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該書第一部分全部用來描寫自然人，第二部分則敍述文明人是如何出現的。文明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不是。盧梭所描述的自然人處在史前一個虛構的時代。從外表看，這個自然人是不變的，因為從生理上説，他完全適應它所處的狀態。從精神上看，它僅具有自愛心和憐憫。這是兩種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無意識的情感，是人類和某些動物所共有的。因此，道德觀念的源泉不是理性，而是人人都有的情感。

人一旦進入社會狀態，就跌落到邪惡和苦難的深淵。在論文的第二部分的開篇，盧梭採用了一種巧妙的修辭手法，描繪了人通過用籬笆圍住一片土地就造就了私有制的故事，這為以後接踵而來的苦難和罪孽開闢了道路。但是，這個象徵性的事件只是一個長期歷史進程的結局。人類進入歷史已經很久，早已開始了社會生活。於是，原先適應自然狀態的人，終於組成了早期的社會。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的最後部分追溯了政體發展史。一開始是選舉制，然後是世襲制，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專制。在政府組成之時，決定政體形式的是不平等的狀態。而民主政體是“離自然狀態不太遠”的人民的政體。但是，各種政府都會退化變質，從合法走向專制，直到發生新的革命來“恢復它的合法制度”。 ^[3]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並非盧梭的即興之作。1743年，盧梭在威尼斯逗留時，就已經打算寫一部關於政治制度的鴻篇大論。1753年，第戎學院公佈了“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的徵文題目。盧梭應第戎學院的徵文競賽，撰寫了他的第二篇論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3] 

首先，盧梭考察了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狀態”到“文明社會”的發展過程。他認為人類在“自然狀態”中是和平而善良的一羣“動物”，是“野蠻”人羣。他們“漂泊在森林中”，“沒有語言”，“沒有住所”，“沒有戰爭”，“也沒有連絡”，對於他的同類沒有任何損人利己的慾望，連自己的孩子也不認識。總之，“在自然狀態中很難看出不平等的現象”。

盧梭在論述社會不平等起源時，以抽象的人性論作為立論的根據和出發點， 認為“自愛”，“憐憫”是人類的本性，這些本性淳樸的人，在自然狀態中，過着沒有任何社會聯繫的孤獨的個人生活，他們生來都是自由平等的。這是人類的“真正的少年”和“黃金時代”。但是，“自然狀態”的人都有一種“精神的靈性”，他們對自然既有服從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力圖使自然不斷地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人類的一種“特質”，即“自我完善化的能力”。隨着時間的推移，“自然人所能稟賦的各種潛在能力”，包括“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一代比一代進步，又加之“外部原因的偶然會合”，便開始發明、製造工具，逐步進入了定居生活。由於人類智慧的發展，技巧的積累，“需要的刺激”，一改過去的“野食”狀態，從事耕種，於是有了多餘的穀物。

這時如果有“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並想到説：這是我的，……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即使有人反對這樣做，那也無濟於事。“因為這種私有觀念不是一下子在人類思想中形成的，它是由許多隻能陸續產生的先行觀念演變而來的”。私有財產的必然產生，出現了不平等。後來又出現了國家，隨着國家的產生，確立了財產私有的制度，使人類的不平等更加日益加深。在這裏，盧梭指出了社會不平等的基礎是私有制，私有財產的產生是社會不平等的起源。盧梭也看到了私有制得以產生的條件與“冶金和農業這兩種技術的發明”有關，與生產和需要有關，這表明盧梭多少看到了生產發展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包含了歷史唯物主義因素。但是，由於盧梭以抽象的孤立的個人作為他研究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因此，把私有制產生的條件歸之於人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也就是説把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後原因歸結為人的理性和意志活動，把私有財產和國家的出現又説成是天真，玩弄陰謀和欺騙，這顯然是歷史唯心主義，當然不能對社會不平等起源作出正確的解答。 ^[5] 

其次，盧梭認為，人類不平等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私有財產的產生，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的不平等，第二階段是通過契約建立權力的機構，確認強者對弱者的統治，產生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不平等，第三階段是政府權力的腐化，變成專制獨裁政治，出現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不平等。盧梭指出，專制制度的建立使社會不平等達到了頂點，作出了“絞死或廢黜”暴君乃是“合法的行為”的革命結論，並且主張用暴力推翻專制權力，重新訂立契約，恢復平等。他對專制權力的攻擊實際上是指向法國的封建專制制度，是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作輿論準備，反映了第三等級推翻封建專制的強烈要求i表現了他的社會不平等學説的革命性和戰鬥性。但是，他沒有進一步得出要消滅人類不平等現象，必須剷除私有制的結論，他在抨擊封建制度時，不是要求廢除一般的私有財產，而只是要求廢除巨大的私有財產。因此，盧梭要求推翻專制獨裁製度，建立新的平等制度，實際上只不過是主張建立小私有者的社會。

盧梭在論述人類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和發展時，也猜測到了事物發展的一些辯證法。盧梭在分析社會不平等的發展的時侯，用辯證的觀點來論述從自然狀態的平等到文明社會的不平等，又列社會契約的平等的發展過程。他認為，自然狀態是平等的，由於生產和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由野蠻走向文明，因為，文明社會的出現是一種進步，但是，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前進一步。這是因為，文明社會帶來了人間的罪惡和痛苦，這對野蠻狀態的平等來説，則又是倒退一步。盧梭看到了人類社會的進步，進步又包含着對抗，同時又是退步。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從平等到不平等，既是進步又是退步。專制權力把不平等推向頂點，最後，極度不平等的制度被人們用暴力推翻，“這樣，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不是轉變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所擁有的舊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契約的平等，“壓迫者被壓迫，這是否定的否定”。可見，盧梭在論述人類社會從平等到不平等又到新的平等的發展過程中，包含了矛盾的發展，對立和轉化，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思想。 ^[5] 

這部著作系統地闡述了盧梭的社會發展觀和平等觀，它通過對人類歷史文明發展過程的分析，從經濟和政治上揭示了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分析了文明社會的貧富、強弱、主奴的階級對立和鬥爭，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反動性，論證了被壓迫人民用暴力推翻封建專制政權的合理性，提出了建立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該書雖然沒有入選第戎學院的徵文競賽，但它標誌着盧梭的思想已經發展到了成熟時期。 ^[6] 

德國思想家恩格斯《反杜林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和《拉摩的侄兒》是18世紀辯證法思想的傑作。 ^[3]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1778年），法國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作曲家，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啓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新愛洛漪絲》、《植物學通信》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