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天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始薄。

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面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紫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待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跡，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台日，常自至中書，詬貴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台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台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為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

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元昊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微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為已利，讒間不人，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台諫之選，屢得讜育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絕權幸，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

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鉅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微訐，深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器。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者得以為説，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

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侍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跡者世於外而天下所膽，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跡，是猶手探其物，口雲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

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跡，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

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1]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説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