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話

中國的宋時期説唱。以故事敷衍説唱，與後世的説書略同。從事説話的藝人稱為説話人。説話一詞乃隋唐以來的習語。“話”即口頭述説的故事，一稱話本，猶言故事，敦煌寫本已有《韓擒虎話本》，唐有《一枝花話》，五代以降，又有“古話”，即説唱古代歷史故事；尚有“小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舉鳳皇渴睡小話”，猶言小故事也；又謂之“調話”。《青樓集》雲：“時小童善調話，即世所謂小説者。”可見這一文學形式，由來已久。對説話有直接影響的應是變文。

説話藝術繁榮興盛於兩宋，在勾欄瓦舍中説話人居主導地位，以臨安為例，從事這一職業的有百人之多，而説諢話者只有一人。當時説話分為四家，即小説、説公案説鐵騎兒、説經説參請、講史書。小説，一名銀字兒，由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伴奏而得，多説唱一些煙粉、靈怪、傳奇等類哀豔動人的故事。説公案及鐵騎兒，自然是朴刀杆棒、鐵馬金戈的故事，與銀字兒可説一文一武；説經説參請，指演唱佛經及參禪悟道的故事；講史書，即講説歷代爭戰興亡，多為長篇評話，至元代時最為興盛，《三國志平話》《五代史平話》等至今我們都可讀到。

説話四家中藝術上最有成就、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講史和小説，據《都城紀勝》記載：“最畏小説人，蓋小説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一作捏合）。”就是指小説家不受書史文傳的侷限，能夠集中描寫故事，人物形象也刻畫得生動活潑。不論是長篇講史還是短篇話本，穿插敷衍，濃淡相間，引人入勝。説唱藝術是又説又唱的表演藝術，即“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詞”和“詩”就是用來唱的；“話”是散説“砌”類似戲曲裏的插科打諢，系就表演而言。最能全面概括説話藝術成就的是羅燁在《醉翁談錄》所稱：“小説紛紛皆有之，須憑實學是根基。開天闢地通經史，博古明今歷傳奇。藴藏滿懷風與雨，吐談一卷曲和詩。辯論妖怪精靈話，分別神仙達士機。涉案槍刀並鐵騎閨情雲雨共偷期。世間多少無窮事，歷歷總頭説細微。”從説話的題材內容，到它的藝術特色，作了一個完整的總結。説話伎藝對後世的小説、戲曲、曲藝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宋時代民間藝人講説故事的專稱，相當於近世的説書。“説”字在古代就含有故事的意思，如韓非子的《説林》，劉向的《説苑》，都是故事的結集。隋代更以“話”字來稱故事，《太平廣記》卷248引侯白《啓顏錄》記載：楊玄感曾要求侯白“説一個好話”，侯白被纏不過，乃説“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云云。這是説書（或者是説故事）最早的記載。

興起於唐代

説話作為一種民間伎藝，興起於唐代。唐代佛教寺院中流行的俗講，多為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一類的變文，如《漢將王陵變》、《季布罵陣詞文》、《秋胡小説》、《韓擒虎話本》、《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唐代除這種説唱性質的俗講外，在民間已經產生了説話伎藝。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 4《貶誤》篇記載：“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説，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列於雜戲中的市人小説，當即職業性説話人的伎藝。

唐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的詩句，原注云：“樂天每與予遊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於新昌宅説《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一枝花》就是白行簡所寫傳奇小説《李娃傳》的故事。説這一故事時，“自寅至巳猶未畢詞”，可見其不象《李娃傳》那樣粗略，必然極盡增飾鋪衍之能事，也可知當時的説話藝術已十分生動細膩。另外，郭湜《高力士外傳》記載唐玄宗退位以後，“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説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悦聖情。”説明説話伎藝已經流入宮廷。這些記載都在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與寺院中俗講的興盛屬同一時期，從中也可約略考知説話伎藝對俗講的影響。

