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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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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少聯(1917年—2003年 [4]  ),男,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少將軍銜。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五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2]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十五軍第二二四團衞生隊看護長,紅二十六軍第七十八師三十二團衞生隊隊長,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衞生部部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衞生部醫生、醫務科科長,模範醫院、白求恩醫院院長,太行軍區第三軍分區衞生處處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軍區第六縱隊衞生部部長兼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三兵團衞生部副部長兼十二軍衞生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軍委衞生部幹部處處長,總後勤部衞生部醫療局局長、獸醫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後勤部衞生部部長,海軍後勤部顧問。一九六一年晉升為少將軍銜。 [1] 
中文名
詹少聯
籍    貫
湖北紅安
出生日期
1917年
逝世日期
2003年
性    別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目錄

詹少聯人物生平

1917年農曆正月初四,詹少聯出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二程區一個貧窮家庭。詹少聯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他從小跟祖母相依為命。1927年11月,黃安、麻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黃麻起義。起義後,年僅10歲的詹少聯被選為鄉兒童團團長。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起義部隊最後被迫放棄縣城,轉移到黃陂縣木蘭山打游擊。兒童團也被解散。
1930年秋,詹少聯參加紅軍,被分到紅二十五軍第十一師三十二團一營當了一名傳令兵。1931年8月,詹少聯隨部隊南下作戰。這個時間,他已由傳令兵改成了勤務兵,整天圍着營領導轉。由於勞累加上氣候原因,詹少聯病了。領導見他病得很重,決定把他送到條件比較好的後方治療。部隊初到新區,又值炎熱多雨季節,病號很多,一副擔架抬着他,從長江之濱一直送到黃安根據地。沒想到,這次住院竟改變了詹少聯的人生命運。黃安大塘灣五分院院長吳子南看中了這個聰明伶俐的小戰士,決定留下他當看護。吳子南派人去跟詹少聯説,詹少聯還沒有聽完就搖頭拒絕。他的理想是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可不是到後方當看護,幾次談話都被他頂了回去。見別人説服不了他,吳子南決定親自出馬。他對詹少聯説:“你可是個團員啊,團員要絕對服從組織的安排。革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工作分工不同。”架不住吳子南的軟硬兼施,詹少聯只好答應留下。從此,他成了一名看護。
但是,詹少聯一直想到部隊當一名指揮員。在等待中,機會終於來了。1933年底,鄂東北遊擊司令部根據詹少聯的經歷和表現,下令調他到司令部特務連任指導員。聽到這個消息,詹少聯異常興奮。沒想到吳子南不幹了,找到首長説:“部隊需要骨幹,但衞生骨幹更寶貴。”在吳子南的堅持下,最後司令部妥協了。吳子南怕夜長夢多,趕緊任命他為第二二四團衞生隊看護長。
