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和立國論

愚曩居英倫，目擊其愛爾蘭自治案之發展。自由黨柄政既久，愛爾蘭國民黨與之提攜，此案日日有成為法律之勢。保守黨抗聲而呼，訾為壟斷。此其政情得失，非本篇所宜問。惟反對者之詞有曰，茲問題也，關乎國本至巨，宜由各黨和衷討議，徹底籌畫，不由一黨一意孤行。是則含理之真，無可詰難，固不僅保守黨人云然。即自由黨中之賢明者，亦復深明此義。昨年有自由黨議員，發行一小冊子，題曰《憲政危機》，即就此點反覆指陳，警其同黨使勿專擅太過。格蘭斯頓者，英之政家最稱公明強毅者也。千八百八十五年，愛爾蘭問題初興，彼即言於沙侯曰：“如斯巨政，不可決之於尋常黨爭。必由是決，是誠不幸之尤者矣。”其言卒不見聽。此小冊子者，即本以起論，謂“自格蘭斯頓發為斯語，中經二十七年，愛爾蘭問題，仍然未決。今則決有日矣。……但若視為黨派問題，以力爭之，則其所釀不安之象，必重而遠；且所生險狀，將至何度，不可前知。須知吾人共同生活，與夫共同利益，各各有本基，遠在黨派問題所當迴旋以外。

縱令訴之黨爭，不必即有格蘭斯頓所稱不幸之事，在法亦不當行。蓋於此種事件，非收合各派之聰明才力，冶於一爐，使其所定全由同意，不假強為，不足以安國本而善國俗也。……格蘭斯頓往矣，及今奉其言以行，猶且不遲。讀者其果無意也乎?”由議員之言，可見文明國之黨爭，將不盡恃多數專制之力。其所以然，愚執筆斯志以來，已屢有陳説。簡而舉之，則一國以內，情感利害，雜然並陳，非一一使之差足自安，羣體將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問題領域，及於是焉者，非以全體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國之長圖也。

愚論發端，即絮述他國久懸不結之案。或疑其不類，然愚意所取，乃謂黨派者，其策源地實為選區，國民明明以己意相托，其或相畔，並可隨時解除其代表權，猶且於國家重要問題，不宜以多數凌轢他黨，則如有擁權自恣，國民之監督作用，本根已絕，其為不可，更不俟言。愛爾蘭自治問題，雖於國本有關，而其範圍，亦只屬於國家組織之一部分，猶且非全國一致，通盤籌度，不足以消隱患而奠邦基，則如有大政所關，其深且廣，伯什於一地方自治事件，其不可為一人或一派人武斷擅行，尤為無翳。愚讀書觀政，偶有所觸，信筆所之，以起吾説。本事之切於今情與否，不足深論。亦惟問讀者諸君，吾國今日政象，其為大權壟斷，一切披靡，民志抑塞，無可告語否也。果爾則惟一解決之法，正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為國憲，演為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無可疑也。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所能為之抉擇者矣。

讀者當知愚今執筆作為此文，正歐洲戰局雲詭波譎之候。此戰之影響吾國，迥非尋常。債源已竭，國政莫舉，中立失實；內地被兵，平時不逞之徒，且持政府之急，而謀搗其虛。將來禍之所至，良未易測。於時有為愛國之説者，謂外患方深，內訌宜解。英俄之宣戰也，其愛爾蘭、芬蘭、波蘭各自治案，或則停議，或則速決，而要以和衷濟變為歸。吾國所謂外患，雖與交戰國有殊，而國中險象百端，更無餘地容有同室鬩牆之事，見於今日。苟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革命之舉，允當鑑於時勢，知所止焉。是説也，又不僅穩和派主之，即急激者亦多以此自克。由表面以觀，似愚前文所謂機會，不難於此求之；求之而得，寧非絕大幸事。無如稍有政識者，略一沉思，即決其所願有如泡影。何也?以其名託調和，而實與調和之真性，相去萬里也。 ^[1]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章士釗（1881—1973）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報人、社會活動家、思想家、學者和律師。綜觀章氏一生，有許多戲劇性特點：首先是多變。早年持激進主義，曾主筆《蘇報》，激烈鼓吹反滿革命；留學英國期間，開始醉心於英國憲政理論；武昌起義後毅然回國，主持《民立報》筆政，鼓吹政黨政治和毀黨造黨；二次革命失敗後轉向調和主義，創辦《甲寅月刊》、《甲寅日刊》，鼓吹為政有容和調和立國；歐戰結束又迴歸文化保守主義，公開反對新文化運動，主張以農立國。其次是自詡不黨，追求獨立。但不黨是真，獨立卻未做到。章氏一生，不僅未曾獨立，相反卻先後追隨過岑春煊，依附過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個性特點，後者則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一個規律性特點：知識分子在經濟地位獨立之前，不可能完全獲得政治上的獨立。

郭雙林，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社會史，著有《中華賭博史》、《西潮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論爭》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