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時政疏

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

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繫。臣伏睹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轢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為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

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材，素未嘗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敍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玷用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為諸非貪婪至無行者，儘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

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捨，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核，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為急務，承望風旨為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為據，至或舉劾參差，譭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為？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於此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還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為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為萬世之利，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日：“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為豫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鉅萬，中貴徵索，溪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日：“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為此特臃腫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針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臣，使羣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論時政疏》是明朝宰相張居正模仿西漢賈誼的《陳政事疏》而寫的政論文。是他中進士後第一篇主動的上書，屬於國家大政方針的探討。當時賈誼在西漢雖不得志，但其實後來漢武帝開創大漢帝國的思想基礎與大政方針都是在賈誼的政論文裏最早提出來的。

張居正進入官場後，就遇到了權相夏言與奸相嚴嵩你死我活的鬥爭。張居正在夏言與嚴嵩鬥爭的縫隙裏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論時政疏》。這篇文章把當時國家政治危機的幾個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徹，體現了這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敏鋭的政治眼光。但世人往往並不知道，張居正這篇《論時政疏》所表現出“政治天賦”的內涵並不只限於治國韜略方面，這篇文章還透露出了張居正這個“政治天才”的心機與性格。

在《論時政疏》裏，張居正列舉了當時政治危機最迫切的五大問題，分別是“宗室”問題、人才問題、官僚問題、軍備問題與財政收入問題。張居正後來的改革有一篇綱領性的文章叫《陳六事疏》就是在這篇《論時政疏》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2] 

張居正（太嶽）在嘉靖年間第一道也是最後一道奏疏。奏疏成時，他不過二十餘歲，居翰林院庶吉士之職。時有嚴嵩、嚴世蕃專權，高拱地位較低，徐階一味隱忍，楊繼盛直言政弊被嘉靖處以極刑。張居正資歷太輕，行為言語皆不夠老成，但其不痛不癢的陳辭既沒有把矛頭指向嘉靖，又沒有指向嚴嵩。此奏疏遂得不到重視。自此以後，張居正便閉口不談國事。嘉靖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張居正與徐階過從甚密，而此時嚴嵩依然在朝廷一手遮天，京師武備廢弛，常備衞軍不過五、六萬人，皆老弱殘兵。吏治之腐朽亦前所未有，王室諸公耗資巨費、大興土木，每年歲入白銀有一大半被王氏宗親佔用，官吏所得祿米甚少，遂行腐敗之事。張居正屢次向徐階進言採取急藥醫之，然徐階對嚴嵩依然退避忍讓。嘉靖三十三年，三十歲的張居正提筆寫下“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脱若雲煙浮”，隨後又給徐階留下了一封長信，信中指責他“內抱不羣、外慾渾跡”，隨後張居正告歸故鄉，回到了老家江陵，一留便是三年。 ^[1] 

主昏臣暗的局面自然導致了言路閉塞，忠言不納。一是因為政治經驗不足，二是因為他離政治的核心還很遠，一些內幕還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這並沒阻礙張居正上疏言事的熱情，他將自己多年來對朝廷問題的反思進行了整體梳理，總結出了幾大建議，並形成了自己第一封重要奏章，這就是著名的《論時政疏》。

在這封奏章中，年輕的張居正提出當今朝廷一共存在着六大弊病：一、皇親國戚等宗室過於驕橫，貪腐，同時佔用了太多的資源，使得國家不堪重負，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勢，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張居正的第一條就指明瞭宗室的問題，可能和他兒時與遼王的過節有關，不過這種弊病基本上還是存在的，並非無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並不適合的人佔據。三、官員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國防實力太差，北方邊境的防備明顯不足，韃靼人隨時都可以突破邊防四處搶掠，甚至兵臨北京；五、奢靡過度，貪腐不堪，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現鉅額赤字，許多重要的朝廷事務由於缺錢而無法辦理。六、朝廷言路閉塞，不能及時獲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後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時採取措施，改革弊政。應該説這封奏章還是比較客觀的，基本較為全面地總結了當前的弊政，而且措辭比較和緩，不會引發什麼政治爭端，可以説是張居正試探性的上疏。

奏章呈遞上去之後，張居正開始等待回覆，可是卻如同石沉大海，毫無迴音。他對此非常失望，原本以為自己的奏疏可以馬上一石激起千層浪。張居正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政治見解能得到認同，卻忽略了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下，這樣的政見根本不會引起當權者的注意。而且像他這樣的六品翰林，人微言輕。張居正經過反思，終於明白以自己的勢力，根本無法作出任何有益的變革，要想施展抱負，還是先要有足夠的權位。於是他安心工作，沒有繼續上疏。 ^[3] 