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開始了長征。長征開始時,紅二十五軍撤銷了師一級組織,軍直轄三個步兵團、一個手槍團,共2900餘人。詹少聯此時任二二四團衞生隊看護長。紅軍越過平漢線,在桐柏山區衝破敵重兵圍堵,進入陝南,創建了鄂豫陝遊擊根據地。這時,由於二二四團撤編,詹少聯調任二二三團看護長。不久,軍醫院錢信忠院長決定由詹少聯任醫務主任。聽説讓自己當主任,詹少聯堅決不幹,幾位領導都來做工作。面對這種情況,詹少聯急得流下了眼淚:醫務主任和看護長完全是兩回事,醫務主任必須懂醫術,自己沒有文化更沒有學過醫,幹技術工作實在太困難了。他心裏很清楚,自己業務知識少得可憐。沒有技術,一個團的醫務主任,對他來説是一副難以挑起的重擔。領導也急了,就對他説:組織上信任你,你就不要推辭了,醫術不懂可以慢慢學,誰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會的。領導既然這樣説了,詹少聯也只好接受。
到軍團衞生部學習不久,“死也不回去”的詹少聯被徐海東説服返回部隊搶救傷員
1935年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8歲的詹少聯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這時,紅二十五軍同陝甘紅軍合編成為紅十五軍團。軍團政治部決定調他到二二三團任營政委。軍團衞生部部長錢信忠得知後,出面擋駕,政治部最終向衞生部作了讓步。不久,軍團衞生部調詹少聯到紅七十八師任衞生部部長。
此時,詹少聯做衞生工作已有三四年時間了,除了實際工作的鍛鍊,業務知識方面的唯一資本,就是從一本《實用藥物學》上記下的一些藥名。
直羅鎮戰役後,部隊組織醫護人員到軍團衞生部學習。詹少聯得知後,立即提出申請,請求到軍團衞生部學習。這次的請求被順利批准。不久,紅軍開始東征,詹少聯隨十五軍團到達山西。在石樓雙池鎮休整時,錢信忠告訴他,師長、政委要他回去,因為師裏傷員太多,他不能在軍團衞生部學習了。詹少聯急得哭了,索性耍起了小孩子脾氣:“我死也不回去!”錢信忠拿他沒辦法,請軍團長徐海東出面説服。看來沒有任何餘地,詹少聯只好又回到七十八師。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通過錢信忠的努力,詹少聯終於乘部隊整編的機會被批准入衞生學校學習。誰知總衞生部姜齊賢部長對他説:“部隊要馬上開赴山西抗日前線,衞校十三期學員全部解散,返回原部隊出征。你現在不能入學,到一二九師去工作。”
此後,在整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由於工作繁忙,詹少聯始終沒能入校接受系統醫學教育。
1937年底,一二九師挺進太行山,開始了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艱苦工作。錢信忠部長決定籌辦軍醫訓練隊。在挑選人員辦班時,他一下子就想起了詹少聯,並找來詹少聯説明情況。詹少聯一聽辦班學習很高興,很快到榆社縣城通過商務印書館石印了《臨症秘典》,動員在縣城開業的四個醫生參軍。教員有了,教材有了,各部隊調來的幾名學員也集中起來,醫訓隊立即開課。詹少聯是這個訓練隊的負責人,也是一名學員。這個班辦了8個月的時間,因部隊急需衞生幹部,學員們便結束學業重返自己的崗位。這次學習,成了詹少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學習機會。
攻克腹部手術難關,從詹少聯手術刀下走出一位空軍司令員
通過學習和工作實踐鍛鍊,詹少聯不僅成為一名優秀的衞生領導幹部,而且在醫療技術特別是在戰傷外科方面,成為有名的“一把刀”。不過,詹少聯清醒地意識到,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沒有經過系統學習,只是戰爭的需要把自己逼上了手術枱。這其中,有一件事特別讓他痛心。
