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生態學

又稱語言生態學,《語言與邏輯辭典》將其定義為“在人種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這些領域中對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儘管生態語言學學科概念提出的時間不長,但生態語言觀的產生由來已久,生態文化思想一直滲透於語言學研究之中。歷史比較語言學家較早闡述了語言的有機性和語言發展的生態規律,19世紀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就認為所有的語言“都是有機體”,“語言是[人這一]有機生命體在感性和精神活動中的直接表現,所以語言也很自然地具有一切有機生命的本性。”他還認為,語言是人類生物能力的一部分,語言應視為人的天賦屬物。

19世紀的語言學家施萊歇爾認為“語言有機體”與自然有機體有諸多相似點,語言發展的規律跟生物的進化進程是一樣的,1863年他發表了《達爾文理論與語言學》一文,公開承認他的語言理論符合進化論的觀點。他還採用生物學對植物分類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的歷史親屬關係,畫出了印歐語系的譜系樹形圖,揭示出了語言體系中的生態規律。

20世紀5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提出了著名的“轉換生成語法”説,揭示了人語言能力生成的生理原理。他認為兒童天生有一種學習語言的能力,比如説是“語言習得機制”,認為“人腦的初始狀態應該包括人類一切語言共有的特點,可稱為普遍語法。”“普遍語法是一切人類語言必須有的原則、條件和規則系統,代表了人類語言最基本東西。”這一解釋語言能力生成的生理機理的學説影響深遠。

20世紀中後期英國倫敦語言學派代表者弗斯、韓禮德深入探討了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係,提出了“典型語言環境”這一新的語義理論,認為語言形式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環境的制約。這一學説可視為對生態學環境理論的借鑑。

在前人用生態語言觀認識語言的基礎上,當今眾多語言學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生態語言理論,使生態語言學日臻成熟。近年克里奧爾語研究專家Muhlhausler、丹麥語言學者ToveSkutnabb-Kangas、RobertPhillipson、奧地利語言學者Fill、日本語言學者宮岡伯人、我國語言學者劉海濤等人發表的系列著述充實、完善了生態語言學的理論體系。

生態語言學研究有三個熱點問題：

其一,語言的多樣性問題,眾多學者對語言的多樣性是語言作為人類知識和經驗存儲器的基本條件這一點已形成共識。

其二,保護瀕危語言、“弱語言”問題,2003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舉行了關於瀕危語言問題的專家會議,國際著名語言學家DavidCrystal做了題為CrossingtheGreatDivide:LanguageEndengermentandPublicAwereness的主題報告,一些語言學家還提出了拯救瀕危語言的具體方略。

其三,語言人權問題,一些語言學家提出了反對“語言帝國主義”、“語言謀殺”,維護語言人權的理念,並討論了與之相關的多語教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