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之罪

《誰之罪》中敍述了一個19紀30至40年代俄國生話中的平凡故事，—位名叫克魯採弗爾斯基的大學生，因為家庭貧窮，去退職將軍納格洛夫家裏為他的幼子當家庭老師，他和將軍的私生女柳波尼卡相遇而結合。

婚後四年生活平靜，而這時一個名叫別爾托夫的人來到他們所住的地方，他是一個無所事事的聰明有錢的地主。別爾托夫與柳波尼卡之間產生了愛情。柳波尼卡才認識到，世界上還有除自己丈夫以外更能與自己心靈相通的人。她不可能同時愛兩個人，又不能忘掉別爾托夫，終於造成悲劇。別爾托夫走開了，重新去漫無目的地漂游，柳波尼卡則抑鬱而死，丈夫克魯採弗爾斯基在失去家庭幸福之後便酗酒度日，了此殘生。作者在講完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到底是誰之罪？” ^[1] 

正直、羞怯，耽於空想，只知道從書本上認識生活，很少同外界有真正的交往，是一個夢想家式的人物。他大學畢業後為生計所迫到退職將軍納格洛夫家當家庭教師，愛上了將軍的私生女兒柳波尼加。 ^[1] 

將軍同一個女奴所生，後來被將軍的太大收養，過着屈辱而痛苦的生活。她雖然處於小姐不是小姐、女奴不是女奴的尷尬地位中，在精神上卻是完全獨立的。也許是這種格外因難的生活環境反而促成了她精神上的成長和發展，她並沒有屈服，而是成長為一個性格堅強敏感的女子。克魯採弗爾斯基和柳波尼加突破種種阻撓結為夫妻，離家移居NN城，小家庭的生活過得十分美滿幸福。 ^[1] 

出身貴族家庭，從小接受理想主義的教育，可踏入社會之後卻四處碰壁，在宦海中浮沉了十幾年始終一事無成。他到NN城參加貴族選舉，結識了克魯採弗爾斯基一家，並深深地愛上了柳波尼加。克魯採弗爾斯基為此痛苦萬分，在鬱悶之中成了一個酒徒。柳波尼加也因為對兩個男人的愛而深深自青，一病不起。在這種情況下，別裏托夫只好放棄了自己對柳波尼加的愛情，悲傷地離開了故鄉。 ^[1] 

長篇小説《誰之罪》是赫爾岑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部小説。這部小説是他在被流放到諾夫哥羅德時（1841年）動筆寫的，過了很久才在莫斯科完稿，圖書檢查機關曾對這本書大肆修改。1845年這部小説第一部的前四章發表在別林斯基主編的《祖國紀事》雜誌上。1846年第四期的《祖國紀事》又刊登後面的第五章到第七章。

小説一經發表，便在俄國文學界和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在此以前，赫爾半已經寫過許多哲學與社會學問題的著作，不但赫爾半寫文學作品是一件新鮮事，而又這作品在當時的文壇上也是一個新景觀。赫爾冬發表這篇小説時的署名是“伊斯康大”，因為他不尊重從來的文體，用了一種新型的語法，攻擊他的批評家便稱他這種新奇的文體為“伊斯康大派”。這部小説後來經過作者的修改，1859年整部小説得以在倫敦出版。 ^[1] 