抗戰時期,詹少聯任太行軍區第三軍分區衞生處處長兼白求恩醫院院長時,洪都戰鬥中有100多名傷員入院接受治療。100多名傷員絕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療,剩下三個腹部受重傷的傷員,詹少聯束手無策。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醫院裏,詹少聯心裏像刀絞一樣難受。從此,他下決心攻克腹部手術難關。沒有參考書籍和資料,找不到能夠請教的老師,沒有腹部手術的器械、材料,完全靠自己揣摩。他從屍體解剖中掌握了人體胸腹部生理解剖知識;用米袋、狗腸、豬腸練習腸部吻合術,自己設計製作器械,選擇代用材料。在鑽研技術的同時,對傷員的早期處理、輸送和護理等方面都作了細緻的設想,並對衞生工作人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金鄉、魚台戰役中,詹少聯成功地做了好幾例腹部受傷手術。在這些傷員中,最嚴重的要數20世紀70年代曾任空軍司令員的馬寧。那天,詹少聯剛給一個腹部受傷的戰士做完手術,感到雙臂痠疼,兩腿發麻。他看了看剛剛抬進來的、腹部已經穿孔的第五十團副團長馬寧,輕輕地嘆了口氣,決定親自為馬寧做手術。他將馬寧的腹部打開,裏面的情形讓在場的人大吃一驚:腸子被打穿15個洞,腹腔內充滿了鮮血、食物和蛔蟲,肚子鼓得很大:脈搏很弱,處於高度休克狀態。詹少聯小心地把腸子拿出來,用紗布清洗裏面的鮮血和污物,然後將擊穿的腸子一段一段地對接起來進行縫補。腸壁處縫了四層,腸子打斷處經過縫合連接短了近一尺,最後才將腸子全部塞進去。整個手術做了5個小時。手術下來,詹少聯身心交瘁,幾近崩潰。馬寧被抬進病房休息,當他甦醒過來時,一種滾滾而來的感情像波濤似的撞擊着他的心扉。一種對於生命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嚮往襲上他的心頭,他流淚了。
戰鬥仍在進行,部隊經常移動。馬寧手術後的當天晚上,便跟着部隊轉移。第二天上午到了一個村莊,馬寧被安排在一個農民家中。詹少聯見馬寧身體虛弱,便叫管理科用錢買來人奶摻和小米湯餵給他喝。腹部手術的傷員最需要安靜休養及良好的護理,過去由於術後即送後方醫院,轉院使他們的生命受到極大的威脅,不少同志在轉院途中犧牲了。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詹少聯建議:把腹部手術後的傷員留在本部治療,直到生命得到保障後再轉院。這個建議被採納了,馬寧和其他26名重傷員留在金鄉。魚台戰役中,腹部中彈的傷員留在本部治療,都脱離了危險。
脱離危險的馬寧和其他26名傷員,懷着無限的感激和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縱隊衞生部,被送往後方醫院。走之前,馬寧將自己騎的一匹心愛的馬送給了詹少聯。經過十幾天的行軍,這批傷員被送到山東館陶附近一所後方醫院。入院後,馬寧經過一個月時間的休養,能夠直立行走了。
戰鬥打響後卻收到手術隊前移的命令,詹少聯堅決不執行:“要殺頭殺我一個人的!”
1942年,日軍對太行、太嶽和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瘋狂的“掃蕩”。敵人為摧毀八路軍總部和一二九師領導機關,對太行山根據地實行“三光”政策。詹少聯和他領導的白求恩醫院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醫院對付“掃蕩”的辦法,就是利用高山密林、水溝山洞等地形地貌,和敵人“捉迷藏”。這次“掃蕩”,日軍稱之為“鐵壁合圍”,持續的時間很長。白天,醫院工作人員一般以三人為一組,到山裏隱蔽。夜間,敵人退下山後,各系統彙總情況,研究第二天鬥爭方案,同時給傷員送水,搶救危重傷病員。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醫院工作人員不僅要做治療工作,保證傷病員的生活,而且要隱蔽自己,隨時準備戰鬥和犧牲。
在一次會議上,詹少聯説:“全體工作人員要與傷病員同生死共患難,不管遇到什麼情況和危險,絕對不允許丟開傷員。一個小組中,如果有人意志動搖,背叛革命,其他兩人有權對他執行戰場紀律。”根據當時的情況,詹少聯把零散的戰鬥人員組織起來,集中力量同敵人周旋。這一方法很有效,搞得敵人很無奈。敵人地形不熟,裝備在山區展開困難,進山越久越感疲勞,始終沒有辦法消滅這所後方醫院。
邢紹堂原是國民革命軍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當時是八路軍一二九師高級參議。他因病在白求恩醫院住院,同醫院一起行動。他十分佩服白求恩醫院在反“掃蕩”中出色的組織工作。他問醫院政委:“你們那位院長懂軍事,能打仗,又是醫生,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政委笑了,卻又故作認真地回答:“炕大。”邢參議更為迷惑不解,問:“抗大還培養醫生?”政委哈哈大笑:“他呀,沒有念過書。我們説的‘炕大’,不是延安那個‘抗大’,而是‘炕上長大’!”
