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情

載1957年1月號《新港》。後錢穀融於同年5月號《文藝月報》發表《論“文學是人學”》，王淑明於同年7月號《新港》發表《論人情與人性》。這三篇文章都認為，作家對人道主義的理解，對人的感情，是其創作活動成敗的關鍵因素。人性是人與人相通的東西，無產階級的革命，就是要恢復人的本性，共產主義就是人道主義。優秀的文學作品，一定具有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些觀點發表後不久即遭批判，指責者認為：從來就沒有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必須把它們放在社會、階級和歷史的範疇來分析。所謂“共同人性”是從來沒有過的。共產主義是階級分析和唯物史觀的科學結論，決不能庸俗化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更不能把人性説成是歷史的前進動力和階級鬥爭的目的。以往文學史上的人道主義名著，其實都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這場批判，導致人性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成為一個禁區，文學中的人物變成傳達“時代精神”的傳聲筒，這從根本上扭曲了文學的性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