作者在這部小説中，成功地塑造了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青年典型。貴族知識分子別裏托夫知識廣博，頭腦清醒，有看“卓越的才能”和“偉大的抱負”，但一路進社會，空懷一腔熱情而沒有用武之地，根本不懂官場秘訣的他處處碰壁失敗，被迫成為一個“多餘人”。平民知識分子克魯採弗爾斯基雖然生活清貧，但本性善良，執著地追求自由和幸福，但終因缺乏真正的生活信念而受挫於家庭生活的失敗，成為一個無望地整天祈禱上帝、惜酒澆愁的人。而農奴出身的柳波尼加則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女性，她有堅強的性格、不屈服於命運的頑強毅力和明客的智慧、“非凡的力量”，但始終也未能找到“更加完美的生活”，而成為一場愛情悲劇的犧牲品。總之，出身不同但都心懷美好的嚮往的三個青年人，到頭來都陷入了不幸的生活的深淵。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這到底是誰的罪過？作者在小説中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他用細膩的筆觸妮妮道來這三個青年人的成長及命運，同時對他們周圍的人物也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寫，已經向讀者暗示：是畸形的俄羅斯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罪惡的農奴制度造成了這場悲劇。當然，這本書不僅提出了農奴問題，也提出了婦女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作者把這些問題結合在一起，用一個愛情悲劇的方式提出來，發人深省。 ^[1] 

《誰之罪》的創作就在於揭露利批判那個造成這這悲劇的俄國封建農奴制社會，作品幾乎可以説沒有一個人物形象、一個事件、一句話、一個細節、甚至一個形容詞。作品並不有意識地展示作家的思想觀點、為暗示讀者回答作者提出的問題所應作出回答的的答案而服務的。這種目的性支配了作品的情節、佈局和結構。從故鄉情節看，作品主要是描寫了三個人之間的戀愛。然而，他們三人人的戀愛情況的描寫只佔作品整體篇幅的很少一部分，真正的三方交織的複雜關係只是在作品的將近二分之一的地方才出現。作者本人在書中聲明，“我並沒有向大家細談我所寫的主人公的戀愛故事的意思。因為詩持神完全沒有給我描寫愛愛情文字的才能。我所要歌唱的不是愛情，而是憎恨！”

為了達到充分流露對俄國封建農奴制度憎恨的目的，作家利用這部作品的絕大多數篇幅來刻畫它的醜惡面目。他所採取的手法是不厭其詳地給作品中出現的每一個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寫下身份傳記。別林斯基説，《誰之罪》實在不是一部小説，而是圓熟地寫成的、借那作者未能詩情地加以發展發展的思想從外部巧妙地聯結成為整體的—組傳記。”“這部小説，是從一個思想聯繫起術的，但卻是無限多樣、深刻地其實、富有哲學意義的一組傳記：”這種“傳記組合”式的小説結構法．是赫爾岑為了創作這部小説所持別設計的形式。這種形式有它的獨特新穎之處，這些各種各樣的人物的傳記在作品中好像離開了作品的主要話題，而實際上它卻是作品題材的擴大、主題的深入、內容的發展。它使作品更大幅度地、更為廣泛地及更為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因為三位主人公的經歷和生活畢竟有限度，而對他們的父母、親友、等各方面的人所生活過的環境和所接觸的人都加以描述，則可以是讀者形成更為完整的印象和概念。這樣，讀者便有充分的條件和根據在讀過全書之後回答作家向他提出的問題：“這到底是誰之罪？”這些各類人物的傳記在《誰之罪》中所起的作用，從作品的結構角度看，有些類似普希金的《葉普蓋尼·奧涅金》中那些抒情插筆的作用，兩者都貌似離題實則緊扣問題的手法。 ^[2] 

漫畫式的刻畫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手法，是這部作品的顯著藝術特點。作家運用這種手法簡潔明快地突出人物的本質特徵，達到他通過形象來表達思想的創作目的，這種手法主要運用在反面人物的身上。當納格洛夫將軍發現克魯採弗爾斯基對柳波尼加的愛情時，他認為可以迫使他娶下自己這個私生女兒，藉此丟掉包袱。便對克魯採弗爾斯基施加壓力和進行訛詐。作者採用漫畫式的手法讓這位將軍大人説出赤裸裸的無恥者的語言“她是什麼財產也沒有的，也沒有人會分給她，當然我不會使她光着身子走出去”。當克魯採弗爾斯基表示他並不要求嫁妝時，將軍則大為滿意，心想“真是一個笨貨，還説是學者呢”，並對這場買賣已經完全放心，相信克魯採弗爾斯基再也逃不出自己手掌心。 ^{[1]  [2]} 

