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註疏

案何注皇疏皆以道家思想解論語，又於名物制度無所考訂，頗為學人所不滿。北宋時遂由朝廷於鹹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昺刪除皇疏之文，而歸向儒學本來之義理，又加名物制度之疏解，遠勝皇疏。其後此書成為論語之標準註疏。此書原依何注分為十卷，後析為二十卷，則是依論語篇數。傳本甚多。

《論語註疏》是十三經注疏中的一種。在朱熹《四書》流行以前，《論語》和《孝經》是人們初入學的讀物。《論語註疏》吸收了北宋以前人的註釋，如何晏等人《集解》所引諸家註解，因此這本書是幾個時代注家們的共同成果，保存了不少古注。

隨着時代的發展，語言也在不斷地變化，有些詞語漸漸在常用語中消失了，有的詞語雖然沒有消失，但如今它的意思已經變化了。前一種情況，我們藉助學者們的研究可能會弄清楚其本來面目，但對於後一種情況，我們則很有可能失之於先入為主而產生誤解。如《論語·為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中的“攻乎異端”很可能就被理解為“攻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按照古注，“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顯然原來意思是研讀諸子之書。由此可見古注的糾偏糾誤實有助益。

《論語》是語錄體，是孔子的弟子們和弟子的弟子們在孔子或老師去世之後，共同討論編寫流傳下來的。原話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所説的，這個情境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語境，有時候失掉這個語境的背景知識，我們很難理解當時的意思。如《八佾篇》中：“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不主皮”是什麼意思呢？原來，在古人那裏，舉行射禮有五個好處，一為和志，即調節人的注意力；二為和容，即修正人的儀態；三是主皮，即射的技術和結果；四為和頌，即符合當時舞蹈的節奏；五為興武，即展示尚武的精神。“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如果僅僅是為了射中而射，那麼這個射禮的意義就不是很大了。可見單單地看一句話仍然不能較好地理解原意。

有些概念在今天，我們看的較為籠統，但在古人那裏，或者説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話語情境裏，同一個詞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如“五常”中“義”這個概念。一般情況下，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確定不移的概念，尤其是孟子説過，“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但通過古注，我們發現在《論語》中，“義”尚在發展之中，如《為政篇》 “見義不為，無勇也。”以及《公冶長篇》：“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義。”古注中説，“義，宜也”。用“宜”來解釋“義”想必是強調一種時機的把握，是一個較為中性的詞，但逐漸被儒家強化，尤其是孔子説過“信近於義”（《學而》）、“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以及“君子喻於義”（《里仁》）這樣的話。“義”的地位逐漸上升，並進而成為“五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有意思的是後來這個概念在朋友之間非常重要，朋友是要講義氣的，但在孔子那裏，維繫朋友關係的倫理主要是“信”。

《論語註疏》是十三經中的一種，經過精心地校勘，這些校勘也有助於我們澄清原來比較混淆的地方。如“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 （《公冶長》）這一段的標點很不好處理，經過阮元的校勘，舉了四條證據説明此句中的“輕”字屬於誤入。雖然今人仍有不同意見，但這樣的意見實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按照訓詁學的傳統，古人註疏向來遵循“注不離經，疏不破注”的原則，人們對“增字解經”向來是非常忌諱的。這一原則一方面有利於避免臆説與生造，但另一方面也有辭費囉唆，甚至知錯不改的時候。如《述而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正義》再演繹為“言我不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然而這些都不如今人楊伯峻先生的解説來的簡潔明瞭，他説：“想不到欣賞音樂竟到了這種境界。”由此可見，古注和正義也有相當泥滯的地方。但是不管怎麼説，古注的優點還是很突出的。

儒家“十三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十三經注疏》416卷，收錄儒家十三部經典以及漢至宋代經學家對十三經的註疏。“十三經”經文有過多種整理本，但其歷代註疏卻從未進行過系統全面的整理。此次出版的全新整理本《十三經注疏》以清阮元校刻本為基礎進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三方面：校勘全面吸收了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和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的成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