繁榮興盛於兩宋時代

説話伎藝繁榮興盛於兩宋時代。宋代繼五代干戈擾攘之後，建立起統一的封建王朝。隨着商業的繁榮，城市的擴展，市民階層迅速壯大。為適應市民階層的要求，城市裏遍立瓦肆勾欄以為娛樂場所，其中最流行的伎藝便是説話。《東京夢華錄》記述汴京（今開封）勾欄中説話藝人有講史 7人，小説6人，説諢話1人。另外在閭里坊巷之間也有説話藝人活動，蘇軾《東坡志林》記載：“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説古話。至説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至宋高宗南渡以後，都城臨安（今杭州）的城、郊區迅速拓展，人口增加數十倍，成為一個龐大的消費城市，百戲伎藝更為興盛。

周密《武林舊事》卷 6《諸色伎藝人》條記載，勾欄及宮廷中演史藝人23人，小説藝人52人，説經、諢經藝人17人，説諢話藝人 1人。也有一些無名的路歧藝人進不了勾欄，只在城市廣場上和鄉村做場獻藝，叫做“打野呵”；此外還有在茶肆、廟會、私人宅第中獻藝者。另外，小説藝人朱修、孫奇等都曾在德壽宮獻藝，得到高宗的賞識。宮廷中除了召喚説話藝人進宮供奉以外，還有一些內宮的近侍也會演述小説，如《三朝北盟會編》卷 149記載內侍綱編撰邵青起義及受招安的故事為小説，為高宗演述，使高宗知道邵青及其部屬忠詐、強弱之本末。

元明兩代説話伎藝的流行

到了元明兩代，説話伎藝仍很流行，但以講史為最盛。元代以後，講史別稱“平話”，都是講歷史故事，以散説為主不須彈唱，與清代以後的評話、評書相同。另有彈唱的“詞話”，有説有唱，題材則較廣泛，既有講史，也有傳奇、公案之類。由於宋元説話的盛行，元明之間便有文人收集話本釐定加工、刊印流行。特別是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等書，重新結構，首尾完整。明代以後，反映歷史和現實的通俗演義小説刊印甚多，有的是藉助於説話藝人在書場上渲染積累起來的歷史故事，參酌史乘及野史筆記加工寫成；有的則是小説刊行在先，然後才有藝人加以渲染演述，如明代的《英烈傳》。到明末清初，江南説書藝術家柳敬亭以精湛的伎藝，風靡一時，為近代評話藝術開了先河，並被現代的南方評話、北方評書界共同尊奉為祖師。

南宋吳自牧《夢粱錄》曾提出“説話四家”之説，但由於文字段落不明，句讀歧異，所以近代學者對四家之分曾產生過分歧意見。在宋人著述中，耐得翁《都城紀勝》的記載比較明確：“説話有四家：一者小説，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説公案，皆是搏刀趕棒（朴刀杆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説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説經，謂演説佛書；説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説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從這段文字記載的題材內容看，一般認為可分：①小説（又稱銀字兒）；②説公案、説鐵騎兒；③説經、説參請；④講史書。另外，據《西湖老人繁勝錄》“瓦市”條所載，則分為：小説、説經、説史書 3類。《武林舊事》和《夢粱錄》記載諸色伎藝人姓名，也是按這 3類劃分。清代翟灝《通俗編》引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之説，分為銀字兒、鐵騎兒、説經、講史四家，近人王古魯《南宋説話人四家的分法》一文也從其説，並加以闡釋。

説參請 　演説佛經故事和參禪悟道故事。在唐代已很盛行，當時由僧侶們在寺廟中講唱。宋代説經，相傳最早的《香山寶卷》即為北宋崇寧二年（1103）普明禪師在武林所作，北京圖書館所藏《銷釋真空寶卷》也是宋末元初的抄本。可能因南宋瓦肆間以講唱勸世經文的為多，因此當時稱為説經或談經。南宋説經人，據《武林舊事》、《夢粱錄》等書記載，有長嘯和尚、達理和尚、喜然和尚、陸妙慧、陸妙靜等20人左右，都為僧尼。説諢經則有戴忻庵1人。