《誰之罪》的文體風格是一種尖刻而風趣的幽默、一針見血的諷刺和嚴肅認真的議論他結合的風格。在這部作品中，可以隨時看到作家即興而發的一些生動活潑而發人深省的俏皮活。

例如，在寫到吝嗇的納格洛夫將軍在柳波尼加出嫁不肯出錢陪嫁時，赫爾岑就用這樣兩個頗具漫畫性的細節來刻畫這個一方面一毛不投，另一方面又想裝出豪爽樣子的地主形象：“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奇還送給他們一匹馬，可是走到半路里突然死掉了。這是一匹在將軍馬廄裏毫無過失地服務過二十年的馬，從來沒有害過病。大概因為衰老了，壽命已盡，或者是農奴把它從老爺的莊子裏牽出來，將自己的馬當作邊馬，而將它套上轅子，因此感到受了侮辱。總之，它突然死掉了。那農奴大吃一驚，從此拔腳逃之，半年不敢回來。”

“但最好的贈品，是在新夫婦即將遷入新居的那天早上將軍所贈的。將軍叫來一個名叫尼古拉什卡的二十五歲害肺病的青年農奴，和一個叫帕拉什卡的滿臉雀斑的青年女奴。將軍對他們説：好好服侍兩位新主人，你們自己也就幸福了。喂，如果這兩個人老老實實，就得愛惜他們，善待他們；要是調皮搗蛋，就送到我這兒來。我這兒對於調皮鬼是最好的學校。我會把他們教好，再送還給你們。不許讓他們懶惰。”在此，一個吝嗇鬼的地主形象被生動地刻畫出來。 ^[1] 

別林斯基這樣評價赫爾岑：“《誰之罪》的作者，把理智提高到詩的境界，把思想轉化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觀察的成果，具體化為富有戲劇性的情節。在這點上，他顯出了奇蹟似的成功。” ^[1] 

魯迅評價《誰之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憤蕩在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在《誰之罪》中出現的俄國勞動人民的形象多是父毋的形象，這也許是俄羅斯作家所特有的大地母親情結的影響。 ^[1] 

1946年《誰之罪》第一部發表以後，引起俄國文壇的關注和高度評價。涅克拉索夫在1847年第四期《現代人》上刊登的對《當代外國文學博覽》一書的匿名評論指出：很少見到一部作品，它的成就本身就使公眾想到俄國文學的存在、繁榮、成熟及一致首肯的許多鎮得讚許的東西，即伊斯康捷爾先生（赫爾岑）的長篇小説《誰之罪》”但是，對赫爾岑最為寶貴的還是別林斯基的意見，別林斯基友《1845年俄國文學》概述中寫道：“《誰之罪?》的作者奇特地善於把理智提高到詩的境界，把思想轉化為活的人物，又把自己觀察的成果具體化為富於戲劇性的情節。”

列寧十分重視赫爾岑在俄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列寧寫道：“我們紀念赫爾岑時，清楚地看到先後在俄國革命中活動的三代人物，三個階級。起初是貴族和地主，十二月黨人和赫爾岑。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狹小的，他們同人民的距離非常遠，但是，他們的事業沒有落空。十二月黨人喚醒了赫爾岑。赫爾岑開展了革命鼓動。” ^[3] 

赫爾岑（1812-1870年，Aleksander Herzen）俄國哲學家，作家，革命家。 1812年4月6日生於莫斯科古老而富裕的官僚貴族雅可夫列夫家，1870年1月21日卒於巴黎。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繼承父姓，但他的父親十分愛他，給他取赫爾岑為姓，德語意為“心”，並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時代受十二月黨人思想影響，立志走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進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數理科學習。學習期間，他和朋友奧加遼夫一起組織政治小組，研究社會政治問題，宣傳空想社會主義和共和政體思想。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