張居正提出了建議，但是毫無反響，他知道時機還未成熟，只能繼續在翰林院裏積攢着政治資本。恰在此時，徐階第一個向他拋出了橄欖枝，表示願意提攜他。張居正對徐階的看重非常感激，不過他還是更希望靠近嚴嵩，畢竟嚴嵩是內閣首輔，是眼下皇帝身邊最得寵的大臣。有了他的器重，自己就可以在仕途之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就在張居正一門心思要為自己將來的晉升鋪平道路的時候，一件事關重大，讓無數百姓罹難的禍事悄然降臨，這件事讓張居正看清了嚴嵩寡廉鮮恥的真面目，他對嚴嵩徹底失望了。這就是明朝著名的“庚戌之變”。

庚戌之變的起因是韃靼人與明朝之間幾百年來的恩恩怨怨。當年朱元璋揭竿而起，率領幾十萬農民血戰多年，終於由大將徐達攻下了大都，把統治中原的蒙古人趕回了北方草原。末代帝王元順帝逃到草原後，嘗試過中原花天酒地生活的蒙古貴族當然渴望可以回到富庶的中原。洪武后期，藍玉的北伐使得元朝皇帝的權威盡喪，原本是一個整體的元朝開始分裂，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蒙古正式取消了元的國號，不久分裂成三塊，一塊是元朝皇帝后裔所在的韃靼，一塊是位於西部的瓦剌，另一塊就是投靠了明朝併成為其藩屬的兀哈良。後來明成祖朱棣又多次北伐，重點打擊韃靼，使得韃靼衰落下來。

明成祖死後，國力逐漸衰退，無力繼續北伐，改攻為守，於是北方邊境出現了一系列要塞，其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山西、固原九處要塞最為重要，被稱為“九邊”。“九邊”中又以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四處最為重要，所以長年駐紮有重兵，嚴防死守。

韃靼衰落後，瓦剌趁機強大起來，曾經一度吞併了韃靼，打敗了兀哈良，基本統一了蒙古。隨後進犯明朝，在土木堡包圍明軍，俘虜明英宗。不久瓦剌挾英宗進攻北京，所幸于謙等人擊退了瓦剌，大明王朝才得以保全。之後瓦剌出現內亂，實力逐漸衰微，韃靼趁機再次復興，脱離了瓦剌的控制，並逐漸強大起來，又開始多次進犯邊境，雙方多次作戰，互有勝敗，可是雙方都沒有消滅對方的實力。可是就像張居正在《論時政疏》中提到的那樣，大明王朝的邊備已經嚴重廢弛了，軍隊的戰鬥力嚴重下降。 ^[4] 

生長於社會底層而深知時艱的張居正，是懷抱着解決現實社會危機的志向開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進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讀書説》，明確表白了自己的為學宗旨和政治抱負。嘉靖二十八年，他給世宗皇帝上《論時政疏》，初次陳述自己的政見，指出當時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五種積弊的根源在於“血氣壅閼”，並非無法救治；而所謂“血氣壅閼”指的是世宗長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與宦官宮妾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處於癱瘓狀態。所以，他認為世宗帝如再不勵精圖治，“廣開獻納之明，親近輔弼之佐”，使“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國家政治則將病入膏肓，雖有良醫扁鵲也無可挽救。隆慶二年（1568），已晉升為內閣大臣的張居正，給穆宗皇帝上《陳六事疏》，系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綱領。他以“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為六大急務，認為解決了這六大急務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如果説他嘉靖年間所上《論時政疏》着重於列舉時弊，從“內聖”方面要求世宗帝勵精圖治，那末，隆慶年間所上《陳六事疏》則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點要求其解決六大急務以刷新政治。張居正的這種思想無疑是以儒家為理論基礎的。然而，身踞決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於政事，只顧追求個人的腐化享樂，而鋭意改革的張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們束之高閣。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種政治積弊及由之而引發的社會危機，其病根乃在於封建專制權力機構功能的嚴重失調。 ^[5] 

明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實際上也就是宰相。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着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當時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的結果是夏言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對於內閣鬥爭，作為新科進士的張居正自然沒發言權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痹”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 ^[6] 

張居正，漢族人，祖籍湖廣江陵（今屬湖北）。字叔大，少名張白圭，又稱張江陵，號太嶽，諡號“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國歷史上優秀的內閣首輔之一，明代最偉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