即講説歷代爭戰興亡的故事，都是長篇。主要事蹟基本符合史實，在細節和刻畫人物上則全靠藝人敷衍描繪。北宋時瓦肆間説三分已經很盛行，據《東京夢華錄》載，崇寧、大觀年間瓦肆中除去一般講史外，單有藝人霍四究專門説三分，還有尹常賣講五代史。南宋時講史更加發展，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當時在臨安北瓦的十三座勾欄內“常是兩座勾欄專説史書”，《武林舊事》所記的諸色伎藝人中，除小説外，也屬講史藝人最多，計有23人。講史的伎藝要求有淵博的學識，象《醉翁談錄》所説，要通經史、博古今，才能“秤稱天下淺和深”。《夢粱錄》中所載的講史藝人王六大夫，便是“講諸史俱通”的，因此聽者紛紛。其他講史藝人象喬萬卷、戴書生、張解元、陳進士等，都是由於精通書史文傳，廣識博聞，才得到這類稱號的。

宋代所講説的史書，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以説三分和五代史為最流行。南宋時，據《夢粱錄》載，則有：《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在《醉翁談錄》中則載有：説孫龐鬥智、劉項爭雄、三國志、説黃巢……，“史書講晉、宋、齊、梁”等，內容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廣泛，既可給人以豐富的歷史知識，又可激發人們的愛憎感情。

又稱銀字兒，一般認為是由於小説在説唱時用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來伴奏而得名。由於這種樂器吹奏的聲音悱惻動人，後來有些詩中常以銀字作為哀豔腔調的代稱。至宋代銀字引申為哀豔之意，像小説中煙粉、靈怪、傳奇一類，內容大都哀豔動人，因此以銀字兒來稱這一類小説，與公案、鐵騎兒相區別。宋代小説有説有唱，可以用銀字笙或銀字觱篥來伴奏，也可以吹起這種樂器來招徠聽眾。宋代，在民間諸色伎藝人中，以小説藝人為最多。據《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時出色的小説藝人有李慥、楊中立等 6人。南宋時據《武林舊事》、《夢粱錄》等書記載，則有蔡和、李公佐等50餘人。可見南宋時小説伎藝比北宋時還要盛行。另據《武林舊事》載，南宋時小説人也有了自己的行會，名為雄辯社，在迎神賽社時與其他伎藝一起演出。

據《醉翁談錄》、《也是園書目》和《寶文堂書目》中所記宋代話本名目，約有 140多種，大部分已經散佚，留傳至今的有《京本通俗小説》殘卷。此外尚有《刎頸鴛鴦會》《柳耆卿詩酒翫江樓》《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等散見於明人所輯的《清平山堂話本》《古今小説》《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熊龍峯刊本中。在《醉翁談錄》裏也載有《因兄姊得成夫婦》《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張生綵鸞燈傳》等，不過都比較簡單。

這些小説，有的取材於唐代傳奇，像《李亞仙》《鶯鶯傳》《大槐王》《聶隱娘》等；有的採自歷史故事、神怪故事和民間傳説，象《姜女尋夫》《楊令公》《五郎為僧》《紅蜘蛛》《芭蕉扇》等。更多的是取自宋代社會現實生活，象《碾玉觀音》《錯斬崔寧》《志誠張主管》等，描寫的都是當時市民階層中的生活圖景，通過中下層市民的遭遇和命運，揭露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草菅人命迫害小民的殘暴行為，同時讚揚了這些下層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反抗精神。這是在宋代小説中所出現的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題材內容。

鐵騎兒是否與銀字兒別為兩家，在近代學者中還有不同看法。根據《都城紀勝》所説，鐵騎兒是敷演“士馬金鼓之事”，由於它與講史不屬於一家，所以嚴敦易在《水滸傳的演變》一書中認為當是專門講説宋代戰爭故事，包括農民暴動和起義以及抗金義兵的一些英雄傳奇。陳汝衡《説書史話》及李嘯倉《宋元伎藝雜考》都認為説公案、鐵騎兒應為一家，“士馬金鼓”與“朴刀杆棒”題材相近，而與小説家的傳奇、煙粉、靈怪題材不同，可分為文、武兩家。

