日益嚴重，反蒙情緒在朝野逐漸深化，影響到了元朝的正統地位。在明成化年間成書的敕撰史籍《續資治通鑑綱目》中，收錄了《諭中原檄》一文，但已被刪減許多，如“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憑陵跋扈，遙制朝權……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等承認元朝正統性或可能透露出朱元璋與紅巾軍關係的句子，這一刪改版被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的程敏政編入《皇明文衡》中，並以“諭中原檄”為題、宋濂為作者，使後世都因襲這一版本；而另一參與編修《續資治通鑑綱目》的官員丘濬所編《世史正綱》也收錄了刪改版，並在其基礎上又刪掉了“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一句。從這些對《諭中原檄》所做的修改可以看出明中期以後華夷之辨的意識逐漸濃厚的現象。 ^[3] 

到了滿洲人入主中原的清朝時期，由於《諭中原檄》中含有“以北狄入主中國”、“胡虜無百年之運”等文字，又成了政治上的一大忌諱。後來《皇明文衡》等書籍在被清人收入《四庫全書》時，其中所載《諭中原檄》又都被四庫館臣心照不宣地刪去了。其中一個四庫館臣的審查意見是：“查此錄系明陳九德刪次……中間惟宋濂《諭中原檄》及他文內詞意偏謬者應行刪毀外，其餘尚無干礙，應請毋庸全毀”。 ^[4]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乾隆皇帝對《續資治通鑑綱目》所作御批中，也刪節或篡改了《諭中原檄》中涉及華夷之辨的大量內容。當然《諭中原檄》亦未被清廷編修的《明史》所收錄。

到了清末，由於革命黨人排滿的需要，又將朱元璋視為民族革命的先驅，對《諭中原檄》大加推崇，如革命黨人劉成禺説：“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啓迪後人者深也。” ^[5]  《諭中原檄》中的“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依據也變為革命黨人的口號，如孫中山在1894年和1905年創建的興中會和同盟會的綱領中都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句。

雖然《諭中原檄》提出“驅逐胡虜”，但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又提出了“華夷一家” ^[6]  ，與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後提出的“五族共和”相似。

明人高岱在其著作《鴻猷錄》中收錄了《諭中原檄》後，評論道：“我聖祖諭中原一檄，詞嚴而義正，理直而氣昌，雖《大誥》、《牧誓》何加焉！” ^[7] 

清末革命黨人劉成禺評價《諭中原檄》説：“自明太祖傳檄驅胡，漢遺民得重見漢官威儀者，傳誦弗衰，幾與六經媲。尊嚴漢族，光復武功之盛，即斯可見，而流風遺韻，沁漬於人心。讀是檄者，每不勝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獲，啓迪後人者深也。” ^[5] 

歷史學家吳晗對該檄文有如下評析：

“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傑作，代表幾千年來儒家的正統思想。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兩點：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別強調夷夏的分別，特別強調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過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現在要‘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了，這兩句響亮動聽的口號，比起紅巾軍初起時所提出的恢復趙宋政權，已從狹隘的恢復一個已被遺忘的皇家，進而為廣泛的恢復民族獨立，進步何止千里！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地獲得全民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打動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復興道統，亦即舊有的文化的思想的系統之恢復。文中指出‘禮義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説‘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綱是紀，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來維持統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套在這一個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國，開頭君明臣良，還能夠綱維天下，中期以後，這模子被破壞了，弄得亂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綱陳紀，救濟斯民’，重建舊模子，恢復這個世世相傳的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這比之紅軍初起時所宣傳的彌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的理想世界，已進而為更切實的具體的文化的生活習慣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廣泛地獲得那苦於社會動盪的小民的擁護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罵元朝，説他破壞傳統文化，説他政治貪污腐化，營私毒虐，是個壞政府，上天已經厭棄他了。

罵元朝將軍，河洛指擴廓帖木兒，擴廓原來是漢人，名王保保，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兒養子，元帝賜以蒙古名，是抬舉他算蒙古人的意思。關陝指李思齊等四將軍。罵擴廓用外族名字，以夷變夏，跋扈要君。罵李思齊説他製造內亂，不忠於國。這兩批有實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作華夏之主。那末，誰應該來治理中國呢？下一段指出當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這一身份，以後極為元璋所喜愛，有時也稍變花樣，説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無論對內對外的詔令文告，有理無理都要插進這一句，成為賣弄成就的口頭禪了。

妖人當然是指韓林兒。此地插進這一稱呼，等於禿子罵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訴北方人民，我在罵妖人，可見我決非妖人，我説‘妖人已滅’，更可見我決非妖人。你們也許有怕紅軍的，我並非妖人，你們不必害怕。這説法表白他正面是講禮義的，不同於元朝，也不同於紅軍，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銷了過去十七年來他是紅軍頭目這一事實。

臨了，説明要‘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掮出逐虜雪恥的使命。

最後，為了緩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聲明只要他們知禮義，加入中國文化系統，也就承認是中國公民，和中國人民一樣看待。

前一年討張士誠的檄文，只是消極地踢開紅軍，空洞地罵元政府。到這時候，才鮮明地具體地積極的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和保持傳統文化的政綱。這是元璋幕府裏儒生羣的再一次勝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轉變。

這一宣傳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為已經不再是被毀滅的對象了。北方的農民也明白了，吳軍之來，是為了恢復秩序，安定生活。官吏們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樣死命作戰了，因為檄文説只要願為臣民，就可得到保護。除了蒙古皇帝和貴族，全被宣傳感動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過槍尖來殺韃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軍因之得以順利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收復已經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統一全國。” ^[8] 

國學大師錢穆評價該檄文説：

“於（元明）易代之際，而正式提出中國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見，惟此一文。然其於元之統治，既曰天授，嗣稱天厭，僅論其命，未伸吾義。又曰：當降生聖人，而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又若退避不敢自居，何也？至雲：予恭承天命，始自居為天降以安中國之聖人矣。然又曰：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仍自隱約謙讓，不欲明白以天降之聖自居。氣和辭婉，從來檄文，殆少其例。此非在當時無正義嚴辭可陳，實由羣士仕明，鮮能深明夷夏之大義，又不深知民心之向背，敵我之勢，至此猶若不能確切自信，此乃七八十年來異民族統治積威之餘，士大夫內心怯弱而後有此現象，固不得責備於景濂（宋濂）一人也。” ^[9] 

學者蕭公權評論《諭中原檄》説：

“及朱元璋起兵，始根據民眾仇元之心理，明揭攘夷之口號。……此檄詞旨激揚，實為二千年中創見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檄中雖仍襲古義，以文化區族類，然其‘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安之’一語已與民族主權之意相近。而‘中國居內以制夷狄’之一語更略似帝國主義者優秀民族之説。此皆由九十年異族凌辱之痛苦經驗中醖釀以出，代價雖高，結果則甚大也。”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