1946年9月,為消滅驕狂不可一世的國民黨整編第三師,晉冀魯豫野戰軍發起了大楊湖戰鬥,第六縱隊擔任主攻。一切已經部署停當,縱隊衞生部根據作戰命令在距前沿5公里處展開。戰鬥打響後,通信員突然送來一道命令,讓手術隊前移2。5公里。時任第六縱隊衞生部部長兼政委的詹少聯十分吃驚。他認為,這道命令是錯誤的。縱隊手術隊距前沿5公里並不算遠,傷員一個半小時最多兩個小時即可送到手術隊,而在這之前,傷員還可得到旅、團兩級衞生機構的救治。戰鬥已經打響,各級衞生機構均已展開,很快將開始緊張的工作。如果縱隊手術隊前移,收撤、轉移、再展開,需要3個小時,將會出現傷員救護的中斷和停頓。團、旅、縱隊三級救護實行階梯治療,戰鬥打響後突然改變縱隊手術隊位置,將會打亂正常程序,降低救護質量。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因此錯過寶貴的救護時間,天亮後不論戰鬥怎樣發展,大批傷員集中於距戰場2。5公里的縱隊衞生部轉移不及,必然會成為敵人飛機轟炸的目標,使傷員受二次傷。時間就是效率,時間就是生命。詹少聯明知戰場上拒絕執行命令是要殺頭的,但為了傷員的生命,決定自己來承擔這個風險。衞生部的其他領導同志不敢接受他的主張,一再勸他執行命令。
“那好吧,要走你們走,我一個人留下。我一個人不執行命令,要殺頭殺我一個人的!”詹少聯非常堅決。
這樣僵持下去不能解決問題,詹少聯立即備馬到司令部去。其他幾位醫院領導也跟他一起策馬前往。走進司令部的房子,他找到參謀長李達把情況説明後,李達收回了命令。詹少聯轉身上馬,一陣飛奔回到原地。經過一夜激烈戰鬥,六縱在其他部隊配合、協同下,全殲敵整編第三師。衞生部在原地緊張工作了兩天兩夜,使全部傷員都得到了妥善救治。
老當益壯,詹少聯晚年上書中央軍委,提出改革軍隊衞生部門領導體制
1949年6月,人民解放軍完成渡江戰役。此時詹少聯擔任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衞生部副部長兼第十二軍衞生部部長。6月初,二野在南京召開幹部會議,研究部署向西南進軍的問題。這時,中央軍委向二野發來電報,調詹少聯到北平中央軍委衞生部工作。到北平後,詹少聯先後任軍委衞生部幹部處處長,總後勤部衞生部醫療局局長,獸醫局局長兼黨委書記。1959年初,獸醫局併入總後衞生部。3月,詹少聯調任海軍衞生部部長。
海軍是編成和技術最複雜的一個軍種。對詹少聯來説,海軍衞生工作也是一項相當複雜的新課題。經過幾年的努力,到“文革”前,海軍衞生部在海軍多發病腰腿痛的防治、潛艇衞生保障、海軍航空兵衞生保障、水面艦艇衞生保障、快艇衞生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均走上了正軌,取得了經驗,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詹少聯從海軍衞生工作實際和發展的長遠目標出發,力主創辦海軍衞生學校,1960年即開學招生。同時,他十分重視海軍醫學研究所、海軍醫學系和海軍醫院的建設。
從1977年起,詹少聯開始着手寫自己的歷史回顧,寫出了30餘萬字。他統計了兩次世界大戰巨大的傷亡人數,及近200年來中外戰史上疾病對戰局產生決定性影響的10多個戰例,認為由於現代戰爭對人的素質要求提高,因此保證人員健康極為重要,並由此得出軍隊衞生部門的任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和艱鉅的結論。但是,當時軍隊衞生部門的領導體制,嚴重限制了衞生事業的發展和衞生工作任務的完成。他列舉實際工作中存在的種種矛盾,以及令人痛心的工作上的官僚主義、浪費、瞎指揮,説明這些現象造成了醫療工作的低效率、無效率以至負效率。問題很多,又長期得不到解決,或者説根本無法解決,根子就在於新中國成立以後改變了戰爭年代行之有效的司、政、供、衞體制。詹少聯還列舉了世界發達國家軍隊衞生部門的領導體制,它們都直屬國防部或總參謀部。以蘇軍為例,蘇軍衞生部除二戰結束至1953年這8年歸後勤司令部領導外,早期和1953年以後,一直直屬國防部。我軍20世紀50年代初片面學習蘇軍經驗,結果也改變了軍隊衞生部門的領導體制,實際上接受的是蘇軍體制建設上走過的一段彎路的經驗,我們繼承的是人家早已拋棄不用的體制。1980年3月,詹少聯向中央軍委上書《改革軍隊衞生部門領導體制的建議》,引起了鄧小平的重視,批示立即分送有關部門研究。
1969年6月,詹少聯因患胃癌做了胃切除手術。1974年5月,又因患肺癌做了手術。1975年1月患大葉性肺炎,經搶救脱離危險。1977年6月,又因膽結石進行手術治療。在將近10年與疾病的鬥爭中,詹少聯一直充滿樂觀和自信。 [3] 
參考資料