在北宋時已發展成熟的説話，對後世的説書藝術乃至中國戲曲的形成和白話小説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明代文人創作的小説，採取擬話本的形式，進一步推動了白話章回體長篇小説的出現。宋、元説話的故事，還為宋元的戲文和北雜劇提供了豐富的題材。戲曲中的自報家門、下場詩、插科打諢、以敍述來描繪戰爭場面、描繪人物和景色時使用駢儷文體、劇尾的題目正名等等都留有説話的痕跡。

初期的藝術特色

宋、元的説話伎藝，雖有“四家”之別，在藝術上最有成就、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是講史和小説。講史是“講説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屬於長篇大書，多要依據史乘、參以野史傳説，在情節的穿插敷衍方面有一定的侷限。《都城紀勝》説：“最畏小説人，蓋小説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提破，《夢粱錄》做“捏合”。提破和捏合，是指小説家可以不受書史文傳的侷限，能夠集中地描寫一個故事，人物刻畫也顯得生動活潑。如小説《張子房慕道記》的情節描寫，比《前漢書平話》豐富充實得多；《史弘肇龍虎君臣會》的故事，在《五代史平話》裏只有淡淡的幾筆。而這兩篇小説既有自己的主題，又有生動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刻畫，極能引人入勝。

後期的藝術特色

小説的篇幅較講史為短，相當於現代的中篇，一個故事要分成若干回來演述。如話本《西山一窟鬼》裏説：“自家今日也説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蹺蹊作怪的小説。”這一話本在書面上只有6000字左右,可見在演述時必有大量的穿插敷衍，每回都留有懸念，方能吸引聽眾。這種穿插敷衍，要做到《小説開闢》所説:“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演得越久長。”這些都表現了説話藝人“隨意據事演説”的口頭創作的特色。只有具備豐富的社會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善於發揮想象虛構的能力，對紛繁複雜的故事情節能加以嚴密的組織，才能取得這樣的藝術效果。

説話伎藝注重詩、詞、賦讚的運用是受唐代的影響。魯迅説：“因為唐時很重詩，能詩者就是清品，而説話人想仰攀他們，所以話本中每多詩詞。”在演述正文之前，多用詩詞做為“入話”；正文中間也往往穿插一些詩詞，或作為引證，或作為描寫人物景色，或作為書中人物的吟詠。在描寫人物景色時，有時也用駢體的賦贊。有的話本在分段之處還以兩句詩做結，宋代習語稱為“按喝”，近於現代北方評書的“撥口”。正文的最後多用七言絕句收尾，有的則用四句話總括故事大意。

説話須憑口才，有的還要歌唱。宋代講史多用散説，而小説在初期是有唱詞的，如《刎頸鴛鴦會》《快嘴李翠蓮記》《張子房慕道記》等，唱詞或為説書人口吻的敍述體，或為書中人物語言的代言體。但至南宋以後，歌唱成分似漸稀少，所以《醉翁談錄》中敍述小説伎藝，只説“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可見書中的詩詞都只用唸誦了。

“使砌”也是説話中一項重要的特色。“砌”就是插科打諢，以語言滑稽為主，似也兼有動作（神態、手勢等）滑稽的涵義在內。説話的“使砌”，有諷刺譏笑反面人物的，如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在引入正文時説：“如今再説一個富家，……只為一點慳吝未除，便弄出非常大事，變做一段有笑聲的小説。”以下即有一段砌話。也有在故事之外穿插一些笑話的，如《醉翁談錄》收有“嘲戲綺語”一卷，即是供説話人選用的砌話。這種傳統一直還保留在現代評話藝術中。

胡士瑩：《話本小説概論》，中華書局,北京，1980。

陳汝衡：《説書史話》，作家出版社